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63岁的埃斯科·阿霍（Esko Aho）曾是芬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作为芬兰“中间力量党”（Suomen Keskusta）的党魁，他在1991-1995期间担任总理，并成为促使芬兰加入欧盟的关键人物。离开政坛以后他继续保持活跃的状态，曾先后担任芬兰国家创新基金主席、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诺基亚执行副总裁等。

北欧小国芬兰，以其高度工业化、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体而闻名于世，曾孕育出诺基亚等世界级公司，并率先开展了“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创新性社会实验。在2017年12月，芬兰迎来了它建国100年的纪念日——1917年它从俄国的治下独立，并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俄罗斯与欧盟政治交锋的前线之一。

日前，在赫尔辛基召开的生物经济投资大会（BioEconomy Investment Summit）上，界面新闻专访了埃斯科·阿霍。他认为，诺基亚的衰落与欧洲碎片化的数字市场环境不无关系，欧盟的互联网企业想要保持国际竞争力，单一数字市场的缺乏是硬伤。此外，在他看来，欧盟成员国的身份确实会让一部分芬兰人利益受损，但我们更需要关注大的图景，欧盟的存在有逻辑上的必要性。他还表示，中国投资在欧洲总体上是受欢迎的，芬兰经济和中国经济有很多层面的互补性，但贸易往来需要保证赛场的公平。

以下是采访实录。

未来应该有一个“生物经济的硅谷”

界面新闻：芬兰有丰富的林业资源，林业管理也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在您看来，芬兰林业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阿霍：芬兰林业的历史一直都伴随着转型的发生。最开始时木材被用于供暖、建材。然后是机械制造，再然后是造纸、发电、包装材料，现在是生物材料。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未来的工业生产中发挥木材的所有这些用途，而芬兰也证明了它拥有不断改变自己的能力。全球经济未来需要找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生物经济是选项之一。

有人提出过，应该有一个“生物经济的硅谷”，把不同形态的资源放在一起，以促进生物经济的发展。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承担风险的能力、风险资本和一定的监管环境、有远见的消费者，最后是商业与政府的合作，大学也需要被吸纳进来。我们需要把这些资源都放在一起，而芬兰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有最大的优势来做这件事。

也有一个问题：当你面临转型时，你的遗产其实有时会让前进更加困难。在芬兰和瑞典，我们必须要理解颠覆式变革的重要性。从林业到整个生物经济领域，都需要更加前瞻。到目前为止，我感到我们一直有点太束手束脚了。我们一直在尝试解释：为经济目的而砍树不会破坏环境。但今天要关注的问题并不是“不做坏事”、而是“要做好事”。当我们从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转型成为生物经济，你不只是在做一件“中立”的事情，而是在做一件“好事”。你能够让地球往更可持续的方向改变。这是一条很重要又不容易被理解的信息：对许多欧洲人来说，森林就是公园，如果大量将木材用作商业目的就会影响森林的其他功能。那是错误的，我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在森林的经济功能和休闲功能中找到平衡。

诺基亚的衰落部分归咎于欧洲碎片化的数字市场环境

界面新闻：芬兰作为国家的创新力也很引人注目，孕育出了像诺基亚、Rovio（编者注：“愤怒的小鸟”游戏开发商）这样的世界级公司。您曾担任过芬兰国家创新基金会SITRA的主席，在您看来，芬兰有着怎样的机制来促进创新？

阿霍：首先，水平较高的公共基金和私人基金。在那些关注国家对创新投资力度的排行榜上，芬兰、瑞典、以色列、日本是常常上榜的典型国家，现在也包括了韩国。其次，良好的教育系统为创新提供支持。在今天的芬兰，我们成功地让许多大学生成长为了企业家，也培养了一个强大的创业者社群。每年11月，我们都会在芬兰举办SLUSH会议，这是欧洲地区最大的创业者大会。传统上主要是大公司来给创新投钱，现在创业者社群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再次，良好的政商合作，大学能够很好地与公司协作，这给创新提供了很多机会。最后，芬兰是一个小国，容易把事情办成。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事情都相对简单。这对创新有好处，因为创新总是发生在那些你可以简单而快速地做事的地方。芬兰当然也面临挑战。我们的整体市场非常小——只有550万人，我们像个孤岛一样。我们必须为保持竞争力而奋斗，但直到现在我们做得还算成功。

界面新闻：您刚才提到了老牌优势产业在转型中可能面临困难。作为芬兰最有名的一家世界级公司，诺基亚在过去这些年里逐渐失去了作为移动通讯业龙头老大的位置。您曾经担任过诺基亚的高管，在您看来，什么原因导致了诺基亚的衰落？

阿霍：诺基亚的故事一直以来都伴随着转型。诺基亚的历史最早开始于林业，当时是一家造纸公司。商业中你需要实时应变。移动通讯业刚起步时，诺基亚是商业上的最大赢家。那部分要归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芬兰拥有非常良好的生态系统，有利于移动产业的成长。比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对研发的投资、对市场的准入、对推广诺基亚产品很有利的欧盟GSM标准。在那时，硬件是移动通讯业的核心，百分之七十、八十的附加价值都基于硬件。诺基亚的硬件做得非常好。它还革新了移动通讯业，使手机从奢侈品变为普通商品。

但是，当软件在手机行业里越来越占统治地位、数字化内容跟手机设计绑定在一起时，问题就来了。诺基亚当然也有自己的决策失误，但根本问题还是，欧洲、芬兰无法再为这个产业提供最好的生态系统。欧洲的软件开发落后于美国，数字化内容或多或少都是美国生产、美国驱动。这是诺基亚最终失去了竞争力的原因。后来，诺基亚不得不把它的手机产业卖给微软。但与此同时，诺基亚也继续在往前走：成为了全球网络事业（network business）的领头羊。由于那些彻底的变革，作为公司的诺基亚被挽救了。否则它很有可能整个消失，就像发生在很多同类公司身上的那样。

所以，并不能说是由于诺基亚“犯了什么错”而导致的结果。我想，硅谷能够为成长于90年代末的数字科技发展提供比欧洲好太多的环境。那里有数字化内容，可利用的风险资本，大量的研发投资，单一数字市场。而在欧洲，市场是非常碎片化的，现在仍然是这样。我认为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诺基亚的衰落，它们并不掌握在诺基亚的手中。

界面新闻：当时芬兰或者欧盟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客观环境的改变？是否有采取措施？

阿霍：在商业里，投资相关的产品跟政府决策联系更紧密，所以政府能发挥一定影响力。但消费产品不一样，只要消费者还有疑虑，政府能做的其实很有限。唯一一件政府可以做的事，是整个的欧洲政府可以创建数字内容的共同市场。所以，单一数字市场可以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之一。但欧洲人觉醒得太晚了。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欧洲仍然没有单一数字市场（single digital market）。如果想要在欧洲提供一个数字服务，你需要在不同国家去拿不同的许可。

欧洲重新进入增长期，民粹运动风头不再

界面新闻：您是将芬兰带入欧盟的关键人物。近几年来出现了很多关于欧盟的担忧。您如何看待欧盟的未来？

阿霍：欧盟的存在有逻辑上的必要性。它的功用并非是人们臆想出来的、而是基于真实的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困难是很难在国家层面去解决的：环境问题，全球贸易问题，研发挑战，安全挑战、特别当它跟移民有关的时候。很难想象，单个的国家能够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合作，而欧盟是面对挑战的正确方式。英国脱欧以后，我们更能确信这一点：英国的经济表现开始落后于其他的欧盟成员国了。尽管英国人不能对欧盟感到完全满意，但留在欧盟对于英国来说是有道理的。欧盟内部现在也有很多的选项，但基本前提是，要拥护欧洲一体化。

界面新闻：脱欧的发生让您感到惊讶吗？

阿霍：是的，我非常惊讶。因为英国很明显地从欧盟成员国身份中受益。比如，英国金融业的发达部分是基于它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但当公投出现时，意外总会发生。选民并不是为了公投设定的议题而投票，他们是在为政府而投、或者是为别的什么而投。不幸的是，脱欧公投发生的时候正好是欧洲移民挑战非常尖锐的时候。我想那可能是不列颠的大多数会投给离开的原因之一。

界面新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芬兰加入欧盟的时候，国内也有反对的声音。比如芬兰的林业发达，但加入欧盟可能会损害林业、农业的利益。当时说服民众加入欧盟是一件难事吗？

阿霍：欧盟成员国的身份确实会让一部分的芬兰人利益受损。机会会变少、商业模式也需要改革，才能在欧盟中生存下来。但你不能只看某些特定的利益群体，而需要关注大的图景。大图景上来看，民众是希望加入欧盟的。今天回头去看，我想每个人都会承认这个事实：如果没有加入欧盟，农业和食品行业可能会遭受更大冲击。

界面新闻：近年来欧盟许多国家都涌现出极右翼崛起的现象。在芬兰，“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也得到了很多的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阿霍：在社会变革迅速、经济面临挑战的时期，民粹运动也总是在扩张，这很典型。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下行伴随着飞速的数字化进程，这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很多人确信，未来不会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好，他们没有对未来做好准备，他们会失去工作。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居住的地方遭受了许多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很典型的是，极右翼和极左翼都能很轻松地从民粹运动中获益，然后再将这些东西转化到政治的决斗场里，以争取更多支持。但幸运的是，欧洲重新进入了增长期，刚刚开始，我们马上能看到这些运动便风头不再了。

当前的“无差别基本收入”实验不能让人信服

界面新闻：芬兰现在正开展着为期两年的、关于“无差别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的社会实验。这项实验被认为是应对人工智能浪潮、改善现有福利制度的一项激进尝试。很多欧洲国家也热议过“无差别基本收入”实验，但它为什么能首先在芬兰落地？您如何看待这项社会实验？

阿霍：芬兰能够首先开展这项实验，我想主要是由于这里的社会保障传统。有一些尝试总是好的，但我并不确信它真能解决问题。它的基本思路是，不再需要对公民挨个进行资质的审核，而是给予无差别的全民资助。它的出发点是，未来将没有足够的工作留给人类。

但是，在我们需要面对的那个未来里，并不是没有工作，而是有不一样的工作。人们如果想把现在的工作方式转化到未来确有困难，所以他们需要新的技能、新的平衡，他们需要有迁移的能力以得到新工作，也需要一定的桥梁以完成这种转化。人们有依靠工作生存的能力，这对社会来说非常根本。我想这比直接付钱要更重要，单纯的付钱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以前在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讨论。人们担心会失去工作，甚至担心人类的劳动在未来不再被需要。短期来看，确实可能是个问题：人们迅速地失去原有的工作，而创造新工作又需要花时间。但长期来看，新科技在事实上创造的新工作，不会比它取代的旧工作少。我仍对此感到乐观：未来社会里人类劳动仍然有价值。还是应该找到一种异于“无差别基本收入”的制度，帮助人们离开那些正在消亡的工作、并转移到那些当下的、甚至是未来的工作。关于这种制度的正确动机应该是：它是一种用来推进改革的工具。

俄罗斯还是欧盟？芬兰并不一定需要选边站

界面新闻：100年前芬兰从俄国的治下宣布独立。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芬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很受关注。芬兰近年来在考虑加入北约，您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吗？

阿霍：二战以后，我们跟苏联有过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并非总是易事，但我们做到了。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解体之后，我们需要重新定位自己，跟俄罗斯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我们再次做到了。我们得以很快地从“冷战配置” (cold war arrangement ) 进入到“后冷战配置”。从今天的俄罗斯出现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跟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时人们会说，我们必须做这样的选择：是与俄罗斯交好，还是与欧盟和北约协作。我不那样认为。我认为它们是互补的。如果我们在欧盟表现良好、跟北约合作顺畅，这意味着我们在面对俄罗斯时也会更强大。而如果我们跟俄罗斯关系良好，也可以很好地促进欧洲的发展。

加入北约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我们必须考虑，它将如何潜在地改变芬兰的身份？它将如何改变北欧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这都不简单。

芬兰经济和中国经济有很多层面的互补性

界面新闻：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逐渐加大在欧洲扩张的力度，欧洲社会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表示欢迎、另一种表示担忧。您如何看待中国逐渐扩大它在欧洲的影响力这件事？

阿霍：首先，中国开始扩大它在海外的投资，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过去这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良好，增长迅速，这给予了中国对外投资的能力。对中国来说，欧洲是一个有意思的市场。我认为中国投资在欧洲，一般来说是受到欢迎的，正如欧洲投资也在中国运转良好一样。有一个针对所有人的、共同的、平等的“赛场”（playing field），这很重要。

界面新闻：由您主编的、向国际社会介绍芬兰社会的书《芬兰手印：一百年、一百个故事》（Finnish fingerprints: A hundred years, a hundred stories）即将发布中文版。您希望通过此书向中文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阿霍：这本书的出版最初是由于2017年是芬兰建国一百周年。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对“芬兰何以成为今天的芬兰”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如果你去观察那些20世纪的发达国家，芬兰、新加坡、日本、挪威的增长是最快的。为什么芬兰在20世纪里如此成功？芬兰社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有哪些富有影响力的芬兰人？这个国家有哪些特别的现象？这本书最初是用芬兰语、瑞典语、英语发表，然后有了俄语版，现在即将有中文版。

我想，对中国读者来说，芬兰太不一样了。我们很小、很北，我们的经济非常依赖生物经济。在这个国家里，商业、生活、科技进步，如何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生活联结起来？所以这是一本关于芬兰故事、芬兰视角的书。

界面新闻：中国与芬兰的关系，未来有哪些潜在的增长点？

阿霍：首先，对于想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公司来说，芬兰是一个容易起步的地方。芬兰很小、运作简单。芬兰航空也有很方便的航班飞往中国：可以说，途径芬兰是中国飞往欧洲最快捷的途径。在这本书里有一章名为“芬航的丝绸之路”（Finnair’s Silk Road），介绍了芬航的亚洲策略。在2003年的时候，芬航的管理层讨论了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并做出了大力投资中国航线的决策。今天来看，它发展得非常好，很多来欧洲的中国人都使用“芬航的丝绸之路”。其次，芬兰经济和中国经济有很多层面的互补性。比如，清洁能源、环境科技都对中国的未来很重要，我相信芬兰可以给中国的环境保护提供很多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也有很好的供应链系统、生物领域、高新技术，这都可以成为潜在的合作点。

（界面新闻驻欧记者王磬发自赫尔辛基，本文是界面新闻“对话欧洲”系列访谈之一，感谢CBCN、European Forest Institute对此次采访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