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人以面食为主，烧饼在面食里占很重要的地位。我的家乡有各种各样的烧饼，我能叫上来的就有大烧饼、小烧饼、麻火烧、挎包火烧、大锅饼、缸贴子、肉盒子等等，种类繁多。离开家乡多年，最想念的就是烧饼的美味。因为喜欢这一口，每次我出去巡演，不管走到哪个城市，只要碰上有卖烧饼的总要买一个尝尝味道，不过说实话，很少有能和家乡的烧饼相比的。
小时候，每到开饭前都是由我去换烧饼，换烧饼就是拿着家里的粮食（可以是麦子也可以是面粉）去烧饼铺换，一斤麦子换一斤烧饼，另外再给一点加工费，如果拿的是面粉加工费就少一点。当然也可以直接用现金买，一块二一斤，六个大烧饼，足够我们一家四口人一顿饭的主食。
烧饼铺开在我们家北边，老板是兄弟俩，哥哥个子矮小，特别喜欢跟人聊天，不管是老人还是我这样的小孩，他总是嘻嘻哈哈滔滔不绝；弟弟人高马大，还有张英俊的脸，他很少和顾客交谈，但脸上也总挂着笑容。他们做的是我们叫大烧饼的一种烧饼，这种烧饼很大，差不多比脸盆底还要大一圈。两人分工不同，弟弟负责称粮食和面板上的工作；哥哥负责看火候贴烧饼，还有收钱。哥哥每次都叫我小不点，我不喜欢他，我喜欢弟弟，他的笑脸很好看。
兄弟俩的老家在乡下，烧饼铺是租的一间小房子，因为手艺好烧饼做得好吃，生意也就很好。铺子里温度很高，兄弟俩一年四季都穿背心，我从没见过他们别的打扮，直到一天晚上，我在电影院门口排队，碰见同样来看电影的哥哥，哥哥西装领带，还梳了个背头。他嘻嘻哈哈地问我，小不点你和哪个姑娘来看电影啊，不学好。我没理他，他又冲旁边来看电影的姑娘们吹流氓哨。几年后他们的烧饼铺关了，听说是弟弟找了对象回家结婚了。
肉盒子是差不多我上小学时才出现的一种烧饼。我们家往南没多远有条河，那个铺子就开在河沿上，老板是外地人，铺子外面挂着个牌子上面写着：洛阳肉盒子。他们做的烧饼是一种高级的烧饼，长方形，里面是满满的肉馅儿，卖三毛钱一个，贵死了，不过吃起来简直香死了。这种高级烧饼在我童年不是可以天天吃的，我妈心情好的时候会给我块把钱让我去买几个回来，多数时候我是偷偷攒两天的早饭钱买个解解馋。由于非常非常好吃，生意也特别好，半年后房东把洛阳人撵走了，然后房东的儿媳妇也卖起了肉盒子，没过多久我们那里开了好多家卖肉盒子的烧饼铺，可味道没有一家比得上洛阳人做的，他们的肉馅儿没有洛阳的肉馅儿香。
过了南边的河再走半里路，又有一家烧饼铺。铺子边上有个地磅，很多拉货的大车都在那里过磅，最早发现他们家烧饼好吃的就是那些大车司机。开烧饼铺的是一家人且只有女人：婆婆、两个女儿，还有儿媳妇，算是名副其实的老婆饼了。女人们卖的是小烧饼，顾名思义，它比大烧饼小，但又比火烧大。做小烧饼时会用刷子在面饼上刷一层薄薄的糖稀，再撒上些芝麻，然后再放进泥炉子里烤——你不要以为它就变成糖烧饼了，不是的，那层糖稀在出炉后只保留淡淡的甜，它们像含蓄的女人，甜而不腻。一个礼拜大概有两三顿我会去换小烧饼。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女人们的音容笑貌，只记得我每次去了就低着头等烧饼，一句话也没有，心里其实想的是让烧饼再慢一点出炉。
我们县城的府前路上有一家麻火烧铺很有名，让它出名的不光是因为老板做的麻火烧好吃，更因为后来发生的悲惨故事。麻火烧的麻就是芝麻，火烧手心大小，外皮全是白芝麻，里面撒上一层一层的椒盐，用猪油烤，出炉后外焦里嫩。跟现在比较有名的黄桥烧饼样子看起来差不多，但味道真不是一个级别。做麻火烧很复杂，需要具备很高的手艺。这家铺子的老板年轻时是县城大饭店的白案师傅。他姓姚，是个哑巴。
哑巴有个斜眼的媳妇，他们有两个儿子。哑巴的斜眼媳妇在外面找了个相好的，哑巴睁只眼闭只眼。烧饼铺挣的钱除了日常开销都让哑巴买了酒，每天关了铺子哑巴就在里面喝闷酒，等到夜深人静了，哑巴一个人蹬个破自行车歪歪扭扭回家。后来，哑巴捉奸在床，他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把那人放了。等到大儿子上初中的时候，哑巴的斜眼媳妇跑了，还拿走了家里的存折。大儿子每天都在打听他娘的下落，哑巴每天都在铺子里卖麻火烧。一年后，哑巴的媳妇花光了钱回来了，哑巴和两个儿子嘿嘿地笑。铺子里的生意越来越好，哑巴不再每天喝闷酒，早早关了铺子回家做饭，有时炒了好菜就和斜眼媳妇喝两杯。夏天的一个深夜，哑巴睡得很沉，一把菜刀砍在了哑巴脖子上，媳妇再次跑了。哑巴的死是在半年以后，他死在麻火烧铺子里，两个空了的白酒瓶子躺在案板上。哑巴的大儿子后来打架打死了人，进了监狱；小儿子出人头地，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远走他乡。
我和哑巴的大儿子是初中同学，关系特别好。
挎包火烧是正方形的，刚烤出炉鼓鼓的，咬一口一股热气出来火烧才瘪进去。挎包火烧不甜也不咸，是白口。它出现在餐桌上的几率并不多，可能是因为会做它的人比较少吧。挎包火烧的心儿是空的，可以沿口撕开把菜或肉塞进去，出门的时候带上两个后顾无忧。不对，也并不是后顾无忧，有一年暑假我和哥哥跟着乡下进城的堂哥去卖西瓜，我带了两个夹了肉的挎包火烧，天色渐晚，肚子叫起来，可我们三个人不够分，我哥嫌我笨把我一顿臭打。北漂多年后，当我回到家乡想吃挎包火烧，问遍朋友竟然找不到一家，很多小一些的孩子都不知道这个吃食了。
缸贴子是在像缸一样的炉子里烤出来的，窄窄长长像小一号的砖头，冷的时候往头上敲一下滋味不比挨砖头好受。九十年代后期，我在县城的解放路上里卖渔具，隔壁就是一对卖缸贴子的夫妇。两人来自乡下，日子过得节俭，炒菜不是绿豆芽就是熬豆腐，偶尔买点肉就是肉炒绿豆芽，他们的干粮永远是自己做的缸贴子。大哥大嫂待我很好，每到饭点儿就给我拿缸贴子吃，开始我盛情难却后来真的有点烦了，可他们总是真诚且自豪地把缸贴子塞进我手里说，兄弟，趁热。那年我母亲办退休，需要向劳动局补交三千元的养老保险，我家那时正经历最困难的非常时期，隔壁的大哥大嫂见我愁眉不展，问清事由后当即从储蓄所取来了三千块钱。那笔钱两年后才还清，大哥大嫂从没提过一句。
时间飞逝，转眼二十年过去，那时刚做父母的大哥大嫂，估计现在都当上了爷爷奶奶，不知道他们做缸贴子的手艺是不是不减当年，真想再吃一次他们的缸贴子，趁着热。
几年前我把父母接到北京和我一起居住，烧饼再次成了我餐桌上的常客，只是由于条件限制，爸妈只能用电饼机做烧饼，味道也多少打了折扣。可惜我没有学会这门手艺。我想，烧饼的故事也会越来越少，将来我的孩子也少了一样口福。
2014年04月17日，在山东省枣庄市永安乡境内的山坡上，一名市民在欣赏新发现的“烧饼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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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2：七零后山东人，民谣歌手，暂居北京。
题图：山东滕州市城郊。
全部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