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以前，时值一战高潮，英国政府陷入了两难。索姆河会战正杀得难解难分，苏格兰到英格兰的边境上再添大量兵工厂，占地面积14平方英里有余，有12000余名工人、1000余名建筑工以及一支保安部队被派往该地。

这当中的大部分人驻在格雷特纳（Gretna）镇区的苏格兰一侧，乘一小段火车即可抵达英格兰北部城市卡莱尔（Carlisle）。由于当地娱乐设施不足，卡莱尔的酒吧俨然成了“工人之家”，其生意极为火爆，令这个只有5万人口的小城赚得盆满钵满。卡莱尔火车站附近的布斯泰德酒吧（Boustead's）干脆用500瓶威士忌把自家店铺围了起来，坐等辛劳了一整天的工人们光临。

1916年夏天，镇上因醉酒而引发的罪案数量翻了整整6倍。不过这种混乱并不是镇政府担心的主要问题。当时任军需部长、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说出“我方在同时跟德国、奥地利和酒打仗，据本人所知，三者当中最要命的是酒，”这样的话时，他指的是这样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即嗜酒正威胁到军需品的生产效率。

严厉的禁酒令应运而生，美国在四年后亦在宪法层面上禁止了酒的生产、进口、运输及贩售。不过，英国禁酒运动的高峰期，事实上在一战爆发之初就已经过去了。早在1908年，上议院就出台了一项授权法案，要求关闭英格兰及威尔士境内96000家酒吧当中的30000家。

战争让酒的问题又严重了起来——对此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在这种背景之下，“卡莱尔实验”（Carlisle Experiment）诞生了。

公共酒吧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政府成立了“中央管制委员会”（Central Control Board），旨在限制战时的酒类流通，此举不啻是给了整个卡莱尔地区的酒类交易当头一棒，500平方英里内的339家酒吧以及5家酿酒厂都受到波及。老板们获得的赔偿金累计超过90万英镑——按现在的币值计算，约有7400万英镑。

在卡莱尔市内，中央管制委员会关闭了该市118家酒吧里的53家，另外65家则改由政府直接管理。“幸免于难”的酒吧在坎布里亚（Cumbria）北面，或是在格雷特纳及其以北的苏格兰境内尚有零星分布。

此举早有先例。早些时候，在伦敦北部恩菲尔德·洛克（Enfield Lock）地区的兵工厂周边，以及苏格兰北部城市因弗戈登（Invergordon），也有一大堆酒吧被国家接管。但卡莱尔在接管的规模上要胜一筹。

那时，许多人担心酒吧的国有化将会带来僵化的官僚主义以及严厉的威权主义，降低“泡吧”乐趣。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内政部一开始的确在强推“国家管理计划”（State Management Scheme），希望能尽可能严格地贯彻各类战时的法律授权。

执行这一计划的，是由国家支付薪资的“不逐利管理员”（disinterested management），以确保其没有扩大销售来赚取利润的动机。这个想法是从瑞典的哥德堡那里学来的，在1860年代，哥德堡的酒吧所有权一律属于公共信托机构（这种运作方式至今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仍有保留）。

除了减少营业时间、禁止打折促销之外，根据相关要求，酒吧职员要负责把喝醉的客人驱逐出去，卖烈酒时要预先在大杯里稀释一番，拒绝赊账，禁止“不受欢迎”的女性（性工作者）入内，客人若有需要的话还得提供热饮。此外，中央管制委员会还发起“无烈酒星期六”活动，有效地控制了周末醉酒现象。

从这些方面来看，国家管制可以说是迅速地达到了预期目标。至当年9月中旬，醉酒的情况大为减少，到了第二年5月，其频率甚至比兵工厂进驻之前还要低了。

1919年，某工会组织在全英国范围内展开走访调查，以检视管制的成果，其结论总体上是正面的。“在卡莱尔地区，改造一新的公共酒吧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他们如是说：“改造公共酒吧，力图使其变得更加体面和整洁的努力，乃是一目了然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这只是个开始。在国家管制下，卡莱尔的酒吧逐渐转向健康的盈利状态，在管制计划实行的头两年里，其总利润达到了10.7万英镑。此举迅即掀起一股“饮酒革命”的风潮，它影响了之后一整个世纪的酒吧运作实践，几乎“定义”了一种战后文化。

社会民主，饮酒也要社会化

国有酒吧不仅是经营方式上的不同；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构建出了一种全新的饮酒环境，并造就了一种全新的酒文化。

早些时候，卡莱尔地区许多酒吧的环境一度比较恶劣。由于空间狭小、不安全且经常缺乏卫生间等基础设施，无论是酒吧职员还是客人，体验都极为差劲。《保卫酒吧》（Protecting the Pub）一书的作者大卫·古茨克（David Gutzke）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如此描述当时“狭小、破烂不堪”的酒吧环境：

“从外部看，酒吧有多个出口入口，让人摸不清头脑，巨大广告牌上的烈酒广告相当醒目，酒瓶子直接摆到了门外，还有花里胡哨的大窗户。酒吧内部则被分割成许多狭窄的小隔间，里面光线差、烟雾弥漫、空气不好、物品摆放杂乱且装修十分俗气。走进那些不设座位的公共酒吧，可以看到一群客人围着吧台‘站得笔直’。吸烟室里有座位，但仅供买了比较贵的酒的客人使用。在公共酒吧里，客人除了喝酒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事可做：不提供食品，也没有游戏和娱乐设施，连基本的舒适度都成问题。有批评指责这些酒吧是‘酒鬼的狗窝’，其实不无道理。”

在国家管制下，这一切有了较大的改观。酒吧里移除了不少隔间，以方便管理人员和职员进行观察，桌椅质量得到一定改善，客人不用一直站着喝酒了。此外，酒吧还设法打击和消除各种各样的男性不文明行为，以创造对女性更加友好的活动空间。

除餐饮娱乐外，飞镖、多米诺骨牌、台球及保龄球等竞技类活动也被引入酒吧。某些酒吧还设置了餐厅，菜式按照国家规格制作，营养丰富。有的酒吧甚至还辟有电影放映厅。

酒吧不再只是喝酒的地方。卡莱尔的实验在不经意之间成为了现代酒吧文化的开拓者。

该改造计划还雇来了建筑师哈利·瑞德芬（Harry Redfern），他深受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及其在19世纪末所发起的艺术与工艺运动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准确说是截至1939年二战爆发之前，瑞德芬紧紧抓住了这个国家管制提供的机会，借此实现了他有关“新型酒吧”的构想。

15间酒吧被拆除，随即按照瑞德芬的设计来重建，另有87间酒吧进行了大幅度的翻修。其成果至今仍有保留，卡莱尔市博彻盖特大街上那家装修精致的“坎伯兰旅馆”（Cumberland）即是一例；如有兴趣，游客还可以前往卡莫代尔村的“旋臂”（Spinners Arms）酒吧一探究竟，那里陈列了一组精美的小动物雕像并配有激光灯照射，显得比较别致。

改造工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其中新建的7家模范酒吧，专用于展示瑞德芬和中央管制委员会的设计理念。其中第一家酒吧“格雷特纳酒馆”于1916年7月开张，其处所原为卡莱尔邮局的所在地。邮局柜台被改造成吧台，而分拣信件的办公室则变成了餐厅，内设餐桌三排，报刊架一个，写字台一张，并配有钢琴及留声机，以备文娱活动之需。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酒吧里陆续装上了大红色真皮座椅和油地毡。酒吧的收入增长也颇为可观，其中55%的增长额度来源于食品销售。

模范酒吧中规模最大的名叫“格雷西银行”。这家酒吧位于英格兰-苏格兰边境上的安南，1916年11月开业，当地酒客原本只有5000人出头，兵工厂工人们的到来使这个数字变成了6000有余。

开设这家酒吧的目的，是为了缓解该地酒吧过于拥挤的情况，对瑞德芬个人来讲，这同时也是验证其设计理念的机会。“格雷西银行”的管理更加严格，不卖烈酒，吧台上也不准喝酒。

这间酒吧是单层砖木结构，装饰以绿色与白色为主，内部以玻璃幕墙分割开来，可容纳300人喝酒以及百余人用餐，服务员数量充足，随叫随到。酒吧的一头配有一个阳台，可供一支“中等规模”的乐队演出，也可扩充为茶室。另一头则是游戏室，设有台球桌两张、多米诺骨牌、跳棋与国际象棋。门外可以玩草地保龄球以及铁笼足球。

与酒吧主体部分相连的还有一间电影放映厅，可容纳300人，喜欢老派电影的粉丝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查理·卓别林、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以及蒂达·巴拉等人的经典作品。而每到周五周六，“格雷西银行”也会担当临时邮局，客人可以在此存取物品，还可以购买邮票和明信片，酒吧走廊上设有邮箱，方便客人将心意传达给战场上的爱人。

经久不衰的遗产

1917年1月，借助卡莱尔计划大获成功的契机，中央管制委员会又设法令全英范围内的酒水交易一律国有化，此举争议甚大，并一直延续至战后。

该设想虽然最终流产，但国家参与酒吧管理的模式仍然运作良好，这项“实验”在战后的和平年代里也一直延续了下去。国有产业进一步扩大，国家收购酒吧的举措延伸到了卡莱尔以外的地区。这一公共所有权大获成功的故事，令爱德华·西斯（Edward Heath）领衔的保守党政府感到尴尬，1973年时，公共酒吧又被分批卖回了私人老板手里。

即便如此，国家管理计划的深远影响也是难以忽视的。瑞德芬倡导的新型酒吧模式激发了后来的“酒吧改进运动”（improved pub movement），其发起者是两名曾经参与过中央管制委员会的酒吧老板。由于战争伤亡，嗜酒的青年人数量大幅减少，与此同时，更加严格的许可限制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展开来，这两个因素共同削减了酒客数量，进而降低了啤酒的销量。这又促使老板们去改变原先的经营理念，通过提供可口的食物以及娱乐项目，营造更加舒适、整洁和安全的酒吧环境，来吸引更为广泛的客人群体，如女性以及家庭。

这场运动当然也会有批评者——有观点认为这是在把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强加给工人。然而，它对相关环境的改善却无可否认，从起因上看，运动当然部分地源自于自保的需要，但其倡导者主要还是站在进步政治一边的，所带来的变化总体上还是有益于大众的。

重新私有化过后的酒吧大多仍按高标准来运作，也经常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政府的“特殊建筑与历史遗产法定列表”（List of Buildings of Special Architectural or Historic Interest）中有九成以上都是酒吧，体现了这一事实。不过话说回来，过去十年里也有不少酒吧倒闭，按目前的频率，每周差不多有20家酒吧关门。

经济衰退、禁烟政策、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换代，对以酒吧为中心的一整条产业链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各大社群中的酒吧无论如何勇于创新，都需要苦苦挣扎一番才能生存下去。在目前英国仍在营业的5万家酒吧里，有一小批人正在尝试用某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来解决困难，由社区来接管当地经营不善的酒吧。2011年以来，英国国内这种合作制酒吧的数量从寥寥几家增长到了现在的50余家，最近有一份市场报告称，还有90余个团体打算采纳这种模式来开设新的酒吧。

这些酒吧当中的大部分——如去年的年度冠军酒吧“乔治与德拉贡”（George & Dragon）——都位于城乡结合部，当地人希望借此来缓和小城市的衰落趋势——不过这种模式也逐渐在大城市发展起来了。2014年，布赖顿的“贝维”酒吧（Bevy）成为了首家在居民区里开设的集体所有制酒吧，目前它作为社区中心，几乎承接了所有类型的社区活动，包括合唱，或是本区的残障人士照料服务等。

不过，单靠酒吧也没法解决所有问题。某些时候可能只有国家才有足够的体量和魄力来拯救一个产业。就算有过往的成功经验垫底，要使酒吧国有化再回归主流政治议程，也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乍听起来，这似乎是天方夜谭——但也不要忘了，杰里米·科尔宾也一度离首相近在咫尺。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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