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剑辉、钱多多

今天，一组各大互联网巨头公司员工得病以及逝世数据被圈儿里刷屏，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加班狗”、“过劳死”再一次被推上热议风口。

图片显示阿里巴巴得病数据3547人，逝世42人，位居首位，腾讯、百度等紧跟其后，但这组数据的真实性也受到不少人质疑，今天我们且不说真实性，我们来说说这背后的中国加班史。

一、

根据拉勾网最新的数据显示：2017年互联网公司城市通勤时长最高的是北京，数据开发、后端开发、产品设计岗位加班最多，眼疲劳、颈椎、情绪成为“工伤”，当然还有单身状况，占比高达48%。

对于加班，相信现在的很多人都习以为常，甚至长期准点下班都会觉得心慌。之前关于中国加班史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一家中国互联网公司招聘了一位日本研发，上班第一天，他对部门同事说：“我在日本就是个加班狂，希望大家能跟上我的节奏。”一个月后，他决定打道回府，临走扔下一句话：“你们这样加班，是相当不人道的。”

2006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指出，中国人均劳动时间超越日韩，已成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蓝领加班需要血汗工厂，白领加班则需要“加班文化”。

当外资大举进入中国，高学历、高收入、高福利的白领职位曾令无数人追捧艳羡。可风光无限的背后，却充斥着高强度、超负荷的劳动。

“我们经常加班加点，每月加班超过200小时，连加班费都没有”、“楼道里、卫生间、办公室，保不准就能看见抹眼泪的女孩子，进公司没哭过的几乎没有”……很难想象，这竟是北京CBD高档写字楼里的工作氛围。

从应聘开始，HR就会明确告知你“要加班”;工作中，主管也要求你有团队精神;对企业来说，今天就很残酷、明天会更残酷，对你来说，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2016年年末，滴滴发布《2016年度加班最“狠”公司排行榜》，京东以23：16的平均下班时间、周末破千的加班人数，勇夺中国最“狠”公司冠军;高德地图则在《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中宣布：华为每日人均加班时间长达3.96小时，无可争议成为中国企业“加班王”。

中国最优秀、最具竞争力的企业都在疯狂努力，普通公司有什么资格不加班?

于是，加班员工升职受奖，下班员工遭淘汰鄙视，企业的竞争压力被层层传递，“加班文化”就这样自然形成。

且不说其他行业，就说干媒体的，热点一出就是号角，张翰娜扎分手了，郭台铭败诉了等等等等，不管是凌晨3点还是大年三十儿，不管你在路上还是和在朋友聚餐的饭桌上，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打开随身携带的电脑开始工作，因为热点不等人，你快总有比你更快的人。

再就是IT业，加班最疯狂的行业，没有之一。当你在地铁里、马路边看到一个蹲在墙角开着电脑工作的人时，不用想，他98%是某个公司的IT狗，在抓紧一切时间写代码、改bug，还有那些秀福利、晒加班、“996”，都是IT公司的创举。于是，“钱多话少死的早”，也就成了程序员的宿命。

当代中国人，宿命般地身处一个“加班时代”。

二、

1992年，当《世界知识》杂志刊出《日本的过劳死》一文时，很多中国人上班，还停留在迟到、早退、看报、喝茶、买菜、织毛衣、接孩子的懒散状态，想象不出上班怎么会“累死人”。“过劳死”，曾经被视为是日本独有的社会现象。

2006年，中国跃升为“过劳死第一大国”，每年“过劳死”人数高达60万(这个数字极具争议，却被众多媒体采信)。

不论是蓝领还是白领，中国的企业中充斥着“过劳死”的悲剧。

2006年，广州海珠区某服装厂。女工甘红英4天里累计工作54小时25分钟后，在出租屋中离世。离世前，她跟姐姐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好累，给我钥匙，去你那里休息一下。”

2006年5月28日，华为员工胡新宇加班一个月后，因多器官衰竭病逝，年仅25岁。这位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在项目启动后，几乎天天在公司过夜，早上又按时上班。而作为华为精神象征的“床垫文化”和自愿放弃休假的《奋斗者协议》，就此浮出水面，被人广为诟病。

2011年4月10日，普华永道职员潘洁因急性脑膜炎辞世。这位年仅25岁的“四大”精英，微博留言全是“又加班了”、“我要睡觉”这样的话。

加班不仅摧残员工，高管、老板也难逃厄运。

虽然各项数据、案例以及各种抱怨一直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但最终并没有促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善与进步。

靠加班，中国支撑起一个令全世界瞠目的经济奇迹。但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日益老龄化的中国还能加班多久?这样发展可持续吗?这样发展道德吗?

中国人还在加班时，日本却开始引入“一周三休制”。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实行“一周三休”的日本企业已达到8%。而中国不计其数的劳动者，却还活在没有“双休”和加班费的年代。

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是时候做出应有的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