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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开个小酒馆，可能就是因为喜欢音乐。
开店的时候，幻想要把店开成没多少规矩，大家就像在自己家里喝酒和招待朋友一样自然的地方。这种自然的属性，是为了让大家更随心所欲的创造而不是发泄。虽然这样的期待有点自大、想当然，但要是同时能挣到点钱就更好了。管他呢。
这种想法就决定了这个小酒馆的气质，一种对细节蛮不在乎的天然豪放和缺陷并存的风格。
开店初期，店里有一个巨型天狗在天花板上镇店，是一个朋友送的，天狗模型的放大版。没什么特别的含义，我就是觉得好看。后来为了风水平衡，我特意花两个小时画了个天猫，在天花板的另一边。
WIFI密码是woyaochibi ——“我要吃逼”——毛笔字四个大字苍劲有力浑然天成，朋友写的。墙上挂的毛笔字都是朋友们一时兴起写的。这和看似潮人们已经看不上的脏话文化衫logo没什么区别，但肯定还是有点区别。
作为北京可能最不专业的日式小酒馆，我们对自己的不专业非常自信 。随便一个角落都全方位地透露出对其他商业运营酒吧的不屑一顾。别说三里屯了，这种装修在我老家县城的酒吧里，大众点评也只能是三颗星。三里屯的酒吧文化有自己很好的地方，比如足够专业的鸡尾酒。但是我想反着来，反正自己当老板的好处就是所有后果都是自己兜着。
我欢迎任何一个进来喝酒的人。就算铁血战士和异形打完一架打输了，晚上心情不好爬进来想喝一杯，也没有问题。长期待在这个酒馆的人，有着共同的微妙气场。 这气场是有些人忍受不了的，一分钟都忍不了。
酒馆叫sos，救命小酒馆。名字其实想了很久，后来想到了西伯利亚极寒之地的雪地搜救犬，它们脖子上挂着一桶不知道种类的高度烈酒，可能是伏特加也可能是绿瓶二锅头。不重要。关键是它是救命的一口烈酒。奄奄一息马上要被冻僵的人们躺在雪地里，被狗舔醒，回温回血就需要这一口烈酒。我喜欢这种意象，sos救命小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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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因为音乐，所以我想开一间我最喜欢的日本迷幻噪音裸身集会音乐那样的酒馆。
我是天津大港油田人，从小就在那儿长大。遍地的磕头机不断从地层深处抽取石油， 属于天津类似郊区一样的地方。这些年很久才回去一次，每次回去都有一种怪异感。这个地方的荒凉单调混合着最初一批采油工人的意志，就算现在看照片回想起来，也会有一股小腹一热的感觉。对，小腹一热自己低头看看，没有尿裤。
以前和朋友们一起光着屁股大吼着，一猛子对着海边的水库扎进去，游到筋疲力尽浑身血口子的爬出来，走很长一段路回家。对这个不长植物的地方的复杂感情，赋予了我最初的草根气质，也成了我判断事物的标准之一。在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努力，是没有办法精致起来的。这种荒凉粗糙下涌动的血，顺利成章变成了我最重要的东西。就好像我现在对精致聪明、快速、 包装完美的所有东西有种天然的警觉和心理抗拒。只有在这个反应之后，我才能理性、才能平静。这种痛苦折磨着少年，也是我当时下决心必须要逃离的原因。
在大港油田上高中的时候，我还不太会上网下载音乐。摄取音乐信息的主要来源，是《通俗歌曲》，以及对封面的直觉。买盘的时候跟算命一样，运气好买到好听的cd，如获至宝在家里当场跳舞。当时两个卖唱片的地方，一个是新华书店，还一个是间不大的盗版cd唱片店。古典音乐都是从新华书店买，盗版店主要是买摇滚乐黄标盘，那里没办法试听，买回去之前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但是每张盘还是被我听得快烂掉了。
怎么形容那时听音乐的心情呢，就好像布考斯基在采访里说，有一次他因为穷连续饿了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疲惫的第四天他终于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一袋爆米花，打开包装，每一颗他都慢慢咀嚼，每一颗都像牛排一样美味，吃下去的时候他好像能听到自己的胃在对自己连声地说，谢谢你，谢谢！
2007年我在天津小海地的财经大学金融系上大一。那时我没事就在宿舍里清唱林肯公园，偶尔还会小声嘶吼。这导致我和同学的关系不是太好。同宿舍住我对床的一个戴眼镜的哥们叫老聂。他性格低调，穿着打扮在大一也显得比较成熟。有一天我忘记上哪节课了，给他打电话，彩铃是皇后乐队的一首歌，我一听，原来他也喜欢听摇滚乐。后来我发现他音乐听得真是多，而且有很多自己独特的分析线路。我就像找到精神上的同志一样，没事就天天找他玩，缠着他聊音乐。我找了个出租屋，也不懂乐器，就抱个吉他瞎弹，情绪激动时会站在阳台打开窗户大声嘶吼。这导致我和邻居的关系也不是太好。后来我俩一起组建了迷幻噪音乐队叫昼夜售冰。
2008年有一场演出直接改变了我的音乐口味，叫“吃声音”。那天演出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李剑鸿、李洋漾和李增辉。我和老聂一起去看的。麻沸散（李洋漾）的激烈演出给我俩都造成了不小的刺激。李增辉在sax solo的时候那种孤独的感觉实在是——让我没法想象一种乐器还可以这样去演奏。之前积累的任何经验都没办法去解释这场演出发生的一切，这些声音是直接空降在面前的，我只能目瞪口呆杵在那里。
后来我们开始如饥似渴找这一类音乐来听，听到阿布熏和约翰柯川的时候，就把手中的乐器从吉他换成了sax。物理震动之王，音量排山倒海。我换了乐器，直接导致和邻居大爷的关系彻底爆发。大爷威胁我说，要是再发出奇怪的声音就要拿斧头砍我，原因是他有癌症他什么都不怕，那年我大二。后来我还总想起这位邻居大爷，相比sax的噪音即兴，他可能更喜欢吉他摇滚乐。
猴儿（吉他手）和小毛（鼓手）加入后，乐队终于开始组起来了。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乐队里面猴儿的吉他技术很高，我和老聂还有小毛那时什么乐器都不会，但是四个人都有一种奇怪的自信。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定会组起一支很厉害的乐队。
当时没钱，又想买各种乐器和效果器，我和老聂商量着从广州进了一批打口带，每天傍晚就摆在宿舍门口卖。攒了点钱，不过都被我们排练后喝酒吃饭花掉了。路过的同学都叫我王老板。
我们一起凑钱在旁边村子里租了一间小平房，150块一个月。我们基本三四天就排练一次，想着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很快有了大概6首歌。
第一次去北京演出，是在燥眠夜，这是朱文博发起的每周二在一个叫d22酒吧的实验摇滚类型的固定演出系列。之后我们几乎每个月去北京演一次，从2009年一直持续到2011年。
那年年底，大家毕业找工作，我从天津财经大学毕业后，去了中石油的一家公司做会计，乐队排练也中断了。工作干了大半年，马上要调往北京总部，我决定辞职。关于工作没什么好说的——无非就是僵化体制内的各种驯化和权利斗争，导致我现在对体制式的规则还是会有很多警惕和反感。
那时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在家闲了一年半，看书听音乐看电影。一天喝十多杯浓缩咖啡。喝到过量的时候，就哆哆嗦嗦用热水猛灌自己。不然就开个咖啡馆？找了个地方，考了中级咖啡师，装修好，又突然迷上了精酿啤酒，觉得开一间小酒馆每天就是放自由爵士和裸身集会那该多好，这是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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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底，sos正式开张营业。装修基本就是三等民工房，不是当代艺术的那种精雕细琢后的人造粗粝感，是真的破。
酒馆有个露台，是我自己改造的，夏天待在上面喝一杯很舒服。楼梯因为装修时没计算好高度，走上去的客人非得低着头。之前没有贴上“小心磕头”的提示，每个超过一米七的人，上二楼都要被磕一次。有天两个老外喝多了在酒馆打闹，我说我们还有个二楼露台不错，你们可以上去看看。他们跑上二楼，不出意外地磕到了。他表情狰狞眉头紧皱，侧身半蹲半站在楼梯上面，低吼声在楼梯转角处一直回荡。那个画面猛地一看还挺美国新金属现场的。
开店第一个月，人潮涌动音响轰鸣，像是一个男女混用的公厕，挤满了能量充沛的摔跤手，大声骂街划拳。
“我操这么多人啊，这可太牛逼了。 ”我不断在心里感慨，站在吧台里面中了风一样笑着。心里知道这是大家给我捧场，于是每天陪大家一起喝。使劲儿喝，天天喝，让喝酒的动作变成一种本能反应。但是关于酒，我几乎什么都不懂，我之前也不爱喝鸡尾酒，也没怎么去过鸡尾酒酒吧。
只能是现学了，鸡尾酒也基本都是胡来，只要喝起来味道差不多就卖，好在后来也找到了窍门。卖得最好的是一款叫男子汉的鸡尾酒，度数非常高，用了四种烈酒和啤酒调出来的。酒杯像脸盆一样大，胃小的人，一杯能喝一晚上。卖的第二好的是酸母寺。名字来自一个我很喜欢的日本迷幻噪音乐队，配方是偷学自一个日式酒吧。但是我告诉所有人，这配方是我在梦里买菜时一个大姐边挑芹菜边告诉我的。在半真半假的玩笑气氛里，神秘就是最好的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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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小健来了。我想找个店员和调酒师，小健是朋友介绍的，虽然对于酒也是什么都不会，但他刚进门我就对他有天然的好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身上有一些气息和我有点像。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来sos之前的一天，他刚刚从胡大辞职。当天晚上他有点拘谨，说话有些语无伦次，过度礼貌背后是显而易见的心高气傲。他说他喜欢布考斯基。我说我也喜欢，明天直接来上班吧。
他把很多来sos的人都看做精神上的同志：“这是一个没地方去的人才会来的地方。我喜欢这些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他当时住在酒馆里。从2015年10月5号住到了2016年3月1号，他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这节省了他很大一部分开支，主要为了我，当时大家都没钱。小健身上有一种在草根环境里野蛮生长的强烈痕迹，真正的生命力。
不管是偷车还是打架，或者工作，他透着一种码头文化的利落和粗糙。同时他身上还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和柔软，这导致他有时挺多愁善感。大多数时候，他把他的善良和神经质都化为沉默，只是默默地健身和看书。是一种真正健康的沉默和隐忍。那时候经常有一副巨型哑铃摆在店里正中间，哑铃的摆位异常考究，喝多的人经常会被放倒，没喝多的人莫名其妙地也会被绊倒。奇怪的是这么突兀的物件，摆在sos里感觉也不会显得不自然。从来没有客人说摆在这里不合适。
有一天他刚调完一杯酒，跟吧台前的一个客人说，不好意思你稍等一下。表情很冷静但是眼神不太对，说完他就出门了。在酒吧里面可以清楚地听到，外面轰隆隆疯狂砸东西的声音。大概10分钟，他两手哆嗦着回来了，问客人：“哎你刚才点的什么酒来着？”
因为经常有朋友在这里喝大，店里的杯子两个多月碎了一半，没碎的也有很多裂缝。小健拿着杯子问我：“你觉得还用换么？” 我想了想，“算了吧。”人们不在乎在sos喝的是什么东西，也不在乎鸡尾酒玻璃酒杯是不是有一道难看的裂缝。他们不在乎裂缝，说明他们来sos有更在乎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在当时那个奇怪的氛围里，除了酒精以外，喝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从来也不想把sos做成一个专业酒吧。不是说把酒做得专业很容易，只是这对我来说太可以预见了，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儿。我还是喜欢更多不可预见的事物，虽然有时候这个偶发的可能性导向的是毁灭，那也值。
这当然会导致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比如开店初期我天天请客，往往就是喝多了一拍桌子大吼一声：操，今天的酒我全请了。后来一算账自己一个月请客的钱就67千。sos那时候也从来不锁窗户，有天我出去演出，店里没人，有个姑娘喝大了偷偷从窗户翻了进来，直接开始卖酒接客。客人也欣然接受，翻进来后喝完酒后把钱直接放吧台上，再翻出去回家了。那晚上大概收了400多块钱。
还有一次是集体裸奔。那天没喝酒，一共四个人在门口闲聊，其中一个我不认识。我提出要不然一块儿去裸奔。或者不应该叫裸奔，准确一点叫全男子裸体竞走。因为不熟，大家开始脱的时候没有人说话，眼神都很躲闪，望向地面，一起沉默地慢慢把衣服裤子脱完放在门口之后，突然有人问了一句：“那鞋还脱么？”这把我问住了。我脑补了四个人衣服裤子全脱光了但下面依然还穿着袜子和鞋的画面。这个画面比裸奔时见到红绿灯站在路边等完红灯再过马路这件事还要奇怪。
”我觉得还是脱了吧。“
然后我们从sos出发，开始了一场异常冷静的全男子裸体竞走。我们还没有熟到可以全裸着谈笑风生的地步，长时间的沉默因为全裸而显得无法忍受。
我试着首先打破沉默：“脱了衣服感觉走路都变快了。啊哈哈哈哈。”
旁边的哥们儿看我说话了，长舒一口气：“哈哈。对。可能因为脱了衣服变轻了。”
我接着打破：“长跑应该全裸才对。”
哥们儿硬接：“恩。对啊。哈哈哈。”
我从小到大都爱脱衣服，尤其是喝完酒以后脱起衣服来非常随便。在sos也脱过几次，都被一些带着女朋友的人善意制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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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馆对我和小健的改变很大。就好像是我们坐在一辆破车上，在人生的路上狠狠地拐了一个弯，继续向前飞速行驶，从倒车镜里往后看，摩擦发热的轮胎在水泥地上留下了深深的一道印记。
那时每天来的都是我们一起做音乐的朋友 ，一喝就喝到天亮。大家都是爱音乐的人 ，音箱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焦点。喝多了谁不想听自己喜欢的歌呢，所以只要进来这屋的人，都有权利放自己喜欢的歌。
在这点上，sos确实和很多酒吧不太一样。放的歌什么类型都有，有放老迷幻也有放后朋克的，有放自由爵士的也有放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有个可爱的姑娘很有意思，她每次放的歌都是那种——怎么形容呢？打个比方，就好像医院里一个还差最后一口气快死的人，他动用最后的全部求生意志准备再撑几个小时，这时候姑娘放了一首歌仅仅只是听了一下前奏，人就死了。大概是这种丧的感觉吧。不过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她叫阿科。
大家放的歌质量确实都很高，甚至每放一首歌就会换一个放歌的人。毕竟很多都是自己做音乐的，对音乐也有偏执的点。后来人多时，放歌都需要排队拿号了。还有因为放歌差点打起来的。在我看来，一个酒馆的音乐是比酒还要重要的存在。通过音乐我们连在一起，就像我们共同拥有一片黑夜。
2016年6月，李子超来了。他带来的不只是几万的投资，还有一套靠谱的对细节的把控。小李是电脑游戏狂热者、周三下午篮球爱好者、会计系美男子（待考证）、扑克狂战士。他还有个重大爱好，掰手腕。他乐此不疲，但是输的时候很多，输了一定就会说是晚上打球太累了。
李子超基本接管了sos所有细节的活，包括财务和通下水道。出去美国巡演时，他顶着时差压力还可以在下午四五点准时订啤酒，很精细而且有效率，是酒馆的总管。事情一旦脱离控制，他就会非常不安，和我的性格正好完全相反 。一块开店，可能这种性格的互补才更好吧。
他喜欢冰与火之歌，非说自己是黑暗中的利剑，能把全段守夜人誓言都背下来。后来有款黄油啤酒就改叫守夜人。有他在，我来得更晚了，有时候甚至都不来，当时没有调酒师，因为我总是不来，我俩吵过几次。他说他喜欢这种经营小店的感觉，也不愿意把店做得多大。
他对人好，是那种默默的好，暖男类型。关心朋友也都是来真的，比如担心你会死掉。一次我喝大了，他三点多回家了，好像是因为没联系上我，六点半又打车从家里赶回酒馆。后来问他，他说是怕我喝死在这儿。还有一次调酒师大漓子本来应该来上班，但怎么都联系不上，李子超在电话里语气很紧张：“完了，大漓子好像就自己一个人住在租的房子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我得去她家看看。”后来发现她只是发烧了。
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多过去了。现在的sos已经变得稳定许多。我们还是没挣到什么钱。以前真的很胡闹，现在虽然没那么热闹，但也不是坏事。
这种放荡不羁又人情味式的经营，散发着一种强烈的庇护所气质。可能大家把这里真的当做救命一样的地方。很多人会把sos当作一个避难所， 一个可以完全不加掩饰自己舒服呆着喝一点的地方。在酒精的作用下，有时就意味着完全的自我，这种过度的自我其本质上更像是索取和掠夺，让别人来承担你的负能量。大家更愿意想象我是一个游刃有余的深夜食堂老板，但我确实不是。对于一个经常每天凌晨5点才能回家睡觉的酒馆经营者来说，总承受这些很多过度的自我，也很累。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这些能量可不可以转化成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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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sos酒馆应该就关门了。
店刚开的时候，总是希望很多有名的大人物到场。恨不得让sos变成我的天然名片一样，来装点自己，后来终于发现这不但很无聊，也没有什么意义。
总有人说sos是鼓楼亚文化的一部分，其实关于亚文化我不是很懂，虽然我不排斥它，但还是会刻意和那些东西保持着距离。保持距离是因为我觉得这些符号化的认同，会迅速的让sos被动地变成青年鼓楼文化的简单图景之一。当然这种距离后来反而让sos带上了一种被亚文化开过光的镀金色彩，甚至我从里面也得到了很多好处，但我知道这些都是假的。
就像很多所谓独立的店和人，很多所谓独立的音乐，打出的叛逆金字招牌一样，挂羊头卖狗肉，费尽心机做出来的另类姿态和叛逆，也还是为了更好的主流更好的收编。我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说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虚伪僵硬的垃圾。这些垃圾被打碎揉进空气里，幻化成雾霾进入你的身体，正在妄图成为你。
正如现代艺术是资本链条的一环，sos这种店再反商业，也是资本链条的一环。在此基础上说什么都逃不开，在这点我从不故作姿态，关键是别把自己催眠了。清醒点。
今年我想出一张个人sax演奏solo专辑。所以想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现在我已经基本不去酒馆了。明年3月，房东应该就会把房子收走，虽然想想也是有点难过，开店这三年，经历了很多从来想象不到的事。
在这样一个地方，大家更多的是透过音乐而不是透过语言去接近一个人，这种感觉像什么呢？我们共同喜欢的音乐让我和你更像是精神上的同乡，而都喜欢的阿布熏就是我们的乡音。音乐和语言都是巫术，音乐在场的地方就不需要语言。人与人四目相对的时刻，语言相对于音乐来说更像是一种障碍和误解。通过这个人喜欢的音乐去了解他，让我踏实而且不容置疑。
救命小酒馆吸引很多朋友晚上没事来坐坐，可能也是这样。
—— 完 ——
王子衡，1989年出生于大港油田二号院医院。
题图：sos招牌，已坏掉，不见了。 所有图片都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