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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护者的圈子里，刘懿丹是个有名望的人，“是一面旗帜”，很多人称她为“铁娘子”。
今年一月，我在江西永修见到了刘懿丹。永修是鄱阳湖西边的一座小城。正逢南方大雪，县城很多树枝被雪压断。刘懿丹一行人在几日前达到江西，一地接一地，巡护鄱阳湖，主要是看有没有人非法盗猎。巡护的交通工具是一辆黑色国产SUV（别人捐的）。通常车上有四个人，其中司机是儿子刘春城。她的团队有个名字，叫“懿丹野保特工队”。但临近年关，队里只有母子二人还在巡护。好在有外援帮忙，是两名江苏志愿者，以及一名山东大学生。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大约九点，一行人正从一家小旅馆退房。刘懿丹五十二岁，黑色羽绒服之下，是一个瘦弱的中年妇女。有一双大眼睛，眉毛纹得细长，马尾辫垂过肩膀。长期户外工作，使她肤色偏黑。虽然刚起不久，但满脸尽是疲惫。她甩了甩肩膀，“这两天进湖，寒气入侵，肩周炎又犯了。”
“今天算起得晚了，基本上没有自然醒过，都是强迫自己起来。”刘懿丹说，“不管市场猎场，都是在早晨，不早去就都走了，有时候还得成宿在那儿待。”
大包小包的行李被扔到车上。一共有两辆车，江苏志愿者也开来一辆。刘懿丹的车里堆满物品，后座整理过才能坐人。有很多背包、军大衣，还有一些江西土特产，写着馈赠佳品。刘春城说，这只是一部分行李，路过乐平市的时候，卸下了一半放在朋友处。
收拾完一切，刘懿丹领着众人去早餐店。老板娘招呼客人，有牛肉粉肉丝粉，看看吃什么。刘懿丹问了又问，最终要了一碗青菜面。接着，每个人都要了一碗青菜面。
“能吃饱吗？”她问。
“能，能，可以了。”几个男人都这么说。
2
刘懿丹成为志愿者充满偶然因素。
她是吉林人，后来去了天津定居，原本是开饭店的。因为弟弟常打老婆，弟妹总囔着喝药。算命的说，家里有人信佛，方能化解。刘懿丹想，我回家供佛吧。那年她三十岁。
信佛之后，她常去放生，先是放鱼。别的居士告诉她，也可以放鸟，又多又便宜。她去找鸟贩子。鸟贩子留下大鸟，把小鸟一块钱三只卖她。她饭店也不开了，向居士们筹款，专做这个事。看到鸟飞到天上，她心里舒服。
就这样过了几年。一个鸟贩子和她相熟，对她说，手里有大鸟，处理不掉，卖两块钱一只。刘懿丹想救这些鸟，一次买了一万只。忘了什么原因，鸟贩子突然问，“是不是觉得自己这些年放了很多鸟？”刘懿丹得意，“是啊，我感觉把你们的鸟都买下来了。”鸟贩子笑，“这还不到冰山一角，天津就有五个鸟站，要活的有活的，要死的有死的，一天就几万只。”她听完懵了。
2014年，她用50多万元，放了20多万只鸟。再后来，实在买不起鸟了。辗转关系，她找到央视的记者，带去天津做暗访。在郊区的果园和田野里，有数不清的鸟网，三米多高，几十米长。隐藏的扩音器发出鸟鸣，吸引飞鸟过来。编网的是细线，极有弹性。鸟撞到网，不能挣脱，越挣越紧。收了鸟后，有人集中催肥，卖去南方。新闻发出来，刘懿丹一看自己也被录进去，鸟贩子打了码自己却没打，弄得人尽皆知。那时她胆小，急忙躲去一个居士家里。
欣慰的是，在这之后没多久，天津出台禁猎区和禁猎期的通告。刘懿丹看到主动出击比被动解救效果更好，便不再买鸟，转而拆网。
她加入了公益组织“让候鸟飞”，全职做公益。一开始她在天津拆，后来到了河北。除了鸟，别的野生动物她也管。曾有媒体记录，2015年9月到2016年3月间，刘懿丹带领志愿者共巡护143天，行程2.2万公里，解救活鸟39359只，清理鸟网2559片、捕兽（鸟）夹3084个、鸟笼12个、诱捕器56个，举报了至少36个非法捕鸟者。2016年9月开始，她的巡护扩大到更多省份，贯穿中国南北。
她不再害怕抛头露面。因为聪明又健谈，她还善于调查取证。在山东一处市场上，她发现一位卖野鸟的大爷，便假装要买许多鸟，让大爷带她去家里看。她一路都用手机偷拍，取证之后，马上报警。
现在她至少有四个手机号。但除非是打电话，不然回复消息很慢。她一直在做事，有时早上发的消息，晚上才回；有时甚至不回。
走的地方多了，她总结出规律，全国非法贩买卖野生动物比比皆是，尤其在南方，一去一个准。除了鸟，常见的有野猪、黄麂、果子狸、刺猬。
3
永修县吴城镇在鄱阳湖保护区范围内。因为候鸟众多，有人称其为鹤乡。近几年旅游业发展，观鸟人群络绎不绝。此前一天，刘懿丹已经联系了一位船老大，租他的船去湿地深处。她对船老大说，我们也是观鸟的。
临近中午，到达吴城镇，刘懿丹选了一家饭馆。饭馆里贴了许多保护鸟类的图片，还有不少当地传奇，都与鄱阳湖之战有关。点完菜，她绕着大堂打量边边角角，找了个机会小声问老板，“有没有鸟吃？”套了几次话，老板都说没有，“以前确实有，现在没了。”像是得到了满意答复，刘懿丹坐回饭桌。
船老大不一会儿就来，五十左右年纪。他骑一辆踏板摩托车，带汽车到了码头。
准备上船的时候，刘懿丹从后备箱拿出几个塑料袋。她告诉大家，湿地难走，要换身装备。袋子里是连体下水裤，穿上它，可以涉水到齐腰深的地方。套完连体裤，罩上雨衣，她又用围巾将头包严实，最后在脖子上挂好望远镜。望远镜是别人捐的，野外巡护时，她一定要随身带。她怕冷，所有都穿戴好，成了一只包裹严实的粽子。
“怎么知道这里会有人盗鸟呢？”我问。
她说，巡护了就知道。
现在的盗鸟者一般使用克百威毒鸟。那是一种剧毒农药，掺在鸟食中，再大的鸟，一吃就死。在候鸟栖息地，如果发现克百威的包装袋，那几乎就说明有人在盗鸟。
船老大的船是一艘铁皮船，长约十米，有一个船舱可以避风，驾驶室在船尾。顺河向西驶去，两岸是各式渔船。一些积雪还未化，阳光下闪着光。积雪之下，是浅草、泥土和垃圾。越靠近鄱阳湖，风便越大。河面上出现了成群的绿翅鸭，一只白鹤盘旋在天上。
大约一个小时后，小船在对岸停靠，是一片草洲。众人上岸，船老大领头，向深处走去。他说，现在枯水，丰水时这里都会被淹没，船便能开进来。荒草萋萋，四周看不到民居。只一处建筑，据说是保护区观测站。
“我说，这条道是谁趟出来的？”草丛中一条清晰地小路向前延伸，刘懿丹有了一丝警觉，向船老大询问。
“这是我经常带人观鸟，走出来的。”
走到头，是一片滩涂，群鸟在不远处栖息。刘懿丹将望远镜递给我，“有东方白鹳，还有白鹤。”白鹳和白鹤很像，都是细长的腿立在地上。鹭鸟是灰色的，成群在水面嬉戏。突然，一阵尖锐的叫声从鸟群中响起。她说，那是鸟在警告同伴，有不速之客到了。
她拿回望远镜，仔细扫视有没有死鸟。这样的地方，如果发现不止一只鸟的尸体，基本可以判定是死于非命。
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现。刘懿丹心情复杂。按理说，没发现盗猎是好事，但她又不甘心，总觉得有遗漏。鄱阳湖巡护的几个地方，均发现盗鸟的痕迹。她想买艘橡皮筏子，这样不用受制于人，哪里都能去。
4
在中国，民间环保志愿者善于发现问题，但要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依靠当地政府。志愿者帮政府职能部门做了工作，理应受到职能部门欢迎。但现实往往会复杂一些。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于凤琴不久前在媒体撰文，分析目前政府主管部门与NGO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大多政府主管部门对NGO缺乏信任，甚至于不屑一顾或如临大敌，不愿与其合作；反过来，民间NGO对有些政府主管部门特别是执法机构的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也是怨声载道。”
NGO要向政府施压，最常用的办法是借助媒体，将当地的问题曝光。于凤琴写道，“多数政府主管部门对民间组织的这种作法极其反感，他们认为：民间组织的这种手段，是在打脸政府官员，和政府过不去。”
这些事情，刘懿丹经历了许多。她说，不同地方政府对待志愿者的态度也不一样。一般的规律是，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志愿者越能被善待，反之亦然。比如在浙江，志愿者举报了市场有售卖野生动物的行为后，马上就得到了整顿。而在安徽，志愿者举报之后，当地却并不积极处理。
不过凡事也有例外。在鄱阳湖巡护时，刘懿丹发现了被毒死的天鹅。媒体报道后，引起江西省政府的重视。不仅很快抓到了捕鸟人，四家省厅级单位还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有了这柄“尚方宝剑”，之后的几个地方对刘懿丹格外重视。她说，巡护至某县时，当地县长作陪，开座谈会，开动员会，敬若上宾。不开会的时候，也有官员和她在一起，从早餐开始，一直陪到晚上。官员们叫她刘老师，总想找机会给刘老师捐款。刘懿丹告诉他们，“我们是民间组织，向社会筹款的，官方的钱不能要。”
这样的情况下，她提出要在当地巡护时，官员们拍着胸脯说，刘老师放心，我们这里绝对没有问题。没想到，刘懿丹不仅发现了被毒死的候鸟，而且不止一只。不过这件事，她没有再披露给媒体。她说，不能把地方官员逼得太紧，我们的目的不是造成对立，最后做事情还得靠他们。
离开某县的时候，县长向刘懿丹承诺，过完年一定有改善，会加大执法力度。刘懿丹说，我明年再来看成果。县里的人一直把她送上高速口，看到她走了才回去。
5
范博是连云港人，四十岁，全职做公益两三年时间。来到江西之后，他一直在挨冻。白天在湿地，冷风刺骨，全靠晚上缓过来。但有几天晚上也没睡好，住在船上，靠炭火取暖。此刻，他刚在九江吃完晚饭，最大的心愿是住在一个有空调、有热水、wifi好的地方。他裹在羽绒服里，帽子遮住头，背着鼓鼓的包，不住跺脚。
离开永修，当晚到九江，另一个江苏志愿者和山东大学生将在第二天坐火车回家。这样的话，帮助刘懿丹的只剩范博一人。他告诉我，之所以来帮忙，是因为她做实事。在他老家，一些退休官员也成立了护鸟组织，把他拉去向基金会筹款。没料到，筹到钱后，那些人根本不护鸟，只知吃喝玩乐，自己也被一脚踢开。
饭店的一层，与一家连锁酒店共用。范博看了看房价，标间一晚180元。见刘懿丹走过来，他试探地问，“咱们冷了一天了，明天还要干活，今晚住这里可以吗？”刘懿丹握着热水杯，打听完房价，果断摇了摇头，“这不行，我们从来没住过这么贵的地方，再换一个。”
其实住宿问题，她已经想好。来九江之前，她联系了当地一个保护江豚的公益组织。公益组织多数势单力薄，相互间联手，这样的事不少见。保护江豚的办公室里，可以免费过夜。刘懿丹的意思是，分配住几个人，剩下的再想办法。但这样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团队内部的附和。
讨论了很久，最后的处理方案是，刘懿丹母子去了办公室，其余的人去另一家宾馆入住，标间一晚120元。
“那里空调是坏的，千万不能去。”在宾馆上电梯的时候，范博对我说，不久前他来九江，住过那间办公室，冷了一个晚上睡不着。
第二天去彭泽，算上我在内，一行只剩下四人。在长江上巡护完，刘懿丹选择了一家小旅馆，外墙挂着转让的信息，一间房一晚80元。进了房间，我和范博都很吃惊。可能因为离长江近，房间潮气很重，天花板和墙渗出了水，将石灰剥落。
范博告诉我，在我来之前，还有几名志愿者在。但大冬天的，因为吃不好也住不好，人心散了，离开了。这些话没法在明面上说。刘懿丹用的也是筹款来的钱，她想尽可能省一点，不能说她错。
“姐啊，你对它们好，对我们一点也不好。”有一回，范博半开玩笑说了一句。当时刘懿丹刚认识一名护鸟员，得知天鹅吃玉米好，她当即转账3600元，让对方多买玉米喂。刘懿丹回答范博，“我对自己最不好。”
彭泽住了一晚，刘春城染上感冒。勉强开车回九江，病情加重，躺在床上起不来。此刻，范博已经返回江苏。这意味着，团队中没了司机。
刘春城病倒在床的时候，刘懿丹在想心事。这次巡护鄱阳湖，她心头有个结。南昌市新建区南矶乡，据说是天鹅之乡，有人提供过线索，当地几年前贩卖野鸟现象猖狂，天鹅常被捕获。她刚来江西就去了南矶乡，但什么也没发现。第六感告诉她，不是没有，只是没找到。她还想再去一回。刘春城试图阻止她。他说，那个地方太偏，外地人开着外地车，去找盗猎的，根本没戏。但刘懿丹决心已下。按原计划，第二天就要出发。
“春城，你明天还能开车吗？”
刘春城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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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城三十岁，和他妈妈一样，有一双大眼睛。旁人不好说的话，他能说出口。在团队里，他是对刘懿丹说话最直的人。
他不喜欢和他妈一起吃饭，“跟着你就吃不了好的，因为你吃素。”与其一起吃炒菜，他宁可吃快餐，或者吃面。听到他妈说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比如“上饶禽流感很严重了，可能都死了人”，刘春城会立即反驳，“没有来源的话你不要乱传”。有时他也挤兑他妈，“白天你怎么样都没事，一到晚上，好嘛，这里也痛哪里也痛”。因为太拼，刘懿丹的身体已经被搞垮，风湿、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总是折磨她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发病的时候，睡觉整晚不能翻身，一翻身就痛。
刘春城做公益，是被刘懿丹带出来的。他本来不爱鸟。救回的小鸟在家里，叽叽喳喳他嫌吵，睡不了觉。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后，发生了变化。他对刘懿丹说，小鸟挺好的，一放歌就跟着唱。刘懿丹把他培养成助手。一开始，他并不认可护鸟中的一些行为。他说，我们是志愿者，有什么资格抓人。一段时间后，他全接受了。有人想跑他就上去摁住，“等警察来了再说吧。”
在车里说到这段，刘懿丹咯咯直笑。也许在她看来，这才算有了一个野保志愿者的觉悟。刘懿丹平时显得和善，但遇到违法盗猎的事，就像换了一个人。
在彭泽巡护长江时，我们乘坐当地公益组织的快艇。江面一处峭壁之下，副驾驶座的她发现，另一艘快艇上两个人在用电鱼器捕鱼。两船靠近，刘懿丹呵斥对方。她显得十分生气，摇摇晃晃站了起来。由于对方船停靠在另一边，她隔着驾驶员，拉住对方船沿，作势要跳过去。那两人见状，启动马达，准备离开。她不肯松手，身子被悬在半空。
“危险！危险！”志愿者们拉着她，坐回座位。借此机会，对方向远处驶去。
“快追！”刘懿丹坐定，拿出手机，打开了录像。
驾驶员加快速度，紧随其后。
“停下来，要不罪加一等我告诉你。”再次靠近的时候，刘懿丹指着对方，“把东西拿下来，我告诉你，罚款还判你刑。”
可能是理亏，或者是不了解我们的身份，加上被刘懿丹激烈的反应震慑住，那两人很顺从地交出了电鱼器。
刘春城不认同刘懿丹的工作方式。他认为护鸟要适可而止，比如太危险的事不能做，太累就该休整一下。他太想休整一下了，但刘懿丹不同意。
去年4月出门之后，他们始终在外巡护，中秋节才回到天津。稍作休整，更换了冬季衣物，再次出门，直到现在。原计划的回程时间，被一拖再拖。主要是因为刘懿丹，一旦她听说哪里有曾出现过候鸟买卖，便临时决定去看看。她甚至想，回去路过安徽的时候，要不要再转转。
“别人都有家庭，你没有的吗？”刘春城好几次都急了。他有一个上大学的妹妹，已经放寒假。奶奶一个月前脑出血，也瘫痪了。他对刘懿丹说，一年几乎都在外面，现在快过年了，不要提前回去准备吗？
“我想3月份再过来。”
“3月？那你自己来吧，我来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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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保护江豚的公益组织发起人是一个90后女孩，得知刘春城病倒后，她主动提出，可以坐他们的车，带刘懿丹再去南矶乡。
南矶乡傍水而建，密布河道。河道之外，是浩瀚的鄱阳湖。如刘春城所说，这里十分偏僻，自成一体。汽车在路上行驶半个小时，中途没有落脚之处。换言之，进了南矶乡，再出来就不方便了。
“一定有问题。”刘懿丹看着窗外，每每村民们注视这辆车的时候，她便下此结论。
下午，她租了一艘船，要去观鸟。船长见我们从后备箱拿东西，侧头一看，叫了出来。
“这是抓天鹅的。”他指着一个强光手电筒说。
“这东西怎么抓天鹅？”
“阴天或是下雨的时候，拿着它去草丛里，看到天鹅就照过去。天鹅傻了一样，比家里养的还好抓。”
“那现在还有天鹅买吗，我们想买一点回去。”
“这东西现在管得太严了，就是有我也不会给你们。”船长被逼得紧了，又说，“除非这个人是我儿子，他带朋友来买，我才会卖一点给他。为赚三五百，判三五年，划不来。”
船长不再多言，让我们跟他上船。只是一艘简单的木板船，船尾装载一部马达。河道并不宽，看样子也不会深。我们上了几处草洲，看到了不少鸟，但捕鸟的痕迹却没有找到。
“你们还要鸟吗？”晚饭的时候船长问，“天鹅就没有，野鸭子倒是有，120元一只，我可以明着说，在外面明着卖也不怕。”
他让人从别处拿来一只野鸭子，拎住翅膀，给我们看野鸭子的肉。和家养的不同，野鸭子个头小，肉上几乎没有脂肪。
“一定还有人捕鸟。”从船长家出来，刘懿丹更肯定自己的判断。她把船长的话，都录了下来，准备向官方举报。同行者志愿者劝她，不宜操之过急，船长是知法犯法，还是不懂法，需要区别对待。
那时，汽车正在南矶乡的村子里转。看能不能找到线索。按照船长的说法，抓鸟会用强光手电。天已入夜，草洲里如果有移动的光束，就很可疑。
就是这时，一辆白色本田CRV突然出现在后面，没人看到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在村里随意行驶，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但CRV紧跟不离。“看来是找我的。”刘懿丹说，上次来的时候，也有车跟着。在一个路口，我们停下车。CRV行驶到前面，也停了下来。
车上下来两个人，自报家门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希望例行检查。刘懿丹下了车，也自报家门，“我是刘懿丹”。对方像是听过，哦了一声。交谈了一阵，得知我们立马要走，工作人员也离开了。
驶出南矶乡，汽车在路边停下。刘懿丹说，再等等，也许半夜会有人行动。那是在一处观鸟台前的停车场，还有一辆面包车。汽车熄灯后，借着夜色，不易被察觉。月亮正从东边升起，钻过云朵，把湿地照得朦朦胧胧，像是有了雾气。
过了有一会儿，路上有移动的灯亮起，显然是有车要经过。我们看得清楚，正是刚才那辆CRV。没有减速，它过去了。几分钟后，CRV驶回来，在我们车前停下，用车灯照了照，又走了。
第二天，刘懿丹再次找到船长，希望加点钱，能走得再远些。在一处河滩上，我们发现了至少两包克百威。更多的线索，也没有了。
刘懿丹不甘心，换上雨鞋，独自往沼泽深处走去，最后成了一个小黑点。船长在岸边等了很久。临近中午，他有些等不住了：“你们叫那位老师回来吧，走得太远了。”
———完———
全部图片由作者拍摄。
题图：刘懿丹得到线索，带着儿子和志愿者在长江上的小洲巡护，有没有人盗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