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妈众多的微信群里，最近又新增了一个，叫做 “涮羊肉听摇滚”。
按理来说，“摇滚” 什么的实在和我妈搭不上边，作为一名中年才事业开花的律师，她总是过分地要求正派，对一件衣服最高的赞赏也是 “雅致”，虽然热衷于买各种毛衣和裙子，但在我眼里，也都只是在一个有限的区间，寻求一点点变化而已。
几天前，我妈给身在上海的我发来一首歌，是刘冬虹与沙子乐队的《星星落在我头上》，她说听得心里痒痒的。过几天他们来济南，在班卓酒吧演出，她打算去。我把歌转发给朋友，他和我一样没听过这个乐队，也和我一样对我妈这么兴致高昂感到惊讶。
但同时，我又替她担心，我知道live house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的脏乱差，人挤人。若干年前，我去看如今已经过气的“逃跑计划”，结果我被pogo的人群挤掉一件外套，和我一起的朋友被挤掉一只鞋，一只包，我们沮丧又好笑，坐在路边等着各自的妈来接。我担心我妈融入不了这种场景，或许需要一个人陪着她，于是我向她提议，回济南陪她一起去看，她也显得特别开心，以至于朋友们后来都问我：“你陪你妈看演出？你是不是说反了。”
很快证明，我的担心也是白费，她不仅不孤单，还有一整个亲友团，那些都是她常驻的微信群里的群友：大学老同学、还有同学的同学 —— 她甚至拉上了自己的大学班主任，一位研究日本神道教的教授，今年六十岁。
临去之前，我妈早早地挑好了裙子，换了三种不同款式的黑色上衣，跑到我房间问我应该穿哪件。我说，到时候现场很暗的，可能都看不见你穿什么。
她说：“我知道，好像还得站着听是吧，主持人还说会给每个人一个发光的猫耳朵。”
我心想，这到底是看摇滚演出还是听演唱会呀？
但她很快又加了一句：“傻瓜才戴那玩意呢。”
二
其实对于我妈听演出这件事，我并没有特别意外，这或许是她打开 “知觉的大门” 的一个征兆吧，除此以外她还说，最近想学个乐器了。她向一名小提琴生产商请教，她这个年龄，学个什么比较好？
“人家看了看我的手，不建议我学小提琴，说我平时习惯了工作家务的姿势，很难再做那么拧巴的动作了。”
我爸说：“也不光因为这个，从你以前学车也能看出来，你四肢就不是很协调。”
我妈翻了个白眼：“后来我想要不学吉他吧，也算是培养个兴趣。”
我爸说：“是得培养培养，你都没什么爱好，还不如我。”
我爸说得没错，他一直嫌弃我妈的听歌品味太老土，家里有关音乐的东西，除了我，就都是我爸的了。他年轻的时候去广州出差，走进一家音响店，摆着座位，放电影，他觉得那声音简直是天籁，于是买下许多音响测评杂志钻研着，终于，1997年发了年终奖，他如愿以偿地买了一套 JBL。千禧年我们搬进现在的家，它也就跟着搬进来，郑重高贵地站在那儿。多数时间我对它视而不见，好像那不是电器本身，而成为了我家天然的一部分。
家里放张雨生，张惠妹，惠特妮休斯顿和Michael Jackson（也是很千禧年的品味）。或者一家三口围坐在一起看《星光大道》，我妈看得最开心，里面的人唱什么，她就听什么。也买了家用的卡拉OK，我妈跟着我爸唱，有时候也唱她喜欢的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和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我盯着电视里不断变换的人脸，感到非常幸福。那时候家里窗明几净，我还小，爸妈年轻，还有一台似乎很厉害的音响，是一种完全没有任何忧虑的感觉。
事情当然没有我想得那么简单。我所不知道的是，那段时间我爸成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我妈放弃了体制内的工作，打算考研。于是脱产了好几年，肚子里还怀着我弟弟，她读法学硕士，考司法考试，读完硕继续考博，只是接连两次都没有考上，那大概是她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我妈落榜以后，和当时住在寄宿小学的我通电话，电话那头她在哭，而我太小了理解不了个中滋味，依稀记得那种模糊的难过和担忧。
也是在我妈脱产的那段时间里，家里的音响逐渐被弃置不用，两台功放也被扔进了储藏室，因为，我弟弟出生了。
三
音响成了摆设，他们的听歌场景就转移到了车上。最早是一辆桑塔纳两千，四个喇叭。后来家里换了车，音响也升级成了十一个喇叭。父母放的歌我自然是不爱听的，所以一般我会塞上耳机，用来抵抗张雨生或者谭咏麟。之前看过一个小说，也描述了类似的场景，在一个雨夜，小男孩低着头坐在汽车后排座位上，戴上耳机和兜帽，拒绝和父母沟通，非常中二的画面。
我其实能理解那个男孩。初中时的我也不是很快乐，总是在独自听歌，傍晚放学，一个人塞着耳机踢着路上的沙子回家去。
在以前，我从来没和父母交流过音乐，也觉得这个话题无法交流，也不关心他们听什么。这是生活最常见的那一面，平稳行进着。但随着我逐渐长大，有时会看到一些闪光的缝隙，就好像生活突然翻了面。比如我爸告诉我，其实他听歌是受到我的些许影响的，他打开电脑里下载的mp3向我展示，里面有“草东没有派对”的《烂泥》，我猜想是不是某次我在朋友圈分享了这首，被他发现了；或者一次家里大扫除，我用电脑放歌，切到了一首Nirvana的《Lake of Fire》，前奏似乎戳中了我妈心底的某个点，她竟然要求我再多放几遍。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朋友们的父母听见自己儿子（女儿）放的歌，觉得喜欢，便自己去搜歌名下载来听，于是在他们的车载歌单里，就多了Coldplay的《The Scientist》，或者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在生活方式上，他们需要听儿女的了，而不是反过来。
弟弟也在逐渐长大，上初一。听着我和我爸的讨论，他从 iPad 上抬起头搭腔：“哎你们听没听过一个《英雄联盟》的配乐，特别好听！”
我爸起初不想搭理他，但他执意要放，是一首旋律悦耳的流行女声。没想到我爸却眼前一亮：“诶，这歌叫什么啊？”
这是他现在的听歌趣味。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喜欢的可不是这些，而是崔健和张蔷，那时候男生宿舍都崇拜崔健，觉得词写得也好，也有冲撞力。正版磁带太贵，就一个人去买，其他人拿着空白带，来到外语学院的一个小小窗口，打着录英文学习磁带的幌子翻录摇滚歌曲。
可是现在，他觉得歌词里的反叛和意义都不再重要，毕竟该经历的都已经经历过，就不想再喝任何鸡汤。他听蔡健雅，在车里循环播放《红色高跟鞋》，或者其他国外流行歌曲。听不懂歌词也无所谓，“好听就行。”
“五十而知天命，我和你妈虽然还没到这程度，不过也快了。”
然而，反倒是我妈开始对各种感官体验更敏感了，她在能够得着的范围里找歌听。微信收藏成了她的宝库，里面不仅有新三板文章，还多了崔健、许巍和齐秦。她不止一次地赞美许巍的《蓝莲花》多富有诗意，李宗盛的《山丘》多与众不同，我也就认真听她说着。我不听许巍，对李宗盛的感受也不很深，由于年龄的差距，我知道她口中的 “人生” 和我经历的人生到底是不同的，但我能明白，她正在经历全新的阶段，若干年前模糊的担忧一点点被擦去，终于变得越来越清澈了。
是在我14岁时，我妈才如愿以偿当上律师的，自此以后，她的日子渐渐好起来，“律师这个行业，越老越吃香。” 自己至少还能再工作十年，这就已经很满足，所以她觉得生活还有很多可能性，心态也越来越好。而对我来说，最直接的好处是，她从来不催我找工作或者嫁人，她觉得一切都不急不慌，可以慢慢来。当我对她提起我写文章有时会被评论区骂，她会说： “你这么想，你写东西就是为了找骂的呗。” 我就这样被散漫地放养着，后知后觉地成长起来。
弟弟的学校离家太远，我妈索性在那附近租了间房子，白天工作，晚上去租的地方照顾弟弟，而我去了上海读大学。有一阵子，我爸也经常出差，他给我发消息，说我们一家四口现在是分隔三地啦，语气很落寞，听上去像是刚喝了酒，也像梦中的喃喃自语。我心里很难过，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这种感觉很奇怪，我长大后离开了家乡，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在心灵上却和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近，我开始体会到他们作为人本身的情感，而不只是父母这个角色，而他们也终于不再把我当成小孩子了。
四
济南的冬天没有老舍描述的那么迷人，趵突泉也不会冒热气，它就只是冷而已。每次我都想这样和别人描述我的家乡，因为我在这里待了太久。
人如果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总归会受不了的吧，不知道一直在这儿的爸妈，他们是怎么想的呢。吃完涮羊肉，冷风迎面吹着，我们走在环山街上。
踏进酒吧，这里没有赛博朋克风格的年轻人聚在门口抽烟，大家都打扮得干净规矩，我有点失望，猜想要么是今天演出的乐队不够时髦，要么就是济南本身不够时髦了。我甚至撞见了高中校友，他留起了长发，但除此之外，也像是一点没变。
尽管如此，我妈还是感觉非常新奇，她开始忙着拍照，自拍，也给别人拍，因为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似乎是过了很久很久，灯光才开始变暗，刘冬虹出场了。
受到气氛感染，我们放松下来，我妈掏出手机，一字一句地发朋友圈：“现场感受摇滚的热度。”
如果在以前，我会不会对她说 “你根本不懂什么叫摇滚” ？但是现在，我却挺喜欢她这样的，世界在她面前不仅没有关上门，反而徐徐打开了，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酷和放松。我有时候觉得要扶父母们一把，有时又觉得他们也有自己的世界，凭什么要年轻人来扶呢。一瞬间这样想着，又一瞬间觉得，可能这些也不重要吧。
我妈关上手机，戴上她曾经嫌弃过的发光猫耳朵，走进人群里陶醉地摇晃起了身体 —— 演出终于开始了。
—— 完 ——
尹清露：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作者，VICE中国撰稿人。
题图：2018年1月6日，刘冬虹与沙子乐队在山东济南的班卓酒吧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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