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南方

编辑 | 美龄

余光中曾说：“我把生命比喻为一条长河，像长江一样，最后一定会汇入三角洲，出海口，可是回顾起来，有很多支流，像湘江、汉水这么多，然后在很安静的晚上，我也会想到当初，我的源头是怎样……”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文坛的“璀璨五彩笔”。驰骋文坛半个世纪的他，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梁实秋曾称赞余光中先生：“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作为华文世界的文学大师，余光中历经半个世纪的创作而艺术生命长青，年华虽老但赤子之心犹在。纵观余光中的人生历程，不难看出他一路的辗转和漂流。

余光中的走，是在意料之外的。

据台湾中山大学知情人士介绍，余光中12月本来只是到医院做例行健康检查，因他已近90岁高龄，也有些慢性疾病，所以在医师建议下决定住院静养并进行进一步检查，当时身体状况还没什么不妥。未料几日之内情形突然急转直下，因疑似中风导致肺部感染，转进加护病房，之后病情越来越重，其旅居国外的女儿们也都紧急赶回。

余光中与妻子范我存

家属考虑到余光中年事已高，最终放弃了痛苦的插管急救，在转入加护病房前已签署放弃急救同意书。孩子们也希望多陪伴老人走过最后时光，便在2017年12月13日晚间，将他转至普通病房，隔日上午余光中就安详过世。

余光中曾感慨自己，“虽然出生之地已到处高楼大厦，但也不乏依然故我的江南人家，以及庭院里生长着的一株株桂树枝叶茂密，它让我闻到了小时候的桂花香味，只是再也寻觅不到儿时捉迷藏的小伙伴了。”

他一生漂泊，从江南到四川，从大陆到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香港，最终落脚于台湾高雄的西子湾畔，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艺术的熏陶研习，让余先生在中西文学界享有盛誉，往返于两岸多国，却依然从未有过“归属感”。他诗文的主题，多离不开“离乡”“乡愁”“孤独”“死亡”，读他的诗，迎面而来的是一种入骨的苍凉与顽强。

“童年的天空啊，看不见风筝，看到的是轰炸机”。战火中一路逃难的童年，是“乡愁”萌发的最初土壤。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10月21日生于江苏南京，在秣陵路小学读书。1947年，19岁的余光中考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8年，20岁的余光中发表第一部诗集。1949年，他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2年毕业。1953年，余光中与覃子豪、钟鼎文等人共创“蓝星”诗社。1956年，余光中开始在大学任教，与范我存女士结婚。1961年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历任师大、政大、台大教授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州寺钟学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等。

余光中的诗集处女作 《舟子的悲歌》

多年来，余光中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经典的诗歌和散文。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写下《乡愁》。一首《乡愁》，传诵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来，这首诗在海内外华人间被广为传诵。余光中近年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时，屡屡被问及他的乡愁。

1992年，余光中应邀来到北京，虽然不是小时候的故乡，但看到的京城胡同、故宫和梁启超故居，还是十分亲切。他真正回故乡是2000年，当时余光中第一次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南京大学，感慨万千。这些年来他去过山东、湖南、湖北等很多“小时候都没去过的地方”，写了许多关于返乡的诗。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写作风格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他的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且兼有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现代文学之精神，创作手法新颖灵活，比喻奇特，描写精雕细刻，抒情细腻缠绵，一唱三叹，含蓄隽永，意味深长，韵律优美，节奏感强。他因此被尊为台湾诗坛祭酒。他的诗论视野开阔，富有开拓探索的犀利朝气；他强调作家的民族感和责任感，善于从语言的角度把握诗的品格和价值，自成一家。

在新诗领域，余光中是艺术至上的拥护者；而在散文中，他认为，通过教育的普及，在大众化的基础上，文学是有机会兼顾艺术化的。他将五四运动以来的散文，以口语入文的散文和大众化划上等号，而称艺术化的散文为现代散文，意味着这类散文兼具现代人的生活内涵和创作形式上的现代手法。

几次逃亡，数次离乡，一如他自己称作的“蒲公英的岁月”。

诗人的寂寞，文人的孤独，余先生一人占尽。

他孤独着自己的孤独，贯穿时空，延展开来，却在当代无处落脚。他一生思考着生命的始终，明知宿命般的结局，却依然要与永恒拔河。1966年，不到四十岁的余先生写了《当我死时》。诗中，他想到生命的终结是返乡，回到最初的自己，踏上当年的故土，“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单人床》里，“没有谁记得谁的地址/寂寞是一张单人床/向夜的四垠无限地延伸/我睡在月之下，草之上，枕着空无，枕着/一种渺渺茫茫的悲辛”。这种空绝冷清，仿佛失联的孩子，在黑暗中的无助无奈。去国离乡，离开加了乌托邦滤镜的美好纯净的童年，往后走再远，走到地球的任一角落，都还是怀念最初的起点，因为回不去，因为恍若隔世，都会在梦中惊醒，发现眼角的泪，为故乡而流。

“再过十二年我就一百岁了，但我对做人瑞并不热衷。所以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守夜人》了。”还记得一年前，大陆首次推出《守夜人》，已经距离首版24年，颇多增删琢磨，89岁高龄的于先生，对待诗文一如初见，还在字斟句酌着每一个音节，一个符号。

以余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守夜人》是他首次在大陆出版的自选自译诗集，他序言中写道：“诗兴不绝则青春不逝，并使人有不朽的幻觉”。这是余先生的纠结与坚守，知命与不甘。在他的眼中，不是用来寻找黑暗中的光明，知时间不可逆，生命规则不可违背，他也宁愿去独守这黑夜，“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做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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