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一名枪手闯入德克萨斯州萨瑟兰泉镇（Sutherland Springs）的教堂内，开枪打死26人，打伤20人。行凶后枪手开车逃离现场，而警察和当地居民则穷追不舍。最终枪手的车辆失去控制，翻倒在路边的沟渠之内。警察接近车辆探查情况时发现枪手已经死亡。即便没有这个混乱的结局，整场事件也足以令人毛骨悚然。据说FBI在调查过程中将枪手的手指放在他随身携带的iPhone上，试图通过指纹识别进行解锁。无论你怎么看，我（指本文作者Karina Vold，剑桥大学利弗休姆未来智能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助理）只要一想到警方会利用尸体破解某人的数字世界就感到忧虑不安。

大部分民主的宪法都保护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免受他人的侵扰。同时，这些宪法也将公民的思想自由和精神隐私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利。正因如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违背个体意愿对其使用影响认知系统功能的神经化学类药物。当然，如果个体必须接受明确的医疗救助则另当别论。同理，学者们认为执法机构的官员不能强迫公民接受测谎，因为这种做法既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也是对公民保持沉默权的侵犯。

但是在当今这个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哲学家开始思考生物解剖学是否真的成功帮助我们完全了解自身构成。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电子设备是否也应该得到和我们大脑以及身体一样的保护呢？

毕竟，你的智能手机可不仅仅是一部手机这么简单。它比你最好的朋友还要了解你的秘密。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硬件设备储存的信息数量和质量比手机强，即便你的大脑也无法与之匹敌：它“知道”你通话的对象、通话的时间、通话的内容、去过的地方、购买的东西、拍过的照片、计量生物学数据以及你写给自己的便签。更可怕的是，手机能记录保存多年来的数据。

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以此为依据，判决警方不得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查看公民的智能手机。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他执笔完成的法庭意见书中写道：“智能手机如今已经非常普遍，算得上是日常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即便是来自火星的外星来客也可能认为它们是人体解剖学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席大法官给出的可能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观点，但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在《拓展思维》（The Extended Mind）一文中讨论技术是人体组成部分这个观点时的确提出了很多形而上学的理念。在传统认知科学看来，“思考”是一个由大脑完成的符号处理和神经计算过程。克拉克和查尔默斯大致上接受了这种人类思维的算法理论，但却提出工具可以与我们的思考过程无缝融合。很多情况下，智能手机和便笺本这样的物体在大脑神经突触拼命工作时发挥的功效与认知功能一样关键。这些物体能够增强我们的认知能力，节省大脑内部资源，从而实现扩展人类思维的效果。

如果我们认同两位哲学家提出的思维拓展理论，那么它将严重威胁人们对思维不受侵犯特性的传统文化假设。在大部分法律和社会规范中，这种文化假设都扮演着核心的关键角色。194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称：“自由思考绝对是人类的本性；最残暴的政府也不能控制大脑内部的思维过程。”这个观点起源于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等思想家，他们提出人类的灵魂被锁在肉体内，但我们的思想却存在于任何人都难以接近的无形世界中。因此，个体的内心体验只有在外化之后——比如发表演讲——才需要得到保护。很多认知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依旧认同这种笛卡尔哲学概念：如今，思想的私人领域与大脑活动保持一致。

但是，现今的法律体系正在努力对抗笛卡尔哲学关于思维的狭隘理解。立法者提出技术经历着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过程，而这不仅对人类有着重大意义，对为了应对现实而设计新的规范性边界的这一过程也有着重大意义。罗伯特大法官可能不了解拓展思维的观点，但这种理念的确支持他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如果手机是思维的组成部分，本质上而言我们就是半机械人：一半是生物，一半是科技。我们曾经的部分大脑功能——记住日期、电话号码、地址——已经逐渐被智能手机所替代。鉴于此，智能手机中的数据应该得到和我们大脑中信息一样的地位。所以如果法律保护精神隐私，它的边界便需要进一步向外拓展，从而给予智能手机人类大脑才得以享受的保护。

这条推理逻辑将我们引向一些潜在的激进结论。有些哲学家提出，人类死后，智能手机应被视为个体的残骸：如果智能手机是人类身体的组成部分，那么也许人们应该按照对待尸体的方式对待它，而不是将其看成是死者的沙发或者其他遗物。同理，有的人提出破坏他人智能手机的行为应当被视作一种形式的“拓展性”袭击，恶劣程度和击打他人头部相当。在这些人看来，我们不能仅仅将破坏他人智能手机的行为看成是损坏财产。如果你因为遭遇棍棒殴打而失去记忆，法院将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个事件认定为暴力行为。因此如果你的智能手机因遭遇他人破坏而丢失数据，行凶者也许应该受到和导致他人头部创伤行为一样的惩罚。

拓展思维理论同样对法律在保护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保护我们思考的内容和方式不受不正当的影响——发起挑战。法律禁止任何人在未经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干预他人的神经化学运行模式（比如说利用药物），因为这会扰乱我们思维的内容。但如果智能设备也是认知功能的组成部分，那我们便可以认为它们也应该享受同样的保护。也许某些广告商用来在互联网上“劫持”用户注意力、推动用户决策过程的技术和操控搜索结果的技术应被视为侵入我们的认知过程。同样，法律保护思维的方式，因此它也应该确保人们可以自由使用智能手机这样的工具——言论自由不仅保护公民写作和说话的权利，也应该保护公民使用电脑和在互联网上散布言论的权利。

法院目前尚不支持按照保护人类思维的方式保护智能手机。除了引人注目的大规模枪击案凶手之外，警方每年还会试图破解成千上万人的加密设备。虽然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公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因此可以拒绝向警方提供密码），但部分州的法官还是在判决中支持警方利用强迫手段获取公民指纹并解锁手机（最新的iPhone X配备了面部识别功能，因此警方可能只需要不知情的嫌疑人对着手机看一眼就足够）。这些判决反映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仅局限于其本人，而不应延展至智能手机的传统观点。

但是，引导我们构建法律体系的人身权利和自由理念已经过时。我们的法律体系构建于自由公民模型的基础之上，认为个体享有不受他人干涉的内心体验。但是今天，人们的思想可能在发展成型之前就遭到侵犯。而且，遭到侵犯的方式堪称史无前例。诺贝尔物理学家获得者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曾经说，他和手中的笔记本一同思考。没有钢笔和铅笔的帮助，很多复杂的反思和分析将永远无法实现。如果拓展思维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便是便笺本这样简单的技术和工具也应该被视为认知功能的组成部分，享受大脑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的保护。

（翻译：Nashville Pred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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