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笔记:雄城壮,看江山无恙

“清晨醒来,看到对面房子的窗户,一弯密密的薄砖顶出圆拱——所谓马蹄形,心里觉得奇特。连四处可见高迪的脑洞、童话一样的巴塞罗那,都不及这扇窗户。我立刻理解了华盛顿·欧文、田晓菲的惊叹,那是在西方的内部看见了东方。”这是一次借助阅读实现的旅行。

2018年02月01日郭玉洁 北京来源:界面新闻

随笔

西班牙女人喜欢画一种眉毛:细细地往上吊,吊到离眼睛很远的地方,再往下一钩。又细又黑,摘下来就能杀人。

我喜欢这黑色。前段时间看丹麦电视剧《桥》,也喜欢,但总觉得哪里不对,终于明白,这电视剧太“白”了。没有一个有色人种。女主苍白得好像患病的皮肤,浅黄的头发——全片的主色调是灰,金色里掺了灰,蓝色里掺了灰,女主漂亮的跑车,是绿色里掺了灰。所有的色彩都不饱满,所有的欲望都洗冷,人与人之间一堵透明的墙,个人是如此的孤独。一个黑人,亚洲人,拉美人,大概会破坏这种统一的美学吧。想到有人批评说,北欧的社会福利,是凭借严厉的移民制度而维持的。

但是西班牙不一样,地铁里大部分是黑发、黑眼睛(和我们一样),还有黑度不一的皮肤,让人想到,海峡南边就是非洲,而六、七百年前,这里还是摩尔人的领地。黑色,才有丰富的维度,而不是白色。

西班牙人不怕触碰陌生的来客。我们在地铁站茫然张望时,有人从后面轻拍我的肩膀,一个老头示意我跟他走。折行几段楼梯,老头不时偏过脑袋,确认我在后面,然后微微一笑,并不说一句话。爬出地面,他往后一指,我们回头,街对面就是浑身疤痕、刺入蓝天的圣家族大教堂。这么近,几乎要倒下来了。我用临时学会的西班牙语说,谢谢!老头已经走了,偏过脑袋微微一笑,没有停留。

凌晨的街头,看到一对吵架的情侣。女孩在哭泣,男人低头看着她,上下嘴唇极快地开合,双手舞在空中,像抱着一锅沸腾的水。女孩仍在哭泣。男人继续说着,双手捧住了女孩的脸。——难以相信,他们真的这么戏剧化。

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是不是西班牙谣曲里唱的:

“把你的爱给我,否则我就杀你,

一对黑眼睛这样发誓。

可是一对蓝眼睛却说,

把你的爱给我,否则我就死。”

马德里街头的雕塑。

 

圣家族大教堂。一位上海阿姨称为“烂尾楼”。

 

圣家族教堂“受难立面”的雕像。

 

出发前,我从书架上翻看和西班牙有关的书。其中一本《赭城》,买了已有十一年了,却从未看过。作者田晓菲,出生于1971年,曾经是有名的“天才少女”,十岁出版诗集,十三岁进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一篇《十三岁的际遇》还选进了语文课本。对于90年代中国的中学生,这一成绩也相当于高迪之于20世纪初叶的巴塞罗那了。

1989年田晓菲去美国读书,之后很少听闻。再出现,已经是21世纪,新的身份是哈佛大学教授——她一路读书,竟走上了正统的学术道路。她出书算勤吧,论《金瓶梅》,论陶渊明,论南朝宫体诗,都是扎实又清新的学术散文。在《秋水堂论<红楼梦>》中,田晓菲说少年时喜欢《红楼梦》,成年之后才读懂了《金瓶梅》,明白那是现实的成人世界。——读者似乎也终于见到一个“天才”并未夭折,而进入了“中年写作”。

《赭城》是一本游记。记述的是田晓菲和丈夫宇文所安,以及另一对学者夫妻包弼德、佐登美到西班牙南部的旅行。

在书的开始,田晓菲记述了旅行的起源。2001年10月的一天,田晓菲和宇文所安在家里宴请包弼德夫妇。他们做的是土耳其菜,话题从土耳其转到了穆斯林。当时“9·11”事件刚刚过去,对恐怖分子的痛恨演变成了对整个穆斯林社会的敌意。当然要谴责残忍暴力的那部分“回人”,但是,四位学者都认为,阿拉伯文明曾经对欧亚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贡献不容抹杀,“从八世纪到十五世纪,阿拉伯人在安达卢西亚平原,在一种相对宽容的宗教精神统治下,和基督徒、犹太人一起,共同创造出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

那年12月,他们去了安达卢西亚。确切地说,是塞维拉(通译为塞维利亚,此节从田译),科尔多巴(通译为科尔多瓦,此节从田译)、格拉纳达,安达卢西亚最重要的三座城市。去这三座城市,也就是回到那段历史。

在离开马德里、即将进入安达卢西亚的章节,田晓菲引用了一首洛尔迦的诗,作为行程的开始:

树,树,

干又绿。

脸庞美丽的姑娘

去采摘橄榄。

风,塔楼上的荡子,

把她拦腰抱住。

四个骑手经过,

骑着安达露西亚的小马,

穿着天青和碧绿的外套,

披着长长的黑大衣。

“到科尔多巴来吧,姑娘。”

姑娘置之不理。

三个年轻的斗牛士经过,

他们腰肢纤细,

穿着橘红色外套,

佩戴着古银剑器。

“到赛维拉来吧,姑娘。”

姑娘置之不理。

夜色渐渐发紫,

光线渐渐分散,

一个年轻人经过,

手拿玫瑰长春藤。

“到格拉纳达来吧,姑娘。”

姑娘置之不理。

美丽脸庞的姑娘

继续采摘橄榄,

风的灰色手臂

围抱住她的腰肢。

树,树,

干又绿。

安达卢西亚平原上遍种橄榄树,这是一种耐寒耐旱的植物,深绿的叶子如蒙沙尘。骑手、斗牛士、手拿玫瑰长春藤的年轻人,分别象征了三座城市。“姑娘不为诱惑者所动,却屈服于大自然的力量。就像许多洛尔迦的诗一样,这首诗暗示了某种悲剧,也具有强烈的宿命意味。”田晓菲写道。

洛尔迦就出生在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小村庄。他的诗歌受益于伟大的西班牙歌谣传统,尤其是《深歌集》。深歌是安达露西亚民歌,糅合了阿拉伯、犹太和吉普赛传统。19世纪后期,一部分深歌从地方小酒馆进入了城市音乐厅,和弗拉明戈、吉他成套演出,似乎成了弗拉明戈的伴唱。只有借助诗人,深歌才又成为主角。田晓菲说:“在深歌背后,是洛尔迦终其一生所极力试图表现的‘安达卢西亚的灵魂’。”

田晓菲从自己最熟悉的领域——诗歌进入了安达卢西亚。这也是《赭城》的特点。如今游记变成了指南性的吃住行流水账,或是各种肤浅的际遇,《赭城》的作者却对这薄薄的现实不感兴趣,在她的记述中,很少有西班牙人,除了签证官,就是马德里地铁里的小偷。那是他们刚刚到达西班牙的那天,去马德里火车站买火车票,然后返回旅馆的途中。田晓菲想坐出租车,但是在包弼德的提议下,他们坐了地铁。在车厢里,田晓菲发现“两个身材不高但十分结实的年轻人”挤在自己和宇文所安之间,一个不断挤在宇文所安身上,“另一个则肆无忌惮地盯着我,即使我报以反感的目光,他也不肯挪开眼睛。我留神打量,他们的脸相中,有一种粗硬的神情。”嫌疑中的小偷没有得手,移到了别处。但是回到旅馆之后,佐登美发现,她的钱包丢了。——关于今日西班牙,这是书中仅有的细节了。

在前言里,田晓菲说,因为揿错了数码相机的按钮,她丢失了西班牙之行拍摄的六十多张照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对照片的遗失所作的补偿。”她用写作复活旅行的细节——城市、建筑、花纹、舞蹈、刻在墙壁上的文字。都是一个文明无声的记忆。

《赭城》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是田晓菲从英文翻译了大量诗歌,有洛尔迦,也有古代阿拉伯诗歌,吉普赛谣曲。有王族极盛时的筵饮欢爱,也有国破家亡时的悔恨。阅读,想像,对于一个逝去的文明,大概是最好的进入方式了。

书中还节译了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散文《大食故宫纪闻》。19世纪上半叶,华盛顿·欧文来到格拉纳达,发现昔日的摩尔王城已经荒芜,于是写成此书。(有多少失落的文明在19世纪被西方的探险家“发现”啊,柬埔寨的高棉王朝,中国的敦煌莫高窟……)这个王城,就是14世纪建成的摩尔王朝的宫城阿尔罕布拉,意思是“红色的城堡”,因为建筑材料使用了红泥,所以呈现红色。很多地方取音译,或直译为“红堡”,“红宫”。田晓菲写作“赭城”,是一个雅正的翻译。

田晓菲在旅行即将结束时,在格拉纳达机场看到了《大食故宫纪闻》,她意识到,真正的旅程其实才刚刚开始。两年后,她写出了《赭城》。她的旅行,是在记忆、想像,和写作中完成的。

《赭城》中的插图。17世纪波斯画页。

 

 

我从书架上抽出的另一本安达卢西亚游记,是张承志的《鲜花的废墟》。

田晓菲的旅行,是从美国波士顿起飞,经过西班牙的权力中心马德里,来到安达露西亚,张承志写的却是另一条路线。《鲜花的废墟》第一章,他写了直布罗陀海峡。张承志从语言上拆解,直布罗陀(Gibraltar)来源于阿拉伯语al-Jabal al-Tarig,意思是陀里格之山。公元710年,摩尔人的先锋陀里格从北非渡过海峡,登上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一座石头山,从此摩尔人的领地推进到了欧洲。这座石头山、以及山所在的海峡,就以陀里格命名了。

接下来的一章,张承志退回非洲,写了摩洛哥北部山区的一处罗马古迹。罗马帝国曾经在这里设置了一座重镇,“恐怕我没见过第二个比这里更令人叹服的地点——仔细看去,它街市井然,大道和小巷交叉,次第是坍塌的大厅,半存的竞技场,还有一座虽然残破,但巍然矗立的凯旋门。”坐在凯旋门的石阶上,张承志看到山峰间一片白房子,是一座现代的阿拉伯城。

他说,“一座名城,必须要同时拥有罗马、阿拉伯、天主教三种遗迹和文化。只有那样的地方,才值得为它奔波。”

毫无疑问,安达卢西亚的三座城市就是那样的名城——那也是张承志旅行的重点,但是他往南撤一步,让灯光首先照亮北非,让读者看到,欧洲之外也有如此丰富的地方,而且,那里就是阿拉伯文化进入欧洲的通道。在这个意义上,张承志把北非(摩洛哥)和安达露西亚连成了一片,视作同一个文化区域。

“三座方塔”就是这一文化区域的象征。塔,是清真寺唤礼塔(也译宣礼塔),每到傍晚,唤礼员登上高塔,用阿拉伯语吟诵,呼唤人们礼拜。各地的穆斯林都建有唤礼塔,形状圆方不一。在书里,张承志用一章写了地中海南北的三座方塔,一座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另外两座在摩洛哥。

张承志1975年毕业于北大考古学系,自称“老考古队员”。1980年代,张承志以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成名,但是在《鲜花的废墟》中,他自述道:“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摈除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

在有的章节(比如《甲马与斗牛》),仍然能够看出小说家的技巧。而另一则小故事,则见了张承志的文字功力。那是11世纪的一桩轶事,当时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穆耳台米德和一位大臣在河边散步,见风吹过河面,便即兴吟出一句诗:

风拂去河水烁烁如锁连环

他要大臣对诗,大臣还在迟疑,河边一位洗衣的少女突然出声:

若揭来凛凛如冰恰是铁衣

故事的结尾是,这位才思敏捷(且美丽)的洗衣少女后来成了穆耳台米德的王后。

这则故事、这两句诗也在《赭城》里出现过,田晓菲译为:

风在河面吹出涟漪,造就一副铠甲

待结冰以后,该是怎样的一面盾牌!

菲利普·希提著、马坚翻译的《阿拉伯通史》中,这两句是:

在河面上微风织成铁衣;

但愿能揭下来做战士的武器。

从字面看,当然是张承志译的更像诗。

虽然如此,但在《鲜花的废墟》中,更难忽视的是张承志的学养和强大的研究能力。这次旅行长达六个月,他几乎跑遍了每一个历史地点,行踪涉及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三国。他自称这本书是“学习笔记”,这也是他近年来散文的特点,他阅读大量书籍论文,亲身到达现场(作为一个老考古队员),并常常渴望与人交谈,进入当地文化的内部。

张承志熟读英文、日文,也懂得蒙古语、哈萨克语。掌握多种语言,不仅让他便于交谈和研究,也能理解语言、文化内部的权力关系。在《鲜花的废墟》中,他坚持使用安达卢斯(阿拉伯人的称谓),而不是西班牙语、英语的安达卢西亚。

他努力地寻找着过去的时代在今日西班牙的遗迹。比如,西班牙语被摩尔时代濡染浸透,有超过百分之十的词语是从阿拉伯语借来。比如,西班牙瓷砖也是来自阿拉伯文明……更令他惊喜的发现在巴伦西亚(通译为瓦伦西亚)。他从当地朋友那里听说了“水法庭”,那是10世纪摩尔人设立的法庭,并非官方,而是由不同灌溉区的民间代表组成,专为调解用水纠纷。在张承志旅行的21世纪初,水法庭仍在运行。

那个周四,巴伦西亚的雕塑广场上,水法庭开庭。张承志看到一队黑衫银发的老绅士鱼贯而出,在一个手执钩镰枪的“差役”的指引下,走向主教堂台阶上的皮椅子——据说这些皮椅子从17世纪使用至今。当天的确有一场纠纷,只可惜一方没有到场,法庭宣布休庭,下周再议。

在这段讲述中,张承志就像一个好记者——到达现场,与人交谈(他拉住“法官”中的一位,询问“水法庭”的由来),并感叹交谈得不够。“水法庭”让他想到新疆的绿洲,同样是干旱中成长起来的文明,以渠坝灌溉为命脉。他引用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的话:“农业是穆斯林赠给西班牙的永恒礼物。”

他如此努力地想要证明阿拉伯文明对西班牙的影响,大概也正是由于他在旅途中的另一个发现,“在西班牙,穆斯林时代的文明贡献的话题,似乎在被有意地回避。”13世纪以来,北方的天主教政权向南征服,到15世纪,完成了西班牙的统一,并建立了宗教法庭。在摩尔人的统治下,各宗教信徒虽不平等,却能共存,而天主教政权先是强迫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徒改宗,后来干脆把所有的穆斯林和犹太人驱逐出了西班牙。清真寺改建为天主教堂,安达卢斯成了安达卢西亚,西班牙的一部分,也是基督教欧洲的一部分。在今天,一些纪录片和书本里,仍然不假思索地运用“赶走了摩尔人”、“摩尔人的入侵”这样的叙述。

张承志从来不掩饰他的宗教身份,并常常在写作中引爆自己的热情,但要把他当作一个单纯的宗教狂热分子,那也太小看他了。在书里,他写到了两位基督教徒的雕像。一位是维托里亚修士,1539年,他发表《论神学》,认为教皇把美洲赠送给西班牙国王的诏书是不合法的。他说,耶稣从未把世俗权力赐予个人,教皇也无权处理他人的财产土地,美洲是有人居住的土地,当地居民拥有对土地的一切自然权利。张承志在书中引用了维托里亚修士的名言:“如果臣民意识到战争的非正义性就不该前去打仗,哪怕受遣于君主的命令。”以及,“一切民族都有权自我管理,选择他们喜欢的政治制度。”

另一座雕像是苦修的圣徒圣方济各。张承志说,现今人们都说朋友越来越少,他却觉得朋友越来越多,只不过都变成了雕像,比如这两位基督教徒,他们“似乎在给我描绘着一个粗粗线条,这个轮廓里似乎充斥着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不是中国智识阶层装点嘴巴的‘人啊人’,它随时准备牺牲——从抛弃财产到反抗皇帝,从受歧视的思想到被判为异端。”

这种反对霸权的理念(无论是对历史、还是现实)贯穿了张承志的写作。在《鲜花的废墟》前言里,他写道,这本书和流行书市的境外旅游书毫不相干。“因为它的举意,首先是对这个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的批判。其次则是对一段于第三世界意义重大的历史的追究、考证和注释。”

和田晓菲一样,张承志旅行在一个关键的年份。2003年3月,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这次战争是“9·11”的后续,也是一系列灾难的开始。在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夜,2月15日,张承志记述说,全世界有600座城市爆发了反战大游行,马德里上街的人数200万,全国共有400万人,是“正义之夜的冠军”。

那天,张承志在马德里,他在一群青年的口号里学会了他的第一句西班牙语:“No a la guerra(不许战争)!”

 

夜里到达格拉纳达,清晨醒来,看到对面房子的窗户,一弯密密的薄砖顶出圆拱——所谓马蹄形,心里觉得奇特。连四处可见高迪的脑洞、童话一样的巴塞罗那,都不及这扇窗户。我立刻理解了华盛顿·欧文、田晓菲的惊叹,那是在西方的内部看见了东方。

格拉纳达的尺寸仍是古代的,道路细而曲折,上山的巴士也是特制的瘦形。几次急转又陡上,车停在阿尔罕布拉宫门口。已经过了旺季,游人不多,门口租语音讲解器的工作人员,她有着卷曲的长发,鼻尖已冷得通红了,仍然亲切、不厌其烦地向每个人重复使用规则。

阿尔罕布拉宫的美,似乎要亲身抵达,才能真正体会。各个庭院楼阁,多的是繁复华美的花纹,中间的腰砖雕刻着阿拉伯文,像花纹一样的文字。阿拉伯庭院善用水,中庭总有水池,以沟渠相通,是活水。在长春藤院,长方形的水池像明镜一般,倒映出蓝天,白墙,绿色的灌木,金色拱门的城堡。连通水池的小小沟渠,就在中轴线上。两边对称,几重幻境。窗户是另一重幻境的制造者,室内外明暗对比鲜明,从八角分割、缀满星星的屋顶移下目光,金色窗框里的女孩到底是真,是幻?

狮子园里一地洁白的大理石,一定是避暑的好地方,但此时是深秋,一夜下来,墙与地面都冰透了,要等中午,太阳要耗时五小时,才能把它们捂暖。

一个中国女孩在几何形的阴影里哭泣。

我最喜欢的是金庭,一个小小的,金色的院落。华盛顿·欧文来到这里时,这个庭院还被当成羊圈。如今就像田晓菲在《赭城》里写的:“好像一张静静飘落的金页子。”一堵墙上,有五扇窗子,两扇门,分别通往不同的地方。墙壁上阿拉伯诗人伊贲·赞拉克的诗句是:

道路在此一分为二,

西方的魅力吸引了东方。

田晓菲说,相对于当时的伊斯兰教圣城巴格达,安达卢西亚就在西方。阿尔罕布拉宫的美,连巴格达都要嫉妒了。

田晓菲和张承志都把格拉纳达作为安达卢西亚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因为阿尔罕布拉宫最华美,它象征了西班牙摩尔文明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象征了摩尔人的失败。11世纪,摩尔人裂解成许多小国,后来逐一被天主教政权歼灭,格拉纳达是最后一个被征服的王国。1492年1月2日,北方的卡斯蒂利亚人进入格拉纳达,所有尖塔上的新月被十字架所代替。末代君主带着王后,穿着盛装,骑马离开了红色城堡。行到山间的一处高台,他回首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王宫。这个高台后来被称为“摩尔人最后的叹息”。(1995年,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以此为名写成了长篇小说,不过重心仍然是在印度近代史。)

在天空和大理石之间,过去的时间层像红外线一样,密密麻麻张开。我得感谢阅读,感谢这些前辈的作家、史学家,帮我戴上特殊的眼镜,超越了眼前。

我又想起中国的一出昆剧《千忠戮》,讲的是建文帝,另一个亡国之君。建文帝的叔父朱棣从燕京攻入南京,建文帝势将有杀身之祸,他在宫中剃了发,与随从逃出宫中,一路往南流亡。有一首著名的《倾杯玉芙蓉》,是他快到襄阳城时所唱: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 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 漠漠平林, 垒垒高山, 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如愁织, 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 雄城壮, 看江山无恙, 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清初昆剧极盛时,传说苏州“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是说每家都会唱两支曲子,一首就是这曲《倾杯玉芙蓉》,另一首是《长生殿》中的《弹词·一枝花》。后者是在安史之乱后,原来的宫廷乐师李龟年流落街头,同样是战乱中的颠沛流离。这两首曲子的传唱,正是因为刚刚完成的朝代更替,人们对天降的灾祸记忆犹新。摩尔人的叹息也好,建文帝的寒云惨雾也好,帝王的没落,背后都是累累白骨。诗词曲文寄托的,是某些隐隐的威胁。战争和流亡从未走远。

 

阿尔罕布拉宫入口处。

 

阿尔罕布拉宫内部。

 

阿尔罕布拉宫内部的桃金娘中庭。

 

阿尔罕布拉宫内部。

 

退了房,在格拉纳达街头等公共汽车,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一个卷发的女子,似乎认得。她也对着我叫了起来,原来是上午在阿尔罕布拉宫租讲解器的女人。

你下班了?我们用简单的英语,简单地聊了起来。

是啊,我要回家休息了。她歪了一下脑袋,我太累了。

哦哦。那你现在是去哪里?

长途汽车站,我住在那附近。

算一算,从阿尔罕布拉宫到汽车站至少要一个小时,而格拉纳达不过是一个小城。

你们呢?要走了吗?

是啊。我们要去塞维利亚。

啊,她说,那你们可以去……(这里是一串西班牙语)

什么?

她拿出手机,点了几下,又划了几下,然后给我们看,手机上的图片是塞维利亚的皇宫。又一座摩尔人时代的皇宫。

看过了阿尔罕布拉宫之后,塞维利亚的皇宫也不过如此了。出了皇宫,却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游行。一队穿着红色T恤的队伍,在鼓声中走到了市政厅门口。那里正有许多盛装打扮的人们,在举行婚礼。游行队伍停了下来,然而继续打鼓,拿在手里的标语大致是说,抗议解雇超市营业员——每一个人后面都是一个家庭。

此时,在西班牙的北部正在面临另一个危机。加泰罗尼亚公投独立,但马德里的中央政府否决了公投的结果。巴塞罗那爆发了几次大游行,抗议中央政府的决定。(朋友的妈妈当时在巴塞罗那,因此没能大采购,空手而归。)我们去时,街市太平,很多大楼的窗外垂挂着加泰罗尼亚旗,旁边并列着空白的旗子,简单地印着两个字母“Si”(是)。可以想象,公投选票上的问题是:你同意加泰罗尼亚独立吗?有时遇到冷淡到完全漠视的年轻服务员,揣测是否本土主义的兴起必然意味着排外?

加泰罗尼亚的自治运动由来已久,这一次的背景是西班牙经济危机,马德里政府不仅无能解决,还加强了中央集权。种种不满,都倾注进了民族主义。一种最容易的思维方式。除此之外,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富裕的省份。有条件、也有底气。而南部的安达卢西亚,最富有的是历史。今天有的是,疲倦的讲解器租借者,即将被解雇的超市营业员。

塞维利亚的街道。

 

———完———

题图为从阿尔罕布拉宫俯瞰格拉纳达。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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