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达尔文

编辑 | 梅子黎

2005湖南卫视推出《超级女声》引发全民狂欢后，选秀类节目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破土而出并野蛮生长。通过草根选秀这一基本逻辑，央视以及各大卫视纷纷推出各种内容、形式的选秀节目。

尽管由于总局调控一度遭遇滑坡，在《中国达人秀》之后，模式成为选秀节目再次崛起的关键。而今夏网络与直播又继续为选秀节目注入新元素。本期娱志稿件梳理中国电视选秀这14年，深度解析其中的发展趋势与内在脉络。

选秀初上路2004：《超级女声》引爆全民，缔造大众电视选秀神话

长期以来，大众媒体更多地将镁光灯投向星光闪耀的领军人物或权威人士，殊不知放眼大众文化这个汪洋大海，诸“星”们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真正构成此文化之海的却是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大众文化个体——“粉丝”。用全国海选的形式，专家评委、大众评审和观众相结合的“三足鼎立”的评选机制，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将“粉丝”因子注入大众文化，“超女”这个襁褓中的婴儿，一诞生就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当成千上万的被忽略多时的“粉丝”重新回到大众文化的血液之时，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超级女声现象”。

在2004年至2005年，这档娱乐节目成为电视娱乐节目极具典型的代表：全国15万多人直接走进“超级女声”的海选现场，45万人参与票决，900万手机短信投票，4亿多人收看。而这股电综时代以来超强威力的娱乐台风并没有因“众神狂欢”式的总决赛而迅速散退，而是以它不可估量的影响，继续掀起“后超级女声”的浪潮。

一批从《超级女声》舞台获得关注的“超女”们，在“后超女”时代依然保持着“偶像”的本色，继续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以李宇春为例，2005年10月，她成为赛事结束后第一位与唱片公司正式签约的“超女”，并参加了两部电视剧的拍摄，频频代言广告，值得一提的是，在2005年10月3日她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并被认为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所带来的震撼已经超过了自身，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新偶像”。

扮演“幕后推手”的天娱公司与脱颖而出的“超女”们签约，并负责她们未来的发展。短短的几个月内，“超女”们完成了从“平民”到“英雄”的蜕变，开始跻身于大牌明星的行列，“粉丝”一词迅速燃爆民众，“超女”的口号“想唱就唱，我最闪亮”则让节目成为普通人的狂欢，人们只需要一个麦克风就可以在电视上展现自己，谁都可以迅速成名，它在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生活中持续掀起阵阵文化浪潮，成为折射当时青年文化最为典型的模板。

加速冲档阶段：紧攥“草根”语法，选秀节目蜂拥而至

《超级女声》的爆红直接引发了2004-2010阶段的“全民选秀”时代，各大卫视都在湖南卫视打造的“超女”中理出一套逻辑并为我所用，摒弃“精英”拥护“草根”的偶像构建模式里，主动权已经降临到“粉丝”。央视推出旨在“为中国打造一档自己的平民选秀参与节目，推出自己的平民偶像”的《梦想中国》、以“百姓自娱自乐”为宗旨，为大众提供展示才艺舞台的《星光大道》，东方卫视先后推出《我型我Show》、《加油！好男儿》培养出一批现在仍然当红的偶像明星。此外，北京卫视《红楼梦中人》，重庆卫视《第一次心动》，将选秀的内容转向演员。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麦霸英雄会》、《非同凡响》，音乐选秀类节目在为当代流行乐坛输送不少新生代歌手，而他们也以“个性的张扬”吸引自己的“粉丝团”，杨宗纬、陈楚生、何洁等等都因电视选秀节目一炮而红。

然而强大的“草根”语法让选秀逐渐变味。在比赛中，观众对自己喜爱的比赛选手产生心理认同进而产生“代替满足”感，仿佛选手晋级就如同自己达到成功，观众达到了某种自我确认，始终处在选秀节目“场”的气氛中；而在看遍吸引粉丝便能一夜爆红的诸多“草根成长案例”之后，选手们与粉丝之间微妙的博弈中选手往往作为妥协方——从最开始“不是我们要听什么，春春（李宇春）就唱什么；而是春春唱什么，我们就听什么！”的粉丝追随话语渐趋转为以粉丝需求为导向的“我的粉丝喜欢什么，我就怎么做”的乖孩子偶像形象。

随着真人选秀节目的快速发展，不少节目为吸睛趋向庸俗低俗，甚至屡屡传出买票、拉票的丑闻，节目组黑幕的报道频出，为此，广电总局曾出台不得采用场外投票、规定选秀节目比赛时间限定75天之内、上星频道的选秀节目不得超过三个等一系列调控措施，真人选秀节目在2009年至2010年初陷低谷。

上坡吃力2010：引进海外版权获短暂重生，“草根荒”令人人慌

以2010年7月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为标志，选秀类节目在中国电视屏幕再度爆发。比起上一阶段，这一时期的选秀类节目将透视镜对准海外，注重引进国外版权，直接购买并严格按照国外节目的宝典制作，与国外团队进行深度合作，在制作上进行大投入，试图在荧屏上呈现超级大片的极致效果。以《中国好声音》（后更名《中国新歌声》）为例，价格昂贵的原版转椅、中国流行乐坛的顶级导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响总工程师和“中国第一贝斯手”带领的中国第一乐队统一备齐；录制现场架设26个机位，每期不到90分钟的成片调用素材量达近1000分钟，可谓极尽所能造体验环境。

通过对Britain’s Got Talent 的原版引进缔造了《中国达人秀》的成功，一度掀起中国大陆的选秀类节目的复制高潮，甚至让其模仿惯性持续至今，国外大部分选秀类型节目都有“中国版本”：The Voice 有《中国好声音》，Mad for Music 有《我为歌狂》，Duets 有《最美和声》，The X Factor 有《激情唱响》，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有《舞林争霸》，The Apprentice有《嬴在中国》，Master Chef有《顶级厨师》，Super Dive 有《妈妈咪呀》，中国的选秀类节目大舞台俨然成为世界选秀节目的博览会，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电视节目的选秀模仿之路已经走到尽头，倒逼其另辟创新之路。

与此同时，乐坛的老歌星们以导师、评委的身份不断刷新存在感，而新生代歌手大都是曾参加过多档音乐选秀节目的“回锅肉”选手，却也回炉重造得不亦乐乎。《中国好声音》学员张玮曾参加过《非同凡响》和《激情唱响》；肖懿航曾是《最美和声》第一季冠军，之后有参加《唱出爱火花》；汪小敏2011年曾在《花儿朵朵》夺冠，2013年有参加《一声所爱·大地飞歌》再获冠军，近年《中国新歌声》更是对“回锅肉”选手无比包容。音乐选秀节目扎堆分流，素人资源开发过度，出台展示技能的一批“优秀专业户”只是为了实现更红的期待，观众也只在重复观赏和故事演绎的神经刺激下进行娱乐消费。

迷雾狂欢2017：造互联网传播新型圈层，“小众”成为爆款现象级

作为选秀节目，其造星能力直接影响节目的生命力，大部分电视选秀节目中的选手并未被大众熟知，选秀也因节目组感情路线过多遂被调侃为“大型情感谈话类节目”，种种现象都预示着电视选秀的造星势力日渐疲软，于是乎，选秀的车轮轧进了网络圈层。

2017年暑期无疑是“超级网综时代”的鲜明预兆，网综是坐在电综的肩膀上站起来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部分延续电综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机制。由于互联网自带的用户粘性，先前的粉丝逻辑似乎再度发挥作用，且功效更强大，见效更迅速：观众具有更强的参与感和互动感，并在参与互动中进行自证，同时又极易聚集同文化观众，吸附一样倾向的个体从而壮大自身塑造群体狂欢。“快男”、《明日之子》、《中国有嘻哈》在今夏不一而同地采取直播形式，可以说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这层特性。

《中国有嘻哈》前期的剪辑展现其剧情式发展，可谓极大地满足吃瓜群众爱看diss的快感和好奇心。嘻哈元素和文化也乘着这股风，正在快速形成行业、资本和粉丝逐利的下一个高地，做了将小众文化引入商业主流的成功尝试，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小众”走入了大众生活，毕竟节目里的嘻哈形式、嘻哈音乐并不代指嘻哈文化，它们更多地把“小众”落脚在“与众不同”。无论是“快男”的“随我”，还是刚刚出世的《明日之子》，又或是亲身出演专场diss文化的“嘻哈”，都在刻意宣扬“我与别人不一样”的世界里自我迷醉，然而越强调什么即越缺少什么，越是渴望标榜个性、张扬、独特的人却越显幼稚不谙此理。

于是我们看到，《明日之子》不明所以地设置盛世美颜赛道，“快男”现场扮相整齐夸张的“挑食少女团”，纵然可作为选秀节目吸金目标里的重要一环，当然，如果选秀节目变成了作秀节目，但又缺乏作秀的原创性，到头来，就只能靠卖弄美色了。

自2004 年《超级女声》的轰动开始，各式各样的电视选秀节目瞬间充斥了整个荧屏，汹涌如潮，势不可挡，有利可图自然就有人前赴后继。在聚焦互联网，大众狂欢的参与幻象里，选秀前路迷雾重重，当某巨星缄默不语捧起奖杯来，当《中国有街舞》节奏响起来，这架躁动的马车和着喧哗声莽莽撞撞，留下尘土一片。静观其远去，无力拨云开，无心见月明，叹呜呼哀哉。

主编 | 米迦勒

执行主编 | 子牙

编委 | 鸡肋 梅子黎 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