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格

据说，现在要写点东西纪念或讨论某人，都需要先评估下自身有没有资格，即使有了资格，还要考量下动机和用心。而我等普通人，提笔四顾，既不茫然，更不瞻前顾后。但如果非要为这“资格”和“动机”寻找些差强人意的正当性，那也能胡诌出来三三两两。

他给予了我食物。对于五音不全的我，为了不在KTV只能闷头喝酒，决定另辟蹊径，主攻粤语歌时，去单曲循环他的音乐，最终却可耻地成为我在食堂忘带饭卡后向同学蹭饭的工具——thanks，thanks，thanks，没有带卡，刷你的卡——妖娆的舞曲，恰到好处的鬼哭狼嚎，都会让我屡试不爽地用同学的饭卡刷到三两米饭外加一荤一素一汤。

他陶冶了我情操。对于一个农村走出的少年，电影储备和艺术熏陶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农村红白喜事后的露天电影，一是县城网吧爱情动作片的滋润。当我步入大学，对着图书馆一本《 必看一百部电影》按图索骥，遇到他和他的电影时，少年惊呼，真的不一样，不一样。我们不得不感谢还处于蛮荒时代的互联网的馈赠，而对于现如今，经济能力和感情需求强烈一致的油腻中年的我们，试图去还你一张电影票的时候，你早已经不在。

是他，让我在马斯洛需求的层次上继续拾阶而上。基于以上两点，外加我在按斤处理的旧书摊上淘到他的一本传记，熟背书后面的“人生大事件”、“唱片年表”、“参演电影表”，既可用于茶余饭后的娱乐八卦，亦是撩妹装逼的利器……

是的，我要谈的是张国荣。或许，我更想谈谈的是我们自身。

二、情绪

2003年，当他纵身一跳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中。那个消息应该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的表情是震惊还是漠然，是不是瞥了一眼，然后继续沉浮于题海。那时，他离我是那么遥远，和其他明星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两个字眼：抑郁症和愚人节。前者让人陌生且无法理解，后者，给我们单调沉闷的生活带来乐此不疲的乐趣。

高考后的暑假，各种情绪陈杂，一度让我怀疑，是不是自己也抑郁上了。L同学的妈妈，认识我们市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在L和W同学的陪同下，我去见了医生。

医生问我有什么症状，我说，就是谁也不想搭理，一整天，一句话也不想说。

医生说，年轻人，这很正常啊。

我略微有些失望，像拜师学艺被拒之门外，怎么可以这么草率得出结论，怎么可以说我没病。

然后，我们一行三人，迎着夕阳，不时对着路边躺着的石头踢上一脚，更热烈地讨论着班上女同学的八卦，以及如何让QQ号快速升级出一个，日。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抑郁症分为身体和心理两类，而张国荣就是属于前者，我们终究无法理解这种痛苦，更无法设身处地去代入。现在回头想想，原来的我们，把一时的情绪当病，以为我们是多么的特别，这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病态需求，是如此的荒唐和可笑。

而我和那个L同学，都来到重庆读了大学。他热情，多才，学的建筑，学生时代就拿过很多设计奖，毕业后，当他着手去麻省理工的时候，我还在麻将桌上斗得昏天暗地。我们的最后联系，是他给我寄来某届重庆独立电影影展的刻录光盘，从此失联。同学中，有好事者，跑到他家，从门缝里面塞留言条，也终究杳无音讯。

他是抑郁了吗？他是发生了什么吗？他还好吗？

无从得知。他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我偶尔会梦到他。他一定是遇到了某种困境，我时常为没有和他多联系而感到愧疚。

“这十年来我不时会想起他，他经常会在我梦里出现。如果你心中有这个人，他去了哪里，又有什么所谓。”这是梁朝伟写给张国荣的。我也常常拿这句话自我安慰。

我时常在想，比起那些真正的患病者，想想他们一个人的困兽犹斗，我们这些局外人的局促不安，有时更像个病人。

三、同性

我媳妇的大学同寝室同学，有一个就是同性恋，当她给我讲该同学的爱情往事的时候：

我首先愤愤不平的是，她怎么可以耍这么多女朋友，你们一个理工科学校的男生都干什么去了，都不能拨乱反正，救人于水深火热中。

我弱弱地问媳妇，你没被同化？

她说，人家没看上她。我庆幸她的不杀之恩。

她们寝室关系相当好，经常联络，在媳妇的口中，我知道，她又恋爱了，又分手了，然后瞒天过海地形婚了。

我自诩看过很多同性电影，坚信幸福的本源在于参差多态，但当一个禁忌的词汇，一个被言说的身份，一个活生生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我自以为可以恰当地占据进退的空间和把握分寸感，但心里的微微波澜和起伏出卖了我。

现代社会民智开启，思想多元，观念开放，这些亚文化也逐渐被人们接受。但这些观念，有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浅薄的时尚或政治正确，里面又有多少口是心非，我们又能真正给予他们多少拥抱和支持？

我不无悲观地祈祷，不要摊上这种事，不要成为这样的少数人，如果不能逃避，那就让如草长马发情那样顺其自然。

四、跳一跳

春节走亲戚时，在百无聊赖中，我也玩起了“跳一跳”，手机有点卡，往往会出现那个小人在卡壳几秒后，跳得很远，仿佛跳出了屏幕似的。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循规蹈矩、按着游戏的预定规则去经营和运行，但张国荣显然就是那种用力过猛的，激烈却也更凸显真实。

游戏能够重启，人生却不能。几年前，我还矫情和空洞地写下《春天，十个哥哥复活》，真是不堪回首。活着，又能怎样，要不要买微博热搜，要不要去诈捐，要不要去综艺节目当评委，要不要被资本捆绑，要不要找替身对口型，要不要蹭红毯撒狗血，要不要去充当老艺术家去指点江山？

我们愿意在这个日子去谈论他，我们知道他有少数人才有的风骨。

但一些人的早逝，终究是遗憾，虽然已经给我们留下那么多宝藏和财富，等着我们在崎岖的人生路上去相遇，挖掘出温暖和力量，多么希望他们可以陪我们跳得更远。譬如海子，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诗歌，去送给心爱的女孩；譬如王小波，他在自己小说的座谈会中，一再希望大家关注小说中的黑色幽默，而不仅仅是看重杂文，他却没有看到一群门下走狗争相模仿的盛况；譬如杨德昌，留下一部筹拍未竟的电影。

张国荣亦是如此，《偷心》的壮志未酬，令人无限遐想，未完成的遗憾，令人无限唏嘘。

我会不时地关注下跳一跳的排行榜，看一看，那些久未联系的朋友们的分数，猜想一下他们是在什么情境下去玩这个谜一般的游戏，小慌是在相亲的路上间隙去玩的吗，甜叔是否在公交车上玩的时候声音过大，被旁边的大爷投之以鄙夷的眼神……

或许，哥哥在另一个世界，也在凝视着我们的谨小慎微或高歌猛进，大喝一声，不要被束缚，快快轻装上阵，好好恋爱，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