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潮流:如何得体地死去?

当硅谷的亿万富豪寻求永生的时候,我们这些凡人只能想办法接受死亡。这篇文章讲述了在瑞典和美国发生的一个新潮流,“死亡”红起来了,如何能得体地死去?这些关于死亡的讨论和实践,反映了现代人的许多焦虑。

2018年03月22日Marisa Meltzer 北京来源:界面新闻

随笔

去年春天,在纽约布鲁克林的绿木公墓,一位概念派艺术家苏菲·卡勒(Sophie Calle)启动了一个装置,名为“这里长眠着绿木公墓游客的秘密”。在未来的25年里,每一个经过此地的人都可以写下内心最深的秘密,并埋入这位艺术家设计的坟墓。这个公墓还办了月下游园、鸡尾酒派对、舞蹈表演,甚至还有瑜伽课程。

如今“死亡”红起来了。这些愉快的公墓聚会只是这一趋势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欲望之一,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变成对自我的投射,“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别人怎么看我们”——死亡也不例外。

过去死亡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现在,它已经演变成了新的小资的仪式,就像婚礼和出生一样,精心策划,个性化订制。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死亡很沉迷,葬礼遵从严格的礼制,还会举办与死者对话的降神会,出席者穿戴精心制作、用于哀悼的珠宝与服饰。在那之后,死亡再也没有被如此华丽地包装过了,直到今天。现在每个人的死亡都必须在某个方面很特别,紧跟潮流。最终,时髦的人可以死得和他们活着的时候一样。

如果你喜欢环保型的葬礼,你可以花545美元,向Vale公司订做纯手工、可降解的寿衣(宠物的寿衣仅需68美元)。或者,你可以像加州名厨艾丽斯·沃特斯(Alice Waters)宣称的一样,下葬时穿一套特殊的睡衣,里面藏着蘑菇孢子,以加快肉体的分解。几年前,艺术家李洁林(Jae Rhim Lee)在TED演讲时,就穿着这么一件衣服——一条黑色的、戴头巾的连衣裙,裙子上绣着密密麻麻的白色纹路,每一条纹路都装满了蘑菇孢子。演讲中,Lee很高兴地说,她正在训练蘑菇,把头发、指甲、死皮喂给它们,好让蘑菇在她死后吃掉她。

艺术家李洁林穿着蘑菇寿衣在TED演讲。图片来源:TED。

很多人不太在乎环保,而比较担心自己会在孤独中死去,这类人也有解决办法(至少是部分的解决吧)。你可以雇一位临终陪护人,他们是受过训练的职业人士,会陪伴你到生命尽头,就像生育时的陪产士。你可以要求葬礼在家中举办,你的朋友和家人在客厅里与遗体告别,整个仪式像婚礼一样,精心安排。在大限之日到来之前,你还可以和志同道合之人在“死亡咖啡馆”讨论死亡的话题,“死亡咖啡馆”是2011年琼·安德伍德(Jon Underwood)发起的,他希望人们聚集起来,面对死亡。安德伍德于2017年夏天死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在这场死亡新风潮里,凯特林·道蒂(Caitlin Doughty)是先锋之一。她是一名年轻的洛杉矶殡葬业者,打扮很哥特。她出过一本畅销的回忆录,还创办了YouTube系列节目《向殡葬业者发问(Ask a Mortician)》,此外,她还建立了一个社群,成员都很年轻,他们致力于推广对死亡的乐观态度。

“公开承认自己对死亡感兴趣,这没什么。”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开车穿过洛杉矶的街道,道蒂告诉我,“这表示你关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在西方世界,我们把这种人圈起来,划为哥特、怪胎,或是潜在杀人犯,缺乏坦率的讨论。”

人们关注另类的“死亡实践”,也是出于对殡葬业的不满,这一行商业气息太浓重,千篇一律。不同背景的人对此看法出奇地一致。“嬉皮士、自由主义者、占有土地意识超强的枪支持有者、某些特定的宗教人士,以及特朗普支持者,都希望能有一口像样的棺材,按自己喜欢的方式下葬,”道蒂说,“他们心中对‘回归大地’的理解未必相同,但是对他们来说,这都是在争取基本的权利。他们不希望某个乏味的公司主宰了他们的遗体,处理那些能代表他们一生的东西。”

假设重新思考死亡,是因为人们厌倦了泛滥的商业主义和同质化的现代生活,那么,商业早晚会追上来的。在我们对死亡的迷恋中,也有黄金。

* * *

出版商尤其明白这波潮流带来的商机。以死亡为主题的书固然不新鲜,但这类书籍最近越来越多了。去年,包括许多作家都出版了关于死亡的文学回忆录。作家凯文·图利(Kevin Toolis)在《父亲的守灵夜》(My Father’s Wake)中,解释了为何爱尔兰人能得当地处理死亡;而凯特林·道蒂在新书《从现在到永生:在全世界寻找好的死亡》(From Here to Eternity: Travelling the World to Find the Good Death)里探索了很多国家,从印度尼西亚、玻利维亚和日本,人们是如何对待死亡的。

但是,把“得体地死去”发展得最完善的,也许不是爱尔兰人,也不是玻利维亚人,而是瑞典人。近期,由于出版业的推动,你也许看到过一个瑞典单词“döstädning”,意思是“清理遗物”,即离世之前的一整套程序,以处理好财产、物品。日本收纳女王近藤麻理惠在她的畅销书《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中介绍了一系列收拾屋子的诀窍,其中一个是:当你无法决定要不要丢弃某样东西时,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是否能“激发我的快乐”?在“清理遗物”的时候,相应的问题是:“如果我留下这个东西,我认识的人里面,会有人更开心吗?”

“清理遗物”反映了现代人的很多焦虑。有人感觉物质太多,阻碍了精神的发展,对这类人,需要一个操作指南去精简杂物。有人担心隐私,怕亲戚们发现自己的秘密,这些人可以采用合理的预防措施;有人担心晚年神智不清、行动不便,他们也可以在清醒时做些准备工作。

当硅谷的亿万富豪寻求永生的时候,我们这些凡人只能想办法接受死亡,安排好漫长、狼狈的晚年,和亲戚们和解,——要知道,每当他们想到以后要照顾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的我们,就很害怕了。如今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但这并不只是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思考死亡,也让我们陷入高龄所带来的混沌和病痛,而“清理遗物”似乎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有效方式。

在瑞典,“清理遗物”只是偶尔提及的理念,不能算是举国皆知的文化。这个概念在外国谈得更多,他们把北欧想象成生活得很通透的地方,比瑞典的真实情况要好。但是,即使瑞典人很少讨论“döstädning”,它那里面的确有一些内在的道理。瑞典驻美国大使卡林·奥洛夫斯多特(Karin Olofsdotter)近日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清理遗物”几乎是一种生命需求,是一个社会鼓励独立、负责、为他人着想、而且每个家庭都践行这种理念的结果。

一个在斯德哥尔摩做电台制作人的朋友对我说:“我妈正在清理遗物。十几年来——她今年65岁——她一直都在收拾东西,几乎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她认为)扔东西能为我们省去许多麻烦——在她去世后。她不想让我们陷入两难境地,纠结该拿某个东西怎么办,此外,她也不想让人看到她的私人物品。从我十几岁开始,她就一直在逼我丢这丢那——我小时候画的画、旧衣服、看的书、收集的纪念品等等。她不停地强调,这么做对大家都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典型的瑞典人,但这真的非常、非常理性,非常冷血。”

瑞典完善的福利制度,使得老年人能够独立地生活。“可能这也促使他们觉得,必须在死前清理好东西,免得给别人造成麻烦,”《北欧:冰与火的寻真之旅》(The Almost Nearly Perfect People)的作者迈克尔·布斯说,“瑞典人特别、特别有责任感。他们认为,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绝对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方面,瑞典人可以说非常‘得体’了。”

布斯说,“清理遗物”的简化思想与路德教教义中的极简主义如出一辙,这在北欧文化中到处都有迹可循。特别是瑞典,他们很喜欢‘摩登’和‘新潮’,所以,在瑞典的回收中心经常有许多好东西——而这些东西英国人永远也不会扔掉。”

有人则怀疑,“清理遗物”的概念究竟是否仅仅源于瑞典。“听起来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的身心灵之类的东西,”《斯堪的纳维亚人:探索北方的灵魂》(Scandinavians: In Search of the Soul of the North)的作者罗伯特·弗格森说。在这本书里,他想搞清楚我们为何会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此着迷,“实际上,我还等着全世界发现‘kalsarikänni’的快乐,这是一个芬兰语单词,意思是‘一个人宅在家里,只穿着内裤喝啤酒’。”

* * *

有一本书在传播“清理遗物”的福音,叫作《清理遗物的瑞典优雅艺术:如何帮助你和家人摆脱一生的杂物》(The Gentle Art of Swedish Death Cleaning: How to Free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from a Lifetime of Clutter),几个月前刚刚出版。书的作者是瑞典艺术家玛格丽特·曼努森(Margareta Magnusson),她说自己的年龄在“80到100岁之间”。在这本书李,一部分内容介绍了清理遗物的具体方法,另一部分则是如何接受死亡。在全书的38个小章节中,曼努森向读者展示了她对死亡的乐观态度。“摆脱那些多余的东西吧,生活会变得更加舒适美好。”她写道。

“这本书的主旨是:我们必须接受人终有一死的现实,”曼努森的代理人苏珊娜·李(Susanna Lea)说,“当这一天到来,你是希望自己爱的人大发牢骚,还是希望他们保留对你的美好记忆,因为你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而更加爱你呢?”

这本书的提案刚刚发去,马上受到出版商的争抢。一名瑞典的出版商购得了本书版权,后来,李带着这本书参加了2016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再后来,这本书的版权被卖到了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截至今日,它已经被译成了23种语言。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在东欧国家销售的速度最慢,”Lea说,“他们说:‘我们平时不爱谈论死亡。’我原以为拉美国家不太讨论死亡,结果那边的读者完全能接受。”

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正值丹麦的“hygge”概念和近藤麻理惠的收纳学征服世界的时候,所以许多出版商便以“近藤麻理惠与hygge风格的完美结合”作为这本书的噱头,并且成功大卖。但是,曼努森在英国的出版人杰米·宾(Jamie Byng)非常抗拒这种对比,“我们不是在寻找第二个近藤麻理惠,绝对不是,”他告诉我,“这是一位瑞典老太太写了一本书,关于如何优雅地离开这个世界,留下的杂物越少越好。这里面有瑞典式的禅。”

曼努森住在斯德哥尔摩南城的一间大公寓里。她高而苗条,穿条纹衬衫、褪色牛仔裤和运动鞋,留着银灰色短发,椭圆的脸上,一双又大又圆的蓝色眼睛,整个人看起来健康、神采奕奕,而且有一种自然的时尚感。她的样子,很像是会写出下述句子的斯堪的纳维亚老奶奶,温和、有点怪、但很智慧:“也许爷爷抽屉里藏着女式内衣,奶奶抽屉里藏着假阳具。那又怎么样呢?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们要是爱他们,就无须去操心这些事。”

曼努森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一点都不极简。客厅里好几排书架,有几百册书,墙上挂着她自己画的抽象画。房间里摆着数量惊人的毛绒玩具和玩具面具,都是从亚洲带回来的(她已故的丈夫是出生在日本的瑞典人,后来由于工作,全家先后在新加坡和香港住过),想必这些东西都通过了“留下它们有没有人会开心”的测试。公寓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有情感上的价值,它们围绕在老人身边。令人愉快的地方,而且非常,非常整洁。

曼努森说,瑞典曾经有许多讲究质量的大企业,产品很好,可以使用很长时间,甚至可以传给下一代。“包括瑞典安全火柴和沃尔沃——世界上最安全的汽车。现在瑞典只剩下H&M和宜家家居,它们的保质期都撑不过五年。我认为,这一点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文化。”

卧室里挂着一张很大的全家福拼贴画: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二人都已过世,她的丈夫,也已经在70多岁时去世了。她在书里提到,清理遗物,可千万不要从照片开始——回忆太多,太容易沉溺,也容易感伤。最好是从厨房开始。到了整理照片的时候,她建议,要让自己变得无情一点。她说,如果你不知道照片里人的名字,就把它扔到碎纸机里去吧。

聊起自己的人生时,曼努森很像是文学中的叙述者。她说的每句话都像充满自省、沉思意味的回忆录。“我在瑞典西海岸的哥德堡长大,出生在新年前夜,”她告诉我,“我想我的出生是一件好事。很快乐,我也说不清。从初始就很快乐。”

她非常实际,理性,因此要向我这个外国人讲清楚死亡和精简遗物的理念时,她似乎有点挫败。她计划死后火葬,这在瑞典很常见。会有一块纪念碑,供家人悼念。“我不相信死后还有灵魂。当我死了,我就是死了。”她说。

“当你想到无法掌控自己,想到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一定很可怕吧。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恐惧。几年前我差点死了。”她半夜犯了心脏病,惊醒了。“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已经不省人事了,”她说,“然后我发现,我并没有看到隧道尽头的那束光。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开心极了,但我已经明白,我不会有事的。”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转折点,她说,过了这个转折点,你会发现,你参加的葬礼超过了婚礼。“可能是你五六十岁的时候,开始了:我的父母、婆婆、丈夫和朋友的葬礼,”她说。这时候,曼努森的女儿简来了。她就住在马路对面。

“我们周五参加了一场葬礼。其实还挺愉快的。”简说。

“没错,挺好的。葬礼上可以见到很多以前的朋友。”曼努森说。

“而且你能痛快地大哭一场。”简说。

“没错,痛快地大哭一场,”曼努森说,“但你也能痛快地大笑。”

* * *

在美国,一对俄亥俄州的年轻人,有着和“清理遗物”相通的理念,他们称自己为极简主义者。其中一位是乔舒亚·菲尔茨·米尔本(Joshua Fields Millburn),2009年,他母亲去世,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母亲囤积的大量杂物。最后,他决定都捐出去。通过这件事,米尔本顿悟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每天都扔一件东西。米尔本渐渐形成了一条极简主义的原则:“我们的回忆并不在物品中,而在我们心里。”十年前,米尔本和朋友瑞安·尼科迪默斯(Ryan Nicodemus)创立了极简主义体系——出书、播客、纪录片、巡回演讲,他们的理念是,囤积物品是为了逃避我们真正的问题,对工作、爱情、生活的不满,说到底,是在否认死亡的必然性。

清理杂物不就和死亡有关吗?我问殡葬师道蒂。“每当你扔掉一件纪念品或其他东西,都是一次小小的死亡,”她赞同道,“对大多数人来说,要搞清楚每样物品并摆脱它们是很可怕的,归根结底是对“人终有一死”的恐惧。”

对很多人来说,看待死亡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想它。我父母会经常讨论,希望自己的遗体如何处理——我母亲一会儿希望把骨灰冲进下水管道,一会儿又希望把尸体喂狗——而计划葬礼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我的父亲连遗嘱都不愿意写,却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时间给我打电话,让我承诺他,在他死后会做些什么,或是不做什么(比如,把他的房子保留下来,或是,一定要邀请哪些人来参加葬礼)。

他们对死亡高度觉知、仔细考虑遗体的处置,同时又对葬礼之后发生的事情毫无规划,感觉起来,很像我的父母希望死后仍然缠绕着我。说得好听一点,似乎他们想尽可能地存在于我的生活中。

殡葬师凯特林·道蒂。来自视觉中国。

但我也很同情他们。我的父母今年66岁了,但愿他们还能生活很多年。决定遗产是一件非常致郁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意识到,最关心这些遗物的人是你自己——很可能只有你——你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你爱的人,你还得面对一些艰难的问题:你给他们最后的礼物是几件昂贵的财产呢,还是充满回忆的相册,或者,仅仅是把你这辈子攒的东西清理干净,别给他们添麻烦?

道蒂说:“有些父母不愿意跟无助的孩子们谈论死亡——这真的很不好。”她才33岁,就已立好遗嘱,也写好了工作的后续安排,以及她所拥有的小木屋该怎么处理。这让她很安心,她说。我40岁,还没有为死亡作出任何计划,除了喝醉之后让朋友在我死后照顾我的狗,免得她成为孤儿。可能我跟我父母的共同之处,比我想象得还要多。

计划死亡很难,因为这意味着你要接受一个现实:除了你之外,没有人那么在乎你的遗物。有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你可能会孤零零地死去。两天后才有人发现你的尸体,而且已经被猫吃过了。这是真实发生过的,”道蒂说,“第二种情况是,你会在所爱之人的陪伴中死去,但即便如此,接下来你也只能一个人上路。”

死亡是一次孤独的旅行,这个观念让人联想到健康:人们开始健身,追求健康饮食,健康生活。这种关于死亡的新观念来自另一种风潮:“自我关怀”,即照顾自己,才有能力面对这个世界。“自我关怀”也带起了养生的潮流,洗浴用品、定期按摩、做面膜和练瑜伽——让自己成为购物的借口。死亡的商业化也正是生活中所有一切商业化的结果。

“清理遗物”也许比起其他“幸福生活”的理念更内在,它触及了人们深层的情感:害怕、愧疚、悔恨。死亡产业正是利用了人们害怕缺憾的心理。你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死掉——至少,你得雇一名房屋清理顾问、一名临终陪护人,买一套私人订制的环保寿衣,策划一场家中葬礼,让大家看到,你生前过得有多么幸福。

—— 完 ——

本文原文为How death got cool,发表于《卫报》2018年1月12日。中文版已获授权,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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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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