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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性侵风波中 互联网扮演了什么角色?

为何当得知自己喜爱的名人是性侵事件的主角时,我们会觉得沮丧难过?

左:查里·罗斯;中:路易·CK;右:凯文·史派西。

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杰弗里·塔伯(Jeffrey Tambor)、查理·罗斯(Charlie Rose)、艾尔·弗兰肯(Al Franken)、乔治·武吉(George Takei)、路易斯·CK (Louis CK)。

数月前,当你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明星”的列表,但现在,你更多地会把他们看作是“被指控的性骚扰者和掠夺者”。不过,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纽约时报》发布了过去几个月内受到性侵指控的34个公众人物。维基百科的#MeToo主题标签的页面也收集了数不胜数的性骚扰事件,涵盖面远远不止34人。

如果看到这些指控,你感到震惊、愤怒和悲伤,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讨厌看到性骚扰和性侵的事件,也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得知自己喜欢的演员、政治家或公众人物被指控为性侵者。它迫使我们做出选择:是要相信那些提出指控的人,不论男女,还是要相信否认这类行为的名人呢?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指控相当于事实,错误的的指控很少发生。但是,我们还相信“无罪推定”原则,那么在相信指控者还是相信被指控人之间,就存在着矛盾,让人感到痛苦。

除了原则的碰撞之外,在得知这类事件时,我们还会产生情感的冲突。我们可能想站在受害者的一方,但对于喜爱的演员和公众人物,我们依旧有很深的感情。网络就完全呈现了这种张力。

首先,网络已经成为制造名人的核心机器。在研究名人制造的诸多文献中,约书亚·甘姆森(Joshua Gamson)的论述最引人瞩目。他把这种过程描述为“由下至上的,自己动手制作的流程”。他认为,网络显著地降低了准入门槛——只需要一台电脑和勇气,你就有可能越过好莱坞严密控制的宣传系统和中间人,一举成名。在制造名人的过程中,粉丝非常活跃,大V往往是通过转发别人的帖子、视频和使用标签话题等慢慢火起来的。

但是,网络的能力不仅仅局限于从零开始制造名人。在一篇关于女演员费利西亚·戴(Felicia Day)的文章中,伊丽莎白·埃德勒(Elizabeth Ellcessor)研究了互联网如何帮助创造名人的“明星文本”:

相比之下,好莱坞经典的方式是由演播室来打造明星文本,具体来说,是通过演播室为表演者的作品搭建可靠的观众群。但如今,明星文本中的“连结”才是造星的新核心。制造明星不再通过流水线,而是通过一个“生态系统”,其中包含了媒体平台——特别是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以及行业和观众。这几个元素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形成广泛的、多元的、紧密的“连结”。

换句话说,正因为互联网,小名人才能成为大明星。 乔治·竹井 (George Takei)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原本只是一个《星际迷航》 里的配角,但他通过Facebook帖子而名声大噪。即便像杰弗里·塔伯 (Jeffrey Tambor)和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这样的大明星,也要通过网络才能保持热度,因为他们近年来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得以于几部很火的网络剧:比如史派西参演的《纸牌屋》(Netflix出品)和塔伯参演的《透明家庭》(亚马逊出品)。路易斯·CK(Louis CK)也是一个社交平台高手,他常常通过自己的账号来发布喜剧表演,广受欢迎。

然而,在创造明星的同时,互联网也改变了明星与公众的关系。埃尔厄德(Ellcessor )表示,和传统明星不同的是,“互联网更加牢固地建立在明星与公众之间虚幻的亲密关系上……明星的自我表现,以及粉丝通过互动和明星建立亲密关系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粉丝单方面一步步加深对明星的了解),决定了明星在互联网的受欢迎程度。”

我们依旧是追星族,不过明星会觉得自己更亲民了。大众可以收到明星“新鲜的”照片,他们“当下的”想法,还有他们“直播的”相遇(抱歉,在谈到这些的时候必须要加“引号”)。埃尔厄德指出,这种真实的幻觉与社交媒体的属性息息相关。这些属性包括“生动的幻觉”、网络的互动性、互动的日常性、媒体工具的广泛性,以及缺少推广人员、编辑和狗仔队这样创造明星形象的媒体把关人。“人们能获得不受控制的、持续的、直接的和’真实的’ 的追星感,与网络媒体产生的生动的幻觉和互动性息息相关。”

不过,这种亲密性也伴随着脆弱性。Driessens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名声是如何作为资本形式而存在的。他认为,名声所带来的曝光度就像“雅努斯的两张脸”(译者注:希腊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出名可能令你遭受丑闻的烦恼。比如,你做的缺德事可能会败露。在网络的影响下,明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然而,当一个人的名声越响,他肮脏的小秘密就越可能败露。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分享自己遇到明星的经历,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但是,近期的名人性侵遭事件遭到大众的极大谴责,不仅仅和网络的造星和造势功能有关,还和名人和大众之间的连结有关,这是一种更亲密却脆弱的关系。在网络的帮助下,追星变得更加真实,大众也由此加大了对喜爱的明星的情感投入。正如加姆森(Gamson)所言,如今的公关和媒体的策略是努力把明星塑造成”普通人”,这样可以让“大众看到明星真正的样子”,从而让个人找到自己和明星之间的共同点。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让大众觉得明星更容易接近,并且更像我们自己了,所以,他们的失败也让人感觉像自己的失败。这种认同感可能不是有意识的,但它依旧存在于情感层面上。当你知道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一系列性侵事件的主角,这种感觉是非常难过和沮丧的。同时,如果你还在Twitter和Instagram上关注这个明星,或者在Facebook上转发过他们的消息,那沮丧就更加强烈了。一旦明星变成了你的虚拟家庭成员(即使这是一种单向的关系),他们就会让你感到失望。

如今我们和明星的关系都发生在我们的头脑里,它可能导致危险或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在不了解控告者或指责的情况下,坚定地捍卫我们喜爱的明星;又或者保持沉默,但我们可能也会因此感到伤心,焦虑或不忠,因为我们没有守护“我们”的明星。

除非你做一些大的改变,比如取关所有你喜欢的明星,否则,我们也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困境。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摆脱这样一个现状:在媒体饱和的环境下,我们还是经常能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听到我们喜爱的明星的信息。

但要注意的是,曝光度与熟悉度并不是一回事。媒体和宣传会把明星塑造成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点的人,但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接受这样的叙述,进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和明星之间数不清的不同点上。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希望,我们和明星都对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和侵犯感到深恶痛疾。

(译者:高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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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STOR Daily

原标题:#MeToo and the New Era of Internet Celebrity

最新更新时间:01/06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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