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杰弗里·塔伯（Jeffrey Tambor)、查理·罗斯（Charlie Rose）、艾尔·弗兰肯（Al Franken）、乔治·武吉（George Takei）、路易斯·CK （Louis CK）。

数月前，当你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明星”的列表，但现在，你更多地会把他们看作是“被指控的性骚扰者和掠夺者”。不过，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纽约时报》发布了过去几个月内受到性侵指控的34个公众人物。维基百科的#MeToo主题标签的页面也收集了数不胜数的性骚扰事件，涵盖面远远不止34人。

如果看到这些指控，你感到震惊、愤怒和悲伤，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讨厌看到性骚扰和性侵的事件，也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得知自己喜欢的演员、政治家或公众人物被指控为性侵者。它迫使我们做出选择：是要相信那些提出指控的人，不论男女，还是要相信否认这类行为的名人呢？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指控相当于事实，错误的的指控很少发生。但是，我们还相信“无罪推定”原则，那么在相信指控者还是相信被指控人之间，就存在着矛盾，让人感到痛苦。

除了原则的碰撞之外，在得知这类事件时，我们还会产生情感的冲突。我们可能想站在受害者的一方，但对于喜爱的演员和公众人物，我们依旧有很深的感情。网络就完全呈现了这种张力。

首先，网络已经成为制造名人的核心机器。在研究名人制造的诸多文献中，约书亚·甘姆森（Joshua Gamson）的论述最引人瞩目。他把这种过程描述为“由下至上的，自己动手制作的流程”。他认为，网络显著地降低了准入门槛——只需要一台电脑和勇气，你就有可能越过好莱坞严密控制的宣传系统和中间人，一举成名。在制造名人的过程中，粉丝非常活跃，大V往往是通过转发别人的帖子、视频和使用标签话题等慢慢火起来的。

但是，网络的能力不仅仅局限于从零开始制造名人。在一篇关于女演员费利西亚·戴（Felicia Day）的文章中，伊丽莎白·埃德勒（Elizabeth Ellcessor）研究了互联网如何帮助创造名人的“明星文本”：

相比之下，好莱坞经典的方式是由演播室来打造明星文本，具体来说，是通过演播室为表演者的作品搭建可靠的观众群。但如今，明星文本中的“连结”才是造星的新核心。制造明星不再通过流水线，而是通过一个“生态系统”，其中包含了媒体平台——特别是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以及行业和观众。这几个元素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形成广泛的、多元的、紧密的“连结”。

换句话说，正因为互联网，小名人才能成为大明星。 乔治·竹井 （George Takei）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原本只是一个《星际迷航》 里的配角，但他通过Facebook帖子而名声大噪。即便像杰弗里·塔伯 （Jeffrey Tambor）和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这样的大明星，也要通过网络才能保持热度，因为他们近年来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得以于几部很火的网络剧：比如史派西参演的《纸牌屋》（Netflix出品）和塔伯参演的《透明家庭》（亚马逊出品）。路易斯·CK（Louis CK）也是一个社交平台高手，他常常通过自己的账号来发布喜剧表演，广受欢迎。

然而，在创造明星的同时，互联网也改变了明星与公众的关系。埃尔厄德（Ellcessor ）表示，和传统明星不同的是，“互联网更加牢固地建立在明星与公众之间虚幻的亲密关系上……明星的自我表现，以及粉丝通过互动和明星建立亲密关系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粉丝单方面一步步加深对明星的了解），决定了明星在互联网的受欢迎程度。”

我们依旧是追星族，不过明星会觉得自己更亲民了。大众可以收到明星“新鲜的”照片，他们“当下的”想法，还有他们“直播的”相遇（抱歉，在谈到这些的时候必须要加“引号”）。埃尔厄德指出，这种真实的幻觉与社交媒体的属性息息相关。这些属性包括“生动的幻觉”、网络的互动性、互动的日常性、媒体工具的广泛性，以及缺少推广人员、编辑和狗仔队这样创造明星形象的媒体把关人。“人们能获得不受控制的、持续的、直接的和’真实的’ 的追星感，与网络媒体产生的生动的幻觉和互动性息息相关。”

不过，这种亲密性也伴随着脆弱性。Driessens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名声是如何作为资本形式而存在的。他认为，名声所带来的曝光度就像“雅努斯的两张脸”（译者注：希腊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出名可能令你遭受丑闻的烦恼。比如，你做的缺德事可能会败露。在网络的影响下，明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然而，当一个人的名声越响，他肮脏的小秘密就越可能败露。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分享自己遇到明星的经历，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但是，近期的名人性侵遭事件遭到大众的极大谴责，不仅仅和网络的造星和造势功能有关，还和名人和大众之间的连结有关，这是一种更亲密却脆弱的关系。在网络的帮助下，追星变得更加真实，大众也由此加大了对喜爱的明星的情感投入。正如加姆森（Gamson）所言，如今的公关和媒体的策略是努力把明星塑造成”普通人”，这样可以让“大众看到明星真正的样子”，从而让个人找到自己和明星之间的共同点。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让大众觉得明星更容易接近，并且更像我们自己了，所以，他们的失败也让人感觉像自己的失败。这种认同感可能不是有意识的，但它依旧存在于情感层面上。当你知道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一系列性侵事件的主角，这种感觉是非常难过和沮丧的。同时，如果你还在Twitter和Instagram上关注这个明星，或者在Facebook上转发过他们的消息，那沮丧就更加强烈了。一旦明星变成了你的虚拟家庭成员（即使这是一种单向的关系），他们就会让你感到失望。

如今我们和明星的关系都发生在我们的头脑里，它可能导致危险或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在不了解控告者或指责的情况下，坚定地捍卫我们喜爱的明星；又或者保持沉默，但我们可能也会因此感到伤心，焦虑或不忠，因为我们没有守护“我们”的明星。

除非你做一些大的改变，比如取关所有你喜欢的明星，否则，我们也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困境。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摆脱这样一个现状：在媒体饱和的环境下，我们还是经常能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听到我们喜爱的明星的信息。

但要注意的是，曝光度与熟悉度并不是一回事。媒体和宣传会把明星塑造成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点的人，但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接受这样的叙述，进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和明星之间数不清的不同点上。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希望，我们和明星都对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和侵犯感到深恶痛疾。

（译者：高晟楠）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