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对电影导演张杨来说是颇具纪念意义的一年。在6月和8月，他的新作《冈仁波齐》跟《皮绳上的魂》先后上映，前者累计票房接近1亿元，刷新了此前中国文艺片的票房纪录。有媒体称：“50岁的张杨，这次终于站着把钱赚了。”

在此之前，张杨已经有过不少作品，《爱情麻辣烫》《昨天》等作品获奖无数。他对公路片情有独钟，希望做出“中国式的故事，中国式的人物，中国式的公路特点”，他先后拍摄了《落叶归根》《无人驾驶》和《飞越老人院》，却始终拍不出自己理想的效果。2009年，电影《无人驾驶》票房不足2000万元，是他至今唯一一部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的作品。导演圈中流行着“亿元俱乐部”的说法，将票房是否过亿作为评判导演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他也从《无人驾驶》开始反思自己的电影道路——商业片和艺术片往往背道而驰的，商业的本质是追求利润，而艺术往往指向更加个人化、极端化、实验性的东西——多年以来，自己总是习惯性地向商业化妥协，步步倒退，“虽然还没有到丧失底线的程度，但其实已经不知不觉中丧失了自我。”

当他摒除了票房、名声、评奖等因素的干扰，“公路片”和“西藏”很自然地浮现在脑海当中——前者是他偏爱的表达形式，后者是他二十多年来魂牵梦绕的精神原乡。他用一年时间待在西藏，完成了《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的拍摄。在新书《通往冈仁波齐的路》中，这位导演详细地记录了这一年的拍摄过程和心得体悟，带领读者和观众一起踏上了藏区的朝圣之旅。

辗转高原一年，寻找创作初心

张杨1991年初次进藏，那时候就想拍摄西藏的风土人情。这一计划从萌芽到开花经过了20多年的酝酿，终于在2014年得以实现——这一年是藏历马年，是神山冈仁波齐的本命年。在这一年，他一边拍电影，一边试图“寻找自身生命与电影的关系，思考如何形成属于自己的电影语言系统、如何解决创作中的焦虑与自我认同”。

《冈仁波齐》刚开拍时，张杨没有剧本，只有一个大致的构想：首先要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她）可能会死在路上；要有个孕妇，她的小孩会在路上出生；还要有个屠夫，因为杀生过多想通过朝圣赎罪；要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这样会增加很多趣味性和不确定性；有孩子就要有他（她）的父母；还要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可能是个小流氓，也可能就是一个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一路上他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还要有一个50来岁的男人，性格成熟稳健，他是整个朝圣队伍的头领，类似于一位掌舵者。

带着这样的设想，他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拍摄过程，摒弃了那些驾轻就熟的实用技巧，回到最初拍电影时的状态。在影院屏幕上，观众看到的是12位素人演员行走了2500公里，一路转山磕长头，完成了朝拜圣山冈仁波齐的心愿。电影采用了接近人眼视阈范围的画幅比例，最大限度地使用长镜头、固定镜头，保留人物原声，形成了类似纪录片一般的平实和朴拙。

拍摄完《冈仁波齐》之后，《皮绳上的魂》也被提上了日程。这部电影改编自藏族作家扎西达瓦的两部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张杨将两部文学作品揉成一个剧本。小说原作侧重于展现西藏面临现代性的困境，电影则去除了体现时代性的部分，将它整合改编成了一个有关寻找与救赎的故事。

不同于《冈仁波齐》的平实记录，他在《皮绳上的魂》中展开了极端艺术化的探索，试图用四重交织的时空，串联起塔贝护送天珠、年轻兄弟找塔贝复仇、作家追寻自己笔下的塔贝等多个情节，突破了一般公路片的线性叙事结构，勾连起一部包含复仇、救赎与责任的高原心灵史。张杨带领着130人的团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取景拍摄，先后转战了8个相距很远的地点，才最终打造出了如《中国地理杂志》照片一般的壮阔藏区图景。

在影片的结尾，作家终于在掌纹地见到了垂死的塔贝，他百感交集道：“塔贝，我终于找到你了。”张杨解释说：“塔贝是作家笔下的人物，作家找到塔贝也就是找到了自己。他见到塔贝随身携带的天珠，也是作家生命里的使命和羁绊。同样的，作家又是导演的投射，我这么辛苦地去拍摄和寻找，也是为了找到自我，找到创作的初心。”

以藏地生活唤醒焦虑的都市灵魂

在《冈仁波齐》中，用大量的日常经验制造了代入感。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雷建军认为，这部电影不同于常规商业电影的过度“戏剧化”，用日常转山的故事，创造了影像与观众之间的张力。这种“真实”的呈现很容易让人入戏，构建起观众与影片的联结，联想自己的“日常”与“朝圣”、“转山”之间的相关性。

的确，影片中的四季轮回、生老病死是所有人一生的缩影，他们在转山途中遭遇的种种意外也恰恰呼应了观众的人生体验。在影片中，几个年轻人在车辆出现事故后将车推到了路边，出人意料的是，他们迅速返回推车的起点，补回错过的长头；当19岁的思朗卓嘎在途中生下儿子后，她没有坐进卡车休息调养，而是继续随大部队磕着长头；车子抛锚时，几个藏族小伙子拖着车子唱着歌：“我往山上一步一步走/雪往下一点一点下/我和雪约定的地方/想起了我的母亲/我们都是同一个母亲/但我们命运却不一样/命好的做了喇嘛/我的命不好去了远方。”婉转凄美的旋律响起，几个青年的面部表情淡然平静，或许也观众看到了面对不公命运时的一种不焦虑、不怨念、不放弃的可能。

两部电影拍摄完成后，张杨在接受北京电影学院副研究员李彬采访时说，他很看重“在路上”的概念，因为它指向自我寻找的过程。他把自己拍摄电影看做是对电影的朝圣，同时希望唤醒更多人内心的信仰：“信仰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得修行，天天到一闭关洞里。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拿出一段时间来去做真正的自修，这确实对个体的内在是有好处的。”

在《皮绳上的魂》中，导演借用了更多神话、宗教、民族元素，但探讨的主题依然是寻找自我。在电影接近尾声的部分，濒临疯狂的作家遇到了在洞内修行的扎托活佛，作家说：“我知道这不是结尾，可我就是找不到结尾。这一路上，我以为我真正走进了自己的小说里，可他们都把我当成疯子。”活佛答曰：“你以为你虚构的小说很真实，可你怎么能确信，你、我、万物众生，不是被另一个更高的神虚构出来的？不要追求、不要寻找，在祈祷中领悟，在领悟中获得幻象，在纵横交错的掌纹地里，只有一条路是通往人间净土的存在之路。”

对张杨而言，这番对话堪称“题眼”，它解释了《皮绳上的魂》意图表达的核心——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焦虑需要处理，都有责任需要完成。当你手持“天珠”踏上旅程后，需要不断跟自己对话，保持生命的纯粹，倾听内心的声音。

张杨并不信奉任何宗教，给自己的两部电影定名为“Paths of soul”（心路）和“Soul on a String”（绳上之魂），意在用一种有距离感的藏地生活唤醒焦虑之中的都市灵魂。在两部影片的结尾，清脆的手板敲击声仿佛还未停止，作家与牧羊女琼还要深入掌纹地护送天珠，而每一个观影者也要继续与生活缠斗，用属于自己的仪式感，追寻属于自己的答案。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