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从事戏剧导演和戏剧教学工作之外，也亲身在剧场观看过中外古今不同风格流派的许多剧目，在体会到戏剧艺术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来教育人的品行、感动人的情怀、启迪人的灵魂的同时，也时常对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某些评论文章细心品读，评论家们的批评亦褒亦贬、褒贬适宜，或毁誉分明、言之有理，凡此种种，倒也从中受到不少启发和知悟，自感也正是从阅读这些评论文章中，提高了对戏剧艺术美的欣赏层次。

可是近些年来，在看戏之余，不知不觉地对报刊杂志上有关戏剧评论的文章却变得越来越不愿意看了，随着现代媒介载体的飞速发展，有时一出剧目的上演，或者还未上演，评论文章就会在平面、立体媒介上铺天盖地而来，放眼观之，则大多为一色的褒扬赞誉，对于缺陷不足，最多是有几句蜻蜓点水的批评，加上“不容易”、“寄希望”等不咸不淡的几句而已。

如此现象的出现，无外乎三种情况所致：

一、“圈”内游戏规则之“捧与杀”

中国儒家文化从某种负面意义上看是论城府、讲机心、耍策略的，所谓“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是封建社会文人在人际交往中历练城府、圆滑处世的行为追求。用这句话来对照时下戏剧批评现状，倒觉得有两种现象可以解释：其一，关系一般的，因拘于“圈”内面子，特别是事先“打招呼”了，必然要察言观色，谨慎为之。对一部作品或对人的评论只能是说半句留半句，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能倾其真诚、真实而敷衍过场。其二，关系“铁”的，则是放开手脚大胆评述，用尽笔墨采撷华丽炫美辞藻，洋洋洒洒数千言，竭尽“吹捧”之能事。文章读来虽是美不胜收，却依然未见其一片真心诚意。“

圈”内的人互相捧来捧去，捧出了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共享局面。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从来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培根（英国）曾经说过：“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进言的信任”。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原则，其实与别人并不能保持真诚融洽的友好关系。这也正是对“圈子”戏剧批评状况的真实写照。

反之，对于“圈”外者的作品，则是无关痛痒地敷衍几句，或者以权威者态势横挑鼻子竖挑眼地一通杀威棒打上去。这种以个人情感好恶代替理性思辨的批评，也就更谈不上有理性的理论框架来支撑了。什么是健康的戏剧评论？标准固然不少，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够真诚、宽容、理性地对待与自己艺术主张不一样的戏剧实践。

二、“相轻”与“相重”之变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句话，是对历史上大多数封建文人的人格操行的定论。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下戏剧界（包括编剧、评论、导演、演员等）因为各种名目比赛的增多，获奖似乎成为判定一个人真实才能的最重要的标准。于是，在许多场合文人们的言谈乃至文章中就出现了“文人相重”的谦恭现象。今天我抬你获奖，明天你抬我出名，连篇累牍的套话、虚话，一时间看起来文人们“相重”了。然而我看这种“相重”，并非是当下一些知识分子（文人）对封建时代留存的“相轻”意识的反叛，也并非是一种追求时代精神的脱胎换骨，更谈不上是人格品位的高尚提炼。其实质则是一种因我所需而产生的由“轻”至“重”的实用性变异。封建文人尚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之说，而当今为一纸奖状折腰者又有多少？巴金先生在他的《探索者·作家》一文中写到：“他们坦率、朴素、真诚，毫无等级观念……”

何谓真诚？真诚即真实诚恳，真心实意，坦诚相待。曾国藩曾经给“诚”下过定义：“一念不生是谓诚”。故“诚”于中，必能形于外。真诚在内心就是纯净无染，表现于外就是真实不虚、率真自然。倘若我们今天的戏剧批评者都能做到这样，自然就会心怀坦荡、正直无私。

三、媒体的专业之“缺”与操守之“失”

一部作品的问世，从排练到上演都离不开媒体宣传报道和舆论支持。特别在多种媒体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大众出于对媒体宣传报道和评论的信赖，媒体口径的支持与否往往会直接导致一部作品的成功或是失败，这就引发了我们对于媒体宣传报道乃至评论是否真实的思考。有两点很值得大家注意：

其一，是媒体从业者的专业知识水平。据了解，现在很多媒体从事文艺（戏剧）的专门记者，其从业前所学专业根本就和戏剧艺术无关。当然，如果能谦虚好学、专业责任心强，也能通过一段实践后逐渐入行，甚至成为行内专家，如原北京晚报记者过士行，就是从见习记者开始涉足戏剧艺术进而成为国家话剧院的专职编剧。上海原新民晚报文艺版著名记者翁思再先生，在多年的工作中不断钻研而终成为京剧学者，并有多部剧作上演，多部论著出版。但此类情况毕竟是凤毛麟角，在年轻一代“娱记”中鲜有人能做到。

我要说的是还有一部分媒体工作者，从业时间不长，对于戏剧艺术基本属于“门外汉”，但却因其工作太忙，认真地从头至尾观看一出戏的演出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极大的困难，我多次见到一些记者进剧场后拿着说明书看个十分、八分钟，便匆匆离退，第二天评论文章便见诸报端。此类文章字里行间充满对任何剧目都适用的套话、虚话却无半点实在话，更无一点专业的话。更有甚者，为图省事，竟让演出单位或作者、导演、演员自己撰写，然后记者署名发表，这样的“评论”实际上成了王婆卖瓜，如何能使观者去体味到一部作品的真实艺术价值？我们知道，对于戏剧艺术作品的品评要用心去感受，才会是最真实的。因为，没有找到真实，就不知道什么是真实，只能追求虚妄的表面的现象。

其二，关于职业操守。长期来医生收红包引来媒体的口诛笔伐和社会公众的声讨，而如今记者收红包写文章也成了公开的秘密。资料显示，送红包和收红包，是华人长久的传统习俗。红包原先是出自于中国人礼尚往来的一种正常人际关系，是体现长幼亲朋和谐相处的友好情结。过去几百年以迄于今，红包往来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以这个意义居多，久之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中国“红包文化”现象。

本来，红包往来纯粹出于真心诚意，绝无交易污垢。可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送礼的风气漫延，红包逐渐变味，从原先的庆贺压岁延伸到求助、致谢；范围也从自家、亲友延伸到许多行业。送红包也渐渐有了“行情”。在一些媒体工作者的“评论”工作中，红包的厚薄决定文章的长短和时效，决定了评论的褒扬档次，也决定了在何等级别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陋规。授受中不但心照不宣，而且“论斤计量”、“按质议价”。如此，红包也就赤裸裸抛开红纸袋面纱，而充满了贿赂的色彩，变成了一种交易。

真诚是一种品格的外显，真实是一种客观的理性。少了真诚必然导致真实的

缺失，真实的缺失必然导致虚妄。当今新媒体的迅速兴起，传播的便捷与受众广泛是其最大特点。因此，也就更需要我们在进行戏剧批评时去除一些理论名词浮华漂亮的堆砌，而坚持批评者的真诚和鲜明独到的艺术见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强化专业学术理论上的审慎和职业操守的规范，唯如此，才能为我们的戏剧评论和戏剧批评创造出一个健康、良性发展的环境。（作者：陈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