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他从不为自己的设计辩说，也从不自己执笔阐释解析作品观念，他始终认为，建筑物本身就是最佳的宣言。贝聿铭的建筑艺术，不仅跨越了时代格局下的艺术桎梏，更完美地游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建筑物——40年前的肯尼迪图书馆、30年前的卢浮宫金字塔、10年前的苏州博物馆……在岁月的沉淀下日显经典、璀璨，贝聿铭始终坚持着现代主义风格，在将建筑人格化的同时为其注入东方的诗意。

2017年11月26~27日，2017第四届中国家族企业传承主题论坛暨中欧第六届中国家族传承论坛即将在美丽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召开，位于上海浦东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正是由贝聿铭设计事务所设计。整个建筑以庭院风光为特色，集艺术与实用性为一体，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虽然贝聿铭1990年宣布退体不再参与具体设计，但贝聿铭的设计美学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设计玻璃金字塔：反对变赞誉

巴黎民众对1889年竣工的埃菲尔铁塔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艺术和建筑专家们却认为它“毫无疑问让巴黎蒙羞”。当然，最后，大众审美还是站在了巴黎民众的一方，埃菲尔铁塔很快超过了巴黎圣母院，成为这座城市最出名的地标建筑。

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在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上重演了。在卢浮宫博物馆的大规模翻修和重组项目中，金字塔被定为主入口。这个计划一出，引起震惊，对于改变法国最神圣的文化遗产这一计划，《费加罗日报》大斥：“绝对不能接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反对言论逐渐被公众一致的赞誉所取代，玻璃金字塔也开始频频出现在明信片、旅游宣传册上，成为取代埃菲尔铁塔的巴黎的新标志，

这两个故事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为了体现公众意愿与建筑作品成功与否的关联，而是反映了根本原则在设计中的重要性。贝聿铭70多载的职业生涯，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学生时期，到2006年在老家苏州建造的苏州博物馆，其中的关键在于，贝聿铭是一位有着工程学根基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当年初出茅庐的贝聿铭投入开发商齐肯多夫门下，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放弃创意方面的独立性，但卢浮宫的项目似乎点燃了他多年以来的创意热情。贝聿铭迫切地想要摘掉自己头上“企业建筑师”的帽子，追求一条商业气息没有那么浓郁的艺术线路。

用一束鲜花拿下肯尼迪图书馆项目

1948年，31岁的哈佛大学建筑系助教贝聿铭，离开了沉寂的校园。这也是他人生轨迹的一个节点。

向贝聿铭伸出橄榄枝的，是作风张扬的纽约开发商威廉·齐肯多夫。“其实接受齐肯多夫的工作邀约非常冒险，因为在那个时候，受尊敬的建筑师从不与开发商一起工作。”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了18年的珍妮特·斯特朗博士说。尽管争议颇多，但对年轻的贝聿铭来说，齐肯多夫却渐渐地成为了一个父亲角色似的存在。齐肯多夫给当时“空空如也”的贝聿铭灌注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丰富社会知识和经验。他们之间的合作长达12年之久，之后贝聿铭离开齐肯多夫,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使贝聿铭真正声名远扬、跻身于世界级建筑大师行列的是肯尼迪图书馆项目。1964，肯尼迪家族决定在波士顿修建一座私人图书馆以表对肯尼迪总统的纪念。在可供挑选的建筑师候选人中，前两位——密斯·凡·德·罗和路易斯·康，都是当代建筑界响当当的人物，而彼时排在第三位的贝聿铭，在影响力上显然与他们不在一个量级上。

杰奎琳·肯尼迪亲自去拜访了三位候选人的工作室，以加深了解。当时贝聿铭仍租住在齐肯多夫的办公室里，工作室并不豪华，不过贝聿铭特意将它粉刷一新，并在不大的接待处摆放了一束美丽的鲜花。杰奎琳立即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发出了一声由衷的赞美之后，问贝聿铭：“你们常放置这么美的花吗？”贝聿铭老老实实“交代”，那是专门为她买的。相比之下，另两位候选人则坚持“做自己”，他们以为只要看作品本身就够了。结果，贝聿铭赢了。

贝聿铭能得到肯尼迪夫人杰奎琳的赏识，与他在商业上的情商不无关系。其他建筑师充满了疑问：他是怎么把商业与建筑艺术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呢？“我想，建筑的艺术方面对我来说是天生的。”贝聿铭说道，“我母亲是艺术家，诗人。商业方面则是后天的，出了学校后，我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我在那里学到了建筑商务方面的规则。如今这两种工作我都能轻松应对。”

苏州博物馆：不能忘怀的中国烙印

1974 年，贝聿铭在离开40年后重返中国，他记忆里的家族和园林熟悉又陌生，建造现代中国的命题也变得复杂。

贝聿铭生于广东,童年时代则在上海和苏州度过，其祖上贝家是吴中的名门望族，父亲贝祖贻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苏州最有名的园林之一“狮子林”曾是贝家的私家园林,留下了贝聿铭童年时玩闹、嬉戏的身影。对于在苏州的那段生活，贝聿铭曾说：“那段日子影响了我日后对生活和待人接物的看法。与祖父共同的生活，让我学到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观念。而那个古老的世界使我更敏于感受。在那里，人们以诚相待、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日常生活之首，我觉得这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

或许正是这份儿时记忆让贝聿铭对苏州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85岁，贝聿铭决定建造苏州博物馆，并将它亲昵地称为“我的小女儿”。

“我的建筑设计从不刻意地去中国化，但中国文化对我影响至深。我深爱中国优美的诗词、绘画、园林，那是我设计灵感之源泉。我很高兴有幸在中国参与了几项设计，从早期的香山饭店到近年的苏州博物馆，我都致力于探索一条中国建筑的现代之路。中国建筑的根可以是传统的，而芽则应当是新芽，这也是中国建筑的希望所在。”贝聿铭说道。

贝聿铭从不循规蹈矩，总是试图在标新立异中做到精益求精，而他的建筑也因其出色的现代感独具光彩。他均衡内心世界，阴和阳，上海和苏州，东方和西方，新和旧，这些种种正是他血液中的中国烙印所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