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女性议题从前至今都是复杂的。对于我们而言，也许更难的一点在于，我们尚处于一个不够好的讨论空间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基础去更好地讨论相关议题。何况在信息碎片化时代的夹击下，思考很容易流于情绪，人们轻易发声，却未必真的足够深入思考。

面对性别议题，大众极易产生偏见，知识界从来不鼓励以偏见去刺激偏见，几十年来，许多卓越的学者，持续地对这一议题思考，并试图改变某些困境，其中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大概就是法国哲学家与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

让我们将时间倒回至1949年——一个全世界女性意识觉醒的“黄金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女性俨然已经意识到要跳脱自身性别的束缚，进入她们此前不太可能会进入的世界之中。那一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四十一岁，博学、思辨、富有勇气，并依然美丽。同样是那一年，她写完了《第二性》，并由此享誉世界。

在这样一部六十余万字的“大部头”里，西蒙娜·德·波伏瓦耐心又极富洞见地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探索关于女性的存在，剖析女人变成“他者”的原因，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梳理，深刻地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的女性命运。

在《第二性》出版之时，波伏瓦曾乐观地表示：“希望这本书能尽快过时，女性的处境能好起来，不再是第二性。”时至今日，《第二性》仍被视作思考女性议题的必读书目，但波伏瓦也许过于乐观了。距离《第二性》出版已经过去快七十年，对中文读者而言，波伏瓦书中观察到的现象和已提出的问题，眼下看来，似乎依然尖锐和适时。

波伏瓦曾在《第二性》里谈论女性的分娩——“她们是坚忍的、忍让的、苛求的、威严的、反抗的、迟钝的、紧张的” 一句，真实地体现了女性这一身份在不得不承担其生理职责时的某些精神状态，这些状态一直在被强调，却似乎一直都在被忽视。今天，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录了《第二性》书中讨论女性生育的章节，以期为读者带来不同的思考面向。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六十多年前敢于正视一切”性别偏见“，以理智、正面强攻方式所发出的声音，即使再过去六十年或许依然有其价值。

《分娩》

文 | 西蒙娜·德·波伏瓦   译 | 郑克鲁

从传统来说，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但是单单作为一个妻子，她仍不被社会认为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作为母亲，她才能在社会方面完成自我实现；因此，正是通过孩子，婚姻制度具有它的意义，达到它的目的。

分娩根据不同情况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母亲既希望保住肚子里的小宝宝，这是她的自我宝贵的一部分，又希望摆脱一个阻碍；她想将梦想最终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她害怕这个实体即将产生新的责任：前者或后者都可能占上风，但她往往被分裂开来。

她也常常不是以坚定的决心接近这令人焦虑的折磨：她想自我证明，并向周围的人——她的母亲，她的丈夫——证明，她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克服这折磨；可是，与此同时，她由于加诸体内的痛苦而埋怨世界、生活和亲人，为了抗议，她采取了消极的行动。一般说来，在这种危机中，她们表达了对一般而言的世界和对特殊而言的母性的深刻态度：她们是坚忍的、忍让的、苛求的、威严的、反抗的、迟钝的、紧张的……这些心理状况对分娩的持续时间和困难程度有巨大影响（当然，分娩也取决于纯粹生理的因素）。意味深长的是，女人通常需要帮助，以便完成自然注定给予她的职能；有些风俗粗犷的农妇和感到羞耻的未婚母亲是自己分娩的：但是，她们的孤立无援常常导致孩子死亡，或者给母亲带来无法治愈的疾病。在女人完全实现女性命运的时刻，她仍然是附属的：这也证明了，在人类这个物种中，自然与人为永远区分不开。

女性利益和物种利益之间的冲突自然非常尖锐，它往往导致母亲的死亡或者孩子的死亡：正是医学和外科的人为干预大大减少了——甚至几乎消灭了——从前那么频繁的事故。麻醉方法正在推翻《圣经》的断言：“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麻醉方法在美国广泛运用，现在开始在法国推广；一九四九年三月，一道法令刚刚在英国使麻醉方法成为强制性的。

很难知道麻醉方法能给女人免去的痛苦究竟有多大。分娩有时要持续二十四小时以上，有时两三个小时就结束，这个事实不能一概而论。对某些女人来说，生育是一场苦难。伊莎多拉·邓肯的情况就是这样：她在焦虑中经历怀孕，无疑心理抵抗进一步加剧了分娩的痛苦；她写道：“无论人们如何描述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任何生过孩子的女人都不会对它感到恐惧。这是一种比较的说法。这个看不见的残忍的神灵毫不休歇，毫不停止，毫无怜悯地把我抓在它的爪子中，撕裂我的骨头和神经。据说这样的痛苦很快就会忘掉。我能回答的是，只要我闭上眼睛，就会重新听到我的叫声和呻吟声。”相反，某些女人认为这是一种相对容易忍受的折磨。有的女人说，生育时感受到一种创造力的印象；她们确实完成了一件自愿的、有创造性的工作；相反，许多女人感觉到自己是被动的，是一个受苦受折磨的工具。

男人依据乐观的自然哲学，很容易忍受她的苦难：这是她的命运；《圣经》的诅咒让他们更坚信这种简便的观点。怀孕的痛苦——这种强加给女人的沉重代价，换取的是短暂的不确定的快感——甚至成为许多玩笑的话柄。“五分钟的快感： 九个月的苦难……进去容易出来难。”这个对比往往使他们快活。男人接受这种虐待狂的哲学： 许多男人对女人的痛苦感到高兴，对缓解它的想法很反感。比如，有的人认为，分娩的痛苦对于母性本能的显现是必要的：在麻醉状态中生仔的母鹿会离开小鹿。提出的这种事实的真实性大可怀疑，无论如何，女人不是母鹿。事实是，有些男人对女性的负担减轻感到愤怒。

而某些反女性主义者以自然和《圣经》的名义，对人们企图消灭生育的痛苦感到愤慨，痛苦似乎是母性“本能”的来源之一。海伦妮·多伊奇似乎受到这种见解的诱惑；她说，当母亲没有感到分娩的痛苦时，别人把孩子捧给她看，她不会从内心深处承认孩子是她的；然而，她承认，空虚感和陌生感也可在经历痛苦的产妇中看到；她在全书中认为，母爱是一种感情，一种有意识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本能；它不一定与怀孕联结起来；据她看来，女人可以用母爱去爱一个过继的孩子，她的丈夫前妻的孩子，等等。这种矛盾显然来自她把女人看成注定的受虐狂，她的论断引导她高度评价女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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