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幸福感和生产率相关的研究的启发，日本跨国公司日立集团在2015年开启一项实验。这次实验使用一种新发明的“快乐传感器”来测试员工的幸福感，用采集到的数据来探究幸福感与员工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

哈佛商学院的助理教授伊桑·伯恩斯坦（Ethan Bernstein）被这次极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实验所吸引，他撰写了一份案例分析，将日立的实验进行推广。哈佛商学院的播客节目《Cold Call》是一个专门采访案例研究者的节目。该节目的主持人布莱恩·肯尼（Brian Kenny）最近采访了伊桑·伯恩斯坦，让他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对这个案例进行进一步的解读。

伊桑首先介绍了这次实验的下一个挑战——找到正确的商业模型、处理好收集和分享员工快乐数据时的伦理问题、确认快乐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等等。虽然挑战颇多，但是伊桑还是认为，日立公司的实验将来能够帮助公司管理者提高员工的幸福感。换句话说，集团的"幸福度"不仅是组织生产率定量化的工具，同时还能成为经营管理的有效工具。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首要目标是尝试量化幸福感，之后再试图去提升它，这也是商学研究的基础。他们认为，人们无法依靠主观感受来确定他人的幸福感，同时也无法依靠人们脸部的细节来进行判断。因为脸上的细节有时候是有误导性的，有时是伪装出来的。于是研究者需要寻找其他的方法来进行幸福感检验。他们将人类幸福感模拟互动化并且电子化，使用算法，从肢体语言的角度来进行测量。

在具体操作中，研究者通过员工佩带的工牌来记录数据。之所以选择工牌是因为很多人用它来上下班打卡。这款工牌看起来像是一台小手机，里面放着“快乐传感器”，用来记录人体行动，比如两台传感器的使用者面对面看着对方时，他们能通过传感器感受到对方。除了运动和共现感之外，它还能测量人们的声音，知道人们是否在说话。

也有人对这种数据采集方式表示怀疑。伊桑·伯恩斯坦解释说，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愿意佩戴工牌的。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喜欢拥有自己身体的数据，“就像戴着苹果手表那样，这些设备可以帮他们知道自己潜意识状态下做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并不希望别人掌握自己的数据。在这个案例分析中，伊桑·伯恩斯坦引入“郁闷学术”（brooding academic）的概念，意思是有些人在为学术期刊写论文而感到不快活时，往往工作效率更高。“幸福感有时会提高工作效率，有时候却会降低工作效率。如果我们知道了所有人的心情，就会倾向于让所有人都变得快乐，那这时候就需要整个团队或者组织来进行决策了。”

这次“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通过量化行为的方法，用大数据来记录人体行为。该系统的好处在于，理想情况下，企业中的所有员工都佩戴工牌，这台可穿戴设备实时地给云端服务器发送数据并进行分析。该举的目标并不是获得个人数据，而是得出公司内部的整体幸福感评分。日立将该系统命名为“人类大数据”（Human Big Data）也是这个目的。如果科学家能掌握这些行为的经验性数据，就能为增强工作环境里的幸福感创造可能。收集到的数据还可用于项目研发、管理提升、提高生产率及客户满意度等等。

日立集团和他们的客户则更考虑吸引人才的方式，认为“通过这次实验，让人才的才华在工作环境中展现出来”更重要。研究者相信，无论这项实验最终的成果如何应用，提升员工幸福感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