1942年夏，我母亲（杨慧卿）正在天津家中收拾行李，准备上路。我（文艺）当时五岁半，帮不上什么忙，最多也只是我妈叫我取这个那个小东西带走。
我二姐（文芳）和三姐（文芝），一个十四岁，一个十岁，也在准备自己的小箱子。在这之前，一个家中好友还托我妈同时带上他们的小女儿，好像姓路，和我二姐同学，她过来的时候也带了行李。只有我没自己的箱子，几件衣服全塞进了我妈的皮箱。
我们不是最早那儿批从沦陷区逃往重庆的，他们主要是军公教人员和家属，早已随着各个机关去了后方“陪都”。我父亲（张子奇）虽然也在政府工作，任职交通部天津电话局长，但是在平津沦陷之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这是因为电话局在英租界，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势力无法进入天津那些英法俄等国的租界，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电话局下室一间小屋，有一座与重庆联络的秘密电报台，只有我父亲和那位不定期前来收发密电的特务知道。我后来在想，大概他们仍在等候指示。
可是日本人知道，英国人也知道，只是在珍珠港之前，日本宪兵无法去英租界去查封电报台，逮捕那位收发密电的特务，而且英国还意识到他们没有权利逼我父亲。这片土地虽然是他们的租界，也不过是一个“租”的一块地。领土主权还属于中国，哪怕当时是在日本占领之下的领土。
后来在台北，我母亲才对我们说，一位英国领事找过我父亲，但也只是转达了日本人的要求，即关闭电报台，交出特务，我父亲的答复也很简单，只要英国放弃租界，还给中国，那租界也就自然成为日本占领区，日本宪兵可以任意查封抓人。
日本这时还没有以行动逼我父亲，只是暗示，后来改为利诱，他们请了一位已经投靠了日本的前国民政府官员，来劝说我爸出任天津伪政府市长，听我妈说，你爸把他骂了回去。
日本人相当清楚我父亲的背景，他们知道我爸当年参与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山西起义。后来又因为阎锡山在民国初年变成了一个军阀，又开始反阎，当时我父亲才十八岁，头上已经有了不知几百大洋的悬赏。这时，我祖父才筹了一笔钱，送我爸逃亡日本，一直无法回国，直到我父亲在早稻田大学毕业。
只有一次，他偷渡回到山西，娶了我妈，带回日本，一住十年，我大姐（文英）即生在东京。
我不记得父亲哪一年逃去了重庆，但应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我在天津法国学校上幼稚园，日本人发现我父亲跑了，就曾试图威胁我来逼我父亲。
这一场有惊无险的过程，我的印象比较深刻，但所谓之“惊”，也不是我在“惊”（懵懂无知真是福），而是父母在“惊“。
我在课室看到校长陪着我父亲一个属下在门口向老师招手。他们三人在外面谈了几句话，老师回来到我身边轻声说，“Paul，你需要现在就回家”。Paul是这家天主教小学一位修女给我取的名字，为的是她好念。
我就这样跟着我父亲的同事出校上车，刚离开法租界进入了当时天津人所谓的“中国地”，这可是具有相当讽刺性的称呼。“中国地“只是在日本占领下的几片天津市区，不属于任何一国租界，从来就是中国土地，只不过当时被日本占领。
在中国土地，他叫我向后看，说紧跟我们那辆车是日本宪兵，他们打算绑架你，可是日本宪兵并没有上来拦住我们，把我带走，而只是开到我们车旁，盯了我们几眼，等我们开进了英租界，他们也就掉头开走了，威胁绑架也只是发生过这么一次。
是这个明显的暗示，促使我父亲传话，要我妈带我们尽快离开。
可是为什么我这一代六个子女——我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为什么最后沦陷区只剩下了四十一岁的母亲和三个未成年孩子？
我大姐和姐夫张桐已经随他的单位去了重庆。我大哥（文华）也去了昆明上西南联大。我二哥（文壮）也在不久之前逃离了家庭，去了后方。
我不记得其他兄姐是什么时候去的后方，但是二哥出走之前，我倒是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好像是他出走之前两天，他带我和奶妈去天津“一品香”（“四品香”？）吃冰激凌。他给杨妈和自己买了两个蛋卷草莓，给我买了巧克力。
快吃完的时候，他取出一块大洋给了杨妈，说文艺喜欢吃巧克力和草莓冰激凌，有空买给他吃，然后补上一句，“你们吃，我先走了。”
二哥就真的跑掉了，没有告诉任何家人。只是在他逃走之后我们才发现，他还偷了我叔叔两百块大洋。
我后来回想这段往事，才意识到二哥最后那句“我先走了。”的双重含义，他像是在和我及杨妈告别。但是他又不只是从天津出走，我们是逃难，他是逃家。等我们到了重庆，才知道他已经考取了中国空军官校，也从政大退学。可是位于杭州笕桥的官校已被日军占领。我这才听说他马上就要去美国。当时国家没有能力训练空军。他们这一期，是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的美国空军官校毕业的。
珍珠港被偷袭之后，英美正式对日本宣战，八年抗战第五年，中国成为已在亚洲及太平洋战区展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当时号称“中美英苏”。之后半年，我们一行五人，去了后方。
可是我母亲也不是一无所知就带了四个小孩子上路。我们离开天津之前，不少先去了后方的亲朋好友，都有话传回来，不要带太多的法币（想来当时用的还是法币），只带了够路上吃住喝车费杂费的数额。带些银元，尽量把其他的钱，包括金条，都换成美金，而且缝在小孩子衣服里。我身上的衣裤就给缝了不知道多少美钞。
最重要的是，多带些布料，黑白色和藏青的阴丹士林，不同大小的针，轴线，剪刀，肥皂，等等。因为我们必定会走不少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乡野，到时候只能投靠有幸遇到的农家，求助吃住。给钱没有用，这些贫苦农村附近没有卖这些用品的店铺。
出门之前，我妈又一再嘱咐，路上如果有日本宪兵问起，就说我们是回山西老家。
我一直后悔长大之后没想到问起我们走的路线，经过住宿了哪个城市村镇。可是记得头一段路是坐火车去北平。
三个女孩坐在我和母亲对面，但是走道斜对面卡位是两个日本军官。年纪大的像是将军，他对面是个年轻军官，正在削水果，我没有怎么注意他们二人，吸引我的是将军身边靠窗立着的那把武士刀。
那个将军注意到了我一直在看他的刀，向我微笑招手，我起身走了过去，他示意坐在他身边，取刀给我看，我摸了下刀把和刀鞘，正要拔刀，他阻止了我，由他抽出一小截，我正要去摸，他又阻止了我，合上了刀，立在窗边。他说了一句日本话，年轻军官就削了一片给我，是片梨，我正在吃，看见我妈向我招手，我跟将军说我母亲要我回坐，老将军没听懂，对面坐的说了几句日文，老将军拍了下我的头，我起身回坐。
母亲一直没问我什么，只是用手绢擦了擦我的手，车过了一会儿停了，是个小站。两个日军起身下车，经过我们的时候，将军向我微笑，又向我母亲微微点头，我妈用日文回了他一句，将军有点意外，向我妈行了一个简单的军礼。他们，好像只有他们二人，下车之后，车就开了。这时我妈才问我说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说。我问她用日本话在讲什么，母亲说谢谢他给你吃片水果。
我们五人在北平车站换了一个月台上了一列不知道去哪里的火车，反正很挤，好在是起站，我母亲和姐姐先上去占了面对面两排座位。
去哪里我也不知道，问我妈，她说跟你讲了也白费。就这样，走走停停了好几个钟头，才在一个车站停住，像是一个不小的城市，上下的人很多。这时，月台上一些人在叫卖“德州烧鸡”，我妈说“有好吃的了”。她买了两支，说一支车开就吃，一支晚上旅馆吃。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鸡，我们五人一下子就全吃光了，刚写完上面两句，我开始觉得可笑。“从来”？一个五岁十岁小孩会有什么“从来”？我打算重写。可是又想，人生一世，任何一个年纪，从五岁到八十，都会有数不清的“初次”经验，从初尝德州烧鸡到初恋到初抱子孙，也就是说，每次“初次”都是你“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也正是靠这些一个又一个“初次”的累积，长大成人。
我一直怀念德州烧鸡，曾经问起几个北京上海的朋友，他们竟然没听说过，直到七十多岁之后，我在北京南下高速火车上，在济南稍停的时刻，才意外地买到一支。
那是2015年，我乘高速火车从北京去上海，想经验一下华北到江南的景观变化。结果，沿路是一个不起眼的城镇接另一个不起眼的城镇。偶尔会出现一片莫名其妙的空地。就景观来说，几乎没有一处会让人感到中国大地江山之美。只有在济南，有人上车售卖德州烧鸡，我感到惊讶，立刻买了一支，不过我没在火车上吃。
我去上海时探望以前在曼哈顿苏荷区两位老友，艺术家夏阳和搞电子平面设计的沈明琨。当天晚上，在沈家客厅，桌上有威士忌和冰块，我们撕着烧鸡，喝着威士忌。他们二人都是头一次吃，也都是第一次听说这是德州烧鸡，可是吃得过瘾，就烧鸡来说，这是他们的初次经验，且有威士忌相陪。他们二人也都七老八十了，倒是真的可以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
天开始暗了，火车又走了好几个钟头，停了几个站。最后在一个不是很大的车站停了，我母亲说这里下。我们五人出了站，上了三辆洋车（大概是洋车）。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城镇，只是感到什么都新奇。三辆车最后在条街上停住，我们下车走进一家旅馆，这是我第一次（又是“从来”）没有在北平天津家里过夜，也是第一次在一个陌生城市住进一个陌生旅店。我觉得新鲜极了。
后来迷上了武侠小说，每次读到任何侠客绿林，或任何走镖的，住进任何一个客栈，都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住进的那个陌生旅店。客栈不同，但是感觉和味道一样。
这家旅店好像没有自己的食堂，可是它旁边和对街开着两家饭庄。我妈就请茶房买了些馒头烙饼之类的擀面食，又给我们说，吃完早点上床，我们又开始吃烧鸡。
第二天一早，我妈交待我们，她要出去办事，叫我们不要出旅店，尤其关照我姐姐好好看住我，不要上街，又说她会再让茶房给我们买点吃的。
她下午很晚才回来，说明天一早上路。当天晚上，我们去对街饭庄好好吃了一顿。
我是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才开始回想一些当年的往事。可是我发现不是你想回忆过去任何一段往事，这个往事就会从过去呈现在你的脑中。我又发现，如果我连昨晚做的梦，醒来之后都难以捕捉，那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让我去追忆当年五岁时候在路上的一些印象，那与其说是追忆，不如说是在追寻。
不过，我还是有一些起码的索引作为起点，向我前面提到的后方传回来的话，其他也只能推测。我猜是我爸传话给我妈，安排好了路线，在哪里下车过夜，去找什么人安排下一程。
这是我长大之后才想到的，也许这就是我父亲逃走的路线，否则去西部后方不太会（至少我是这么想）先南下走山东，也许这么走的危险性较低，至少避开一些日军关卡，我这才想起，德州就在济南附近，当年头次吃德州烧鸡那一站，应该就是济南，是我2015年又买到烧鸡的同一站。
我还查了Google，从北平天津到重庆是1800公里，想来那个距离是直线里程，我们走的是旱路，一站一站迂回前进，我估计几个月之后终于抵达陪都的时候，就里程来说，可能走了两千五百多公里。
我同时又在想最重要的还是我爸信任我妈，我父母当时已经结婚二十多年，生了三男三女六个小孩，二人相互了解极深，这应该是为什么，当我家其他兄姐都已先后去了后方，我爸还是很放心的让我妈，四十刚出头，就带着四个未成年小孩殿后。
在小旅店住了两夜，第三天一早，我们胡乱吃了点东西，就带上行李出了旅店，上了一辆已在门口等我们的骡车。
（待续）
—— 完 ——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祖籍山西五台，1936年生于北京，长在台北，工读洛杉矶，任职联合国，退隐纽约，著作随缘。陈丹青称他为纽约蛀虫，他上世纪70年代到达纽约定居至今。
题图：电影《1942》海报，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