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奥斯威辛是纳粹在高度发展的西方理性和科学指导之下严密组织实施的种族灭绝，那么南京大屠杀则是丧失理性和纪律的军队对战败国军队和平民疯狂的报复。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惨遭杀害，给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痛和苦难记忆。

八十年过去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正随着幸存者的渐次离世而渐渐稀薄，除了历史书上的图文和年复一年的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留下的线索和痕迹似乎正渐行渐远。与每年全世界范围内出版的与纳粹和犹太大屠杀相关的各类著作——涉及文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相比，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声音并算不上响亮。美籍华裔作家、《南京大屠杀》作者张纯如在自杀前曾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励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时钟滴答，12月10日凌晨2点，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老人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另一方面，日本作为施害者的一方，绕过大屠杀事件而主动选择了“受害者”记忆，认为经历了广岛和长崎原子弹投掷的日本才是二战的受害者和牺牲者，这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其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而言的“加害者”的记忆。在日本国内“屠杀派”和“虚构派”长达四十年的争夺之后，中间派逐渐兴起——他们相信屠杀在事实上曾经发生，但“非法被杀者”人数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远不及30万那么多。

八十年来，是谁在为揭示暴行而奔走呼告？是谁在反复离清、努力守护或掩盖、篡改历史记忆？是谁把大屠杀写进了文学之中，想象或重述了那些被侮辱的和被伤害的个体性命？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希望通过以下几本书，为你呈现一个多视角之下的大屠杀记忆。

“很少有暴行能与二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抗衡” 

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初，在留守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的努力下，日军的暴行得到了曝光，并曾经登上西方报纸的头版。可是，二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受政治气候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几十年间西方国家很大程度上将南京大屠杀“遗忘”了。 直至1997年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问世，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作者张纯如历经两年，在南京访问了14位幸存者，参阅了上千页的历史文献，她从日本的历史、日本人性格特征的形成以及二战时日本所处的境况谈起，又从战地记者、外国医生等视角出发，为读者呈现了大屠杀的各种细节，并延伸至东京审判以及日本官方对事件的掩盖。她告诉世人：“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强度与规模上，能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抗衡。” 

《南京大屠杀》 一书的出版正值南京大屠杀60周年，这本书在美国连续数月位于畅销书排行榜首位，并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印刷量接近100万册。《纽约时报》称《南京大屠杀》“60多年首次打破中、日、美国的沉默”，用英文向全世界详尽地揭露日本当年的暴行。但在获得巨大声誉的同时，这本书在历史准确性等方面也受到了来自西方历史学界的批评。将此书首译为中文时，杨夏鸣在作者注文的基础上，以译者身份再次注释了诸多事件、人物、专有名词等背景知识，并对原文所引用的数据和史料加以核对，在注文中做了解读与修正。

张纯如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励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现实正如她所愿，其后有许多学者开始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研究，并且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交流研究成果。不仅如此，这本书还催生了一些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英国畅销小说家莫·海德就在其2012年出版的小说《南京恶魔》扉页上写道：“献给张纯如（1968-2004），她的勇敢与学术研究结果第一次令南京的名字为世人所知。”

大屠杀事实一直未能在日本形成固定的历史共识

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出现了围绕南京大屠杀而展开的争论，形成了“屠杀派”和“虚构派”两大派别。虚构派的主张包括：屠杀俘虏是捏造的、大屠杀事件不存在、掠夺行为被误解、强奸事件极少发生、民间慈善机构掩埋尸体数量不可信等等。不过，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恳请中国读者从《南京事件争论史》一书中看到：在战后的日本，有一批有良知的学者、记者、律师和市民，一直在与“虚构派”做斗争，并在学术上取得了胜利；他也希望读者能够从中了解到，日本国民一直未能正确认识南京事件史实的缘由。

在历史学领域，随着南京事件史料和证言的收集记述，根据学者从历史学角度整理阐述的研究成果，“屠杀派”和“虚构派”的纷争已经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在日本司法界，与南京事件相关的案件（如家永三郎的教科书案、“百人斩竞赛”案）也均判决“虚构派”败诉，南京事件是历史事实已成定论。然而在政治领域，以自民党国会议员为首的政府公开发表否定南京事件事实的言论，掀起了非学术性的否定潮流，因此，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一直未能在日本国民中形成固定的历史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屠杀派”和“虚构派”长达四十年的斗争后，“中间派”兴起了。“中间派”又称“中屠杀派”或“小屠杀派”，该派别学者承认屠杀的存在，但认为“非法被杀”者的人数有待考证。“中间派”的领军人物、极受安倍政府青睐的东京大学教授秦郁彦原本支持“屠杀派”，近年来转而致力于证明“被害者四万人”。其观点的转变，或许可以被认为是日本主流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认识的一个缩影。

他们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告诉了全世界

最早向外界公开揭露大屠杀暴行的是《纽约时报》记者都亭（T. Durdin），影响更大的则是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他在1938年出版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成为了第一位向外界披露侵华日军在南京及沪宁一线杀害30万平民这一事件的人。

南京大屠杀发生以后，田伯烈留意了日本新闻界的反应，发现几乎没有什么记载，从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上也看不出暴行的痕迹。于是在1938年1月，田伯烈对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进行了一番调查统计，写了一份新闻电稿拍发给《曼彻斯特导报》。日方检察官认为内容“过于夸张”，要求修改稿件中的“不适当”之处，被田伯烈拒绝。因此，他无法通过拍发新闻电稿的方式，第一时间向全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于是他决定转而收集资料、编写成书。

曾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处长的曾虚白晚年在《自传》中披露：“我们花钱请田伯烈本人及由其代约史迈士写两本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目睹实录印行问世。此后，他照办了；他的《日军暴行纪实》与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两书，风行一时，成了畅销书，达成宣传目的。同时，我们又与田伯烈商定，请他做我们国际宣传处不露面的主持人，以泛太平洋新闻社名义在美发稿……”

当时在南京从事难民救济的贝德士、史迈士、米尔士以及在上海的鲍引登等人也参与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策划，这些目击者为田伯烈提供了日记、书信等资料。这本书不仅引用了贝德士等人的资料，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屠杀，还记述了日军在长江三角洲诸城市以及华北的暴行、日军的空袭和有计划的破坏行为，南京暴行报告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书函等文件被作为附件收录。

1938年6月，该书英文版在伦敦、纽约相继出版，引起广泛轰动。国际宣传处还组织翻译推出了中译本和日译本，由蒋介石特批经费大量印刷分赠，南京大屠杀由此广为人知。

除了这一群人，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这座城市里的，还有著名的约翰·拉贝。他作为当时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的代表，以难民区主席的身份，建立了数十个安全区，为大批中国难民提供了暂时的栖身避难之所。“为了保护我的难民，我留在家里，呼吁难民尽可能不在街上停留，每天都在为难民拉赞助，筹集粮食、煤炭、钱款……”此外，他还逐日记载了侵华日军的屠杀和奸淫烧掠的罪行。1938年2月，拉贝应西门子总部要求，返回德国。他作了五场关于日本暴行的报告，播放了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还给希特勒寄去了暴行的报告，期待德国出面阻止盟友暴行，却因此遭盖世太保逮捕。

二战后，由于拉贝的纳粹身份，一直以来，这位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的德国人留下的资料都被匿声保管、并未发表。时隔60年，张纯如在搜寻南京大屠杀资料的过程中，找到了拉贝先生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夫人，并鼓励她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众。在张纯如离开南京约一年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到了一个寄自德国柏林的包裹，里面有长达87页的“拉贝致希特勒的报告书”和“拉贝先生简历”——这是赖因哈特夫人根据张纯如留下的纪念馆地址寄来的。1996年12月13日，在美国纽约的南京大屠杀纪念大会上，赖因哈特夫人首次向外界公开了拉贝的2000多页日记副本，并捐赠给了耶鲁大学，供世人观看。

在日记的前言中，拉贝写道：“我写这本日记……不是为公众，而是为我的妻子和家人。”这样来看，拉贝的记载具有客观性，也更为真实可信。无怪乎负责校对日文版《拉贝日记》（改名为《南京的真实》）和解说工作的日本明治学院教授横山宏章感慨道：“读了《拉贝日记》，就再也不会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

当被伤害的南京化作小说中被强暴的女性

“死的不但是中国的壮丁，老人也有，女人也有，小孩也有。有的躺在枯的深草里，有的倒在枯树下，有的半截在水沟里。而唯一的特征，女人必定是被剥得赤条条的，直躺在地上，那女人的脸上，不是被血糊了，便是披皮咬牙，露出极惨苦的样子，有的没有头，有的没有下半截，有几根电线柱上，小孩反手被绑着，连衣服带胸膛被挖开了，脏腑变成了紫黑色，流露在外面。”

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编纂需要借助文学的表现手法，而文学创作也可以表现历史真实。张恨水正是用文学创作表现历史真实的“抗战小说家”。南京大屠杀以后，张恨水曾经呈文政府，请求自费上山打游击，但他请缨未果，只能把爱国热情付诸纸笔，创作了大量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抗日小说，其中的《大江东去》可能是我国最早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艺作品。

《大江东去》《南京血祭》和《南京的陷落》等作品从屠杀暴行的层面重述了这段历史，而21世纪海外华人与西方作家则选择从女性和强奸的层面展开文学叙事，《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就是这一类的代表。这些作品跳出了中日民族对抗的框架，而往往把故事的主题空间设置在美国教堂和教会学校，把上帝观念或普世价值等嵌入其中。被强暴的南京城在其中以女性形象出场，叙述的重心从国家政治转向了身体政治。

在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中，妓女的身体变成了被凌辱的中国的象征符码，承担起了修复民族尊严的历史重任。在小说中，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无论是女学生、妓女还是伤兵，都藏匿在美国教堂和权力的暗室当中。而当美国神父无法阻止日军、纯真少女面临日军蹂躏之时，十三位妓女站了出来，不但保护了少女身上所承载和影射的民族纯洁性不受伤害，还承担起了男人和民族国家的重任——身藏利器，时刻准备刺向凌辱她们的日本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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