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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余淼杰:贸易摩擦并不代表中美经贸关系出现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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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余淼杰:贸易摩擦并不代表中美经贸关系出现转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主题是“互补”,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意味着中美经济竞争性加强而互补性下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 图片来源:北大国发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日前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指出,当前贸易摩擦并不代表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转折。中美经贸关系的主题是“互补”,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意味着中美经济竞争性加强而互补性下降。

他认为,从目前的态势看,美国方面基于“301调查”提出的500亿美元加税清单很有可能落地,中国需认真对待。

对于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准入的抱怨,余淼杰表示,有些抱怨有失公平。一方面,中国严格执行了2001年入世议定书的承诺,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因此以发达国家的开放标准来要求中国并不恰当。

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陷入低谷之际,余淼杰呼吁中国以扩大开放和扩大进口来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并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他强调,扩大进口有利于提升国内人民福利水平,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

余淼杰是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得主、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研究国际联盟秘书长、全球经济管理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在国内外顶级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过百篇,出版经济学专著、教材、时评随笔九部。

他的研究成果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是首位独立获得该奖的华人经济学家。他曾先后四次获得全国国际贸易研究最高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发展经济学最高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胡绳经济学研究奖、刘诗白经济学奖。他还是联合国、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多个地方政府特聘顾问。

以下是专访实录:

中美经贸关系并未面临转折点

界面新闻:您如何判断目前中美贸易争端的严重性?中美经贸关系是否正面临着某种转折点?

余淼杰:我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现在正面临挑战,但是并没有像外界认为的那样濒临破裂、或者说大型贸易战可能到来。局部的贸易摩擦在不断扩大,但不影响到根基。

不管是中方还是美方,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都没有打大型贸易战的意愿和决心。所以,我认为虽然中美经贸关系现在面临一些挑战,但在某个阶段,会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况。

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许不应该说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由好到坏的这个转折点,但我们要认真处理好这些局部挑战才能够走向合作共赢。

界面新闻:如果中美双方公布的关税清单付诸实施,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否可以量化?

余淼杰:如果双方提出的对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真的落地的话,对经济的影响是可以量化的,但这个影响主要不是体现在就业和经济增长上。由于这些商品总量并非特别大,所以对经济增长不会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收入分配会有较大影响。

通常而言,我们可以看两类人,一类是工人,也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一类是资本所有者。美国征收高关税会导致美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价格提升,那么就会导致美国工人工资上升,而资本利润率下降,这样的话就会对工人有利、而对资本所有者不利。

对中国来讲,刚好相反。如果中国对美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进口高关税的话,那会对中国资本所有者有利,而对中国工人不利。当然这个影响程度到底多大取决于不同行业生产函数的形式,需要根据不同行业做出不同分析。

界面新闻: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扩大,与美国国内就业和工资水平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吗?

余淼杰:会有影响。此前有研究认为,从中国的进口导致美国制造业300万人失业。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限制中国产品进口并不会使得美国重新获得300万个工作岗位。因为即便美国不从中国进口,也必须从类似中国这样的劳动力丰富型国家进口。不从中国进口,美国并不见得就能够自己创造出300万个工作岗位。

中美经济联系的主题是“互补”

界面新闻: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必然意味着中美之间经济竞争性越来越强、而互补性降低?全球价值链和“微笑曲线”理论似乎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显然这对美国政府官员不起作用,为什么?

余淼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见得意味着中美两国互补下降、竞争性增强。

中国向美国出口大量的劳力密集型产品,同时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汽车、机械产品。这背后的经济学解释涉及到两个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是基于比较优势,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是基于市场规模的扩大。所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会出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现象,其实还是一种互补关系。

第二个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虽然中国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但中国厂家从美国进口中间品或者原材料。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产业之间并不是替代,而是进一步的互补。所以说,“互补”应该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主题。

至于价值链和“微笑曲线”不被美国官员所接受,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官员在制定贸易政策的时候更多是从特殊利益集团这个角度出发。比如,钢铁行业的利益集团在特朗普竞选中给予政治捐款,那么他上台后就要对中国的钢铁产品征收高关税。

界面新闻:从特朗普竞选到上任以来,中美经贸关系“一波三折”,其间还出现了短暂的回暖。与近几届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的对华贸易策略有何不同?如何看待去年中美经贸关系的短暂回暖?

余淼杰: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平衡是长期存在的现实,不管是小布什、克林顿,还是奥巴马,美国每届政府都面临这个问题。贸易摩擦在特朗普当总统期间突然被放大,这和他本人以及目前政府智库成员有关系,他们都特别鹰派。

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想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但特朗普跟奥巴马的区别在于,特朗普是把蛋糕越做越小,奥巴马是把蛋糕做大。我们看奥巴马在任的时候,想在五年内扩大美国的出口,提出“出口倍增”。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讲,中国也想扩大进口,所以中美经贸关系就出现了一个“蜜月期”。但特朗普做的事情是限制中国对美出口,如果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也会减少从美国的进口。

去年中美经贸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好转,双方在经贸问题上表面和平,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时主动扩大进口。比如,去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签订了2500亿美元大单,这显示出中国没有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同时希望中美经贸关系向良好方向发展。但很明显,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制造中美贸易摩擦。

界面新闻:根据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1994年的一项调查,1975-1993年间,美国借由“301条款”对贸易伙伴发起了86起调查,其中有71起,美国没有最终实施其所威胁的制裁措施,要么是因为被调查国做出重大让步,要么是美国放弃调查。这样的经验性规律对目前中美贸易摩擦适用吗?目前基于“301调查”的关税措施是否只是一种威胁?

余淼杰:从目前的态势看,我觉得美国方面基于“301调查”提出的500亿美元加税清单是很有可能落地的,中国应该认真对待。

但也不排除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如果中国扩大进口,降低了美国进口汽车关税,那么美方按道理应该见好就收。但对特朗普来说,他依然有可能实施500亿美元的打击措施。

抱怨中国开放程度有失公平

界面新闻: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对外开放程度?如何看待外界对于中国市场准入等问题的一些抱怨?

余淼杰:有些国家的企业或者个人对中国的开放程度有所抱怨,我觉得是不公平的。中国是严格按照2001年签订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文件的规定来执行的,甚至做得更好更积极。这在2006年WTO发布的五年评估中已经体现出来。

那为什么还有抱怨呢?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比预想的要快。入世时规定的内容,中国已经做到了,现在外界要求中国按照现在的经济规模进一步开放。

看待中国的开放水平,关键是如何定位中国。如果把中国定位成跟美国对等的发达国家,那么中国现在的开放水平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从人均GDP看,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看待中国开放水平的话,那么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

我的观点是应该把中国定位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到2020年中国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那时候用发达国家的开放水平来要求中国会比较合理。

界面新闻: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为何没能维护中美经贸关系良性发展?中国是否应该在多边贸易体系改革中发挥更核心的作用?扩大进口是否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

余淼杰:WTO多哈回合已经谈了近20年,能谈的已经谈了百分之八九十。但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一点,也就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在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中国应该在多边贸易体系发挥更核心作用,这一点是非常明确。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二大经济体,一向不遗余力地推动WTO多边经贸合作。特朗普上台之后挑起贸易摩擦,逆全球化的动作很多,导致多边贸易体系前景更加困难,中国此时更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中国通过自身扩大开放来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那么不仅是在贸易体系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同时也可以制止美国认为中国只是追求贸易顺差的错误观念。

另一方面,扩大进口、提高进口额与GDP的比重。这样做的确是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仅如此,这还有利于降低中国国内的物价。如果名义收入水平不变而物价降低的话,就相当于间接提高了人民福利水平。对于企业而言,进口核心零部件还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美日贸易战的启示

界面新闻:学者们倾向于用此次中美贸易争端与上世纪后期的美日贸易战作对比,您如何看待这种可比性?从美日贸易战的历史中,中国和美国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余淼杰:美日贸易战有许多可以借鉴、比较的地方。比如,美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对日本汽车、摩托车以及卡车采取关税措施,试图禁止这些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严重打击了日本出口。但日本企业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一方面与美国达成协议自愿限制出口,另一方面又到美国进行绿地投资。这样以来,贸易战表面上是美国赢了,但其实美国输了,因为日本的汽车最终还是卖到了美国,只不过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形式。

对中国的启示在于,国际经贸谈判中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们要意识到,美国人也是在寻求“知己知彼”。既然美国在美日贸易战中受损,而在后面的金融战中受益,那么美国一定会吸取以前的教训。因此,现在美国不仅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还要阻挠中国企业去美国投资,试图关掉FDI这道门。

美日贸易战的另外一个启示是,中国一定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让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人民币升值本身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由市场来调整汇率的话,人民币会进入一个缓慢升值的通道。但如果美国提出干预,要求中国迅速升值,那一定不能听之信之。

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会导致中国产业结构不能有效调整,势必损害到实体经济。但同时,人民币更加不能贬值。贬值相当于跟东南亚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争夺利益,会导致我们处在孤立的位置。最好的办法是缓慢升值。

界面新闻:您如何评价“中兴事件”?有人认为这是商业合规性问题,也有人认为这是贸易争端的一部分。

余淼杰:“中兴事件”一方面是有商业合规性的问题,但也可以说是贸易争端的必然延伸。即便企业的做法不符合美国的规定,美国处罚措施的严重程度也超出了一个合理范围。美国可以对中兴公司处以相当额度的罚金,但不能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销售一切产品,时间长达七年之久。

鉴于美国商务部此前表示要打击“中国制造2025”,“中兴事件”不应该只是商业事件,背后应该跟这次的贸易摩擦相关。可以假设,如果没有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如果美国不担心中国的科技行业发展能力,那么美国是不会对中兴出手这么狠的。

界面新闻:作为贸易领域的经济学家,您如何看待所谓“逆全球化”现象?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革新的到来,产业分工、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势头会如何发展?

余淼杰:我认为“逆全球化”只是一种短期现象。1914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三波全球化浪潮。尽管中间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但全球化总体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势头。

全球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通运输成本下降,比如集装箱的发明。第二阶段是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例如手机、互联网等等。第三阶段是资本替代劳工,这能否实现要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

可以预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国际贸易金额会大大增加,国际贸易深度也会不断加深,产业分工会更加细化,资本流动会更加自由。这当中,人工智能将起到一种催化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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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余淼杰:贸易摩擦并不代表中美经贸关系出现转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主题是“互补”,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意味着中美经济竞争性加强而互补性下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 图片来源:北大国发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日前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指出,当前贸易摩擦并不代表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转折。中美经贸关系的主题是“互补”,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意味着中美经济竞争性加强而互补性下降。

他认为,从目前的态势看,美国方面基于“301调查”提出的500亿美元加税清单很有可能落地,中国需认真对待。

对于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准入的抱怨,余淼杰表示,有些抱怨有失公平。一方面,中国严格执行了2001年入世议定书的承诺,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因此以发达国家的开放标准来要求中国并不恰当。

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陷入低谷之际,余淼杰呼吁中国以扩大开放和扩大进口来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并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他强调,扩大进口有利于提升国内人民福利水平,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

余淼杰是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得主、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研究国际联盟秘书长、全球经济管理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在国内外顶级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过百篇,出版经济学专著、教材、时评随笔九部。

他的研究成果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是首位独立获得该奖的华人经济学家。他曾先后四次获得全国国际贸易研究最高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发展经济学最高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胡绳经济学研究奖、刘诗白经济学奖。他还是联合国、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多个地方政府特聘顾问。

以下是专访实录:

中美经贸关系并未面临转折点

界面新闻:您如何判断目前中美贸易争端的严重性?中美经贸关系是否正面临着某种转折点?

余淼杰:我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现在正面临挑战,但是并没有像外界认为的那样濒临破裂、或者说大型贸易战可能到来。局部的贸易摩擦在不断扩大,但不影响到根基。

不管是中方还是美方,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都没有打大型贸易战的意愿和决心。所以,我认为虽然中美经贸关系现在面临一些挑战,但在某个阶段,会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况。

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许不应该说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由好到坏的这个转折点,但我们要认真处理好这些局部挑战才能够走向合作共赢。

界面新闻:如果中美双方公布的关税清单付诸实施,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否可以量化?

余淼杰:如果双方提出的对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真的落地的话,对经济的影响是可以量化的,但这个影响主要不是体现在就业和经济增长上。由于这些商品总量并非特别大,所以对经济增长不会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收入分配会有较大影响。

通常而言,我们可以看两类人,一类是工人,也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一类是资本所有者。美国征收高关税会导致美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价格提升,那么就会导致美国工人工资上升,而资本利润率下降,这样的话就会对工人有利、而对资本所有者不利。

对中国来讲,刚好相反。如果中国对美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进口高关税的话,那会对中国资本所有者有利,而对中国工人不利。当然这个影响程度到底多大取决于不同行业生产函数的形式,需要根据不同行业做出不同分析。

界面新闻: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扩大,与美国国内就业和工资水平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吗?

余淼杰:会有影响。此前有研究认为,从中国的进口导致美国制造业300万人失业。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限制中国产品进口并不会使得美国重新获得300万个工作岗位。因为即便美国不从中国进口,也必须从类似中国这样的劳动力丰富型国家进口。不从中国进口,美国并不见得就能够自己创造出300万个工作岗位。

中美经济联系的主题是“互补”

界面新闻: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必然意味着中美之间经济竞争性越来越强、而互补性降低?全球价值链和“微笑曲线”理论似乎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显然这对美国政府官员不起作用,为什么?

余淼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见得意味着中美两国互补下降、竞争性增强。

中国向美国出口大量的劳力密集型产品,同时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汽车、机械产品。这背后的经济学解释涉及到两个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是基于比较优势,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是基于市场规模的扩大。所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会出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现象,其实还是一种互补关系。

第二个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虽然中国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但中国厂家从美国进口中间品或者原材料。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产业之间并不是替代,而是进一步的互补。所以说,“互补”应该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主题。

至于价值链和“微笑曲线”不被美国官员所接受,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官员在制定贸易政策的时候更多是从特殊利益集团这个角度出发。比如,钢铁行业的利益集团在特朗普竞选中给予政治捐款,那么他上台后就要对中国的钢铁产品征收高关税。

界面新闻:从特朗普竞选到上任以来,中美经贸关系“一波三折”,其间还出现了短暂的回暖。与近几届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的对华贸易策略有何不同?如何看待去年中美经贸关系的短暂回暖?

余淼杰: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平衡是长期存在的现实,不管是小布什、克林顿,还是奥巴马,美国每届政府都面临这个问题。贸易摩擦在特朗普当总统期间突然被放大,这和他本人以及目前政府智库成员有关系,他们都特别鹰派。

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想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但特朗普跟奥巴马的区别在于,特朗普是把蛋糕越做越小,奥巴马是把蛋糕做大。我们看奥巴马在任的时候,想在五年内扩大美国的出口,提出“出口倍增”。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讲,中国也想扩大进口,所以中美经贸关系就出现了一个“蜜月期”。但特朗普做的事情是限制中国对美出口,如果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也会减少从美国的进口。

去年中美经贸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好转,双方在经贸问题上表面和平,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时主动扩大进口。比如,去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签订了2500亿美元大单,这显示出中国没有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同时希望中美经贸关系向良好方向发展。但很明显,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制造中美贸易摩擦。

界面新闻:根据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1994年的一项调查,1975-1993年间,美国借由“301条款”对贸易伙伴发起了86起调查,其中有71起,美国没有最终实施其所威胁的制裁措施,要么是因为被调查国做出重大让步,要么是美国放弃调查。这样的经验性规律对目前中美贸易摩擦适用吗?目前基于“301调查”的关税措施是否只是一种威胁?

余淼杰:从目前的态势看,我觉得美国方面基于“301调查”提出的500亿美元加税清单是很有可能落地的,中国应该认真对待。

但也不排除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如果中国扩大进口,降低了美国进口汽车关税,那么美方按道理应该见好就收。但对特朗普来说,他依然有可能实施500亿美元的打击措施。

抱怨中国开放程度有失公平

界面新闻: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对外开放程度?如何看待外界对于中国市场准入等问题的一些抱怨?

余淼杰:有些国家的企业或者个人对中国的开放程度有所抱怨,我觉得是不公平的。中国是严格按照2001年签订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文件的规定来执行的,甚至做得更好更积极。这在2006年WTO发布的五年评估中已经体现出来。

那为什么还有抱怨呢?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比预想的要快。入世时规定的内容,中国已经做到了,现在外界要求中国按照现在的经济规模进一步开放。

看待中国的开放水平,关键是如何定位中国。如果把中国定位成跟美国对等的发达国家,那么中国现在的开放水平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从人均GDP看,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看待中国开放水平的话,那么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

我的观点是应该把中国定位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到2020年中国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那时候用发达国家的开放水平来要求中国会比较合理。

界面新闻: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为何没能维护中美经贸关系良性发展?中国是否应该在多边贸易体系改革中发挥更核心的作用?扩大进口是否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

余淼杰:WTO多哈回合已经谈了近20年,能谈的已经谈了百分之八九十。但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一点,也就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在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中国应该在多边贸易体系发挥更核心作用,这一点是非常明确。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二大经济体,一向不遗余力地推动WTO多边经贸合作。特朗普上台之后挑起贸易摩擦,逆全球化的动作很多,导致多边贸易体系前景更加困难,中国此时更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中国通过自身扩大开放来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那么不仅是在贸易体系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同时也可以制止美国认为中国只是追求贸易顺差的错误观念。

另一方面,扩大进口、提高进口额与GDP的比重。这样做的确是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仅如此,这还有利于降低中国国内的物价。如果名义收入水平不变而物价降低的话,就相当于间接提高了人民福利水平。对于企业而言,进口核心零部件还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美日贸易战的启示

界面新闻:学者们倾向于用此次中美贸易争端与上世纪后期的美日贸易战作对比,您如何看待这种可比性?从美日贸易战的历史中,中国和美国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余淼杰:美日贸易战有许多可以借鉴、比较的地方。比如,美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对日本汽车、摩托车以及卡车采取关税措施,试图禁止这些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严重打击了日本出口。但日本企业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一方面与美国达成协议自愿限制出口,另一方面又到美国进行绿地投资。这样以来,贸易战表面上是美国赢了,但其实美国输了,因为日本的汽车最终还是卖到了美国,只不过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形式。

对中国的启示在于,国际经贸谈判中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们要意识到,美国人也是在寻求“知己知彼”。既然美国在美日贸易战中受损,而在后面的金融战中受益,那么美国一定会吸取以前的教训。因此,现在美国不仅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还要阻挠中国企业去美国投资,试图关掉FDI这道门。

美日贸易战的另外一个启示是,中国一定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让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人民币升值本身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由市场来调整汇率的话,人民币会进入一个缓慢升值的通道。但如果美国提出干预,要求中国迅速升值,那一定不能听之信之。

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会导致中国产业结构不能有效调整,势必损害到实体经济。但同时,人民币更加不能贬值。贬值相当于跟东南亚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争夺利益,会导致我们处在孤立的位置。最好的办法是缓慢升值。

界面新闻:您如何评价“中兴事件”?有人认为这是商业合规性问题,也有人认为这是贸易争端的一部分。

余淼杰:“中兴事件”一方面是有商业合规性的问题,但也可以说是贸易争端的必然延伸。即便企业的做法不符合美国的规定,美国处罚措施的严重程度也超出了一个合理范围。美国可以对中兴公司处以相当额度的罚金,但不能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销售一切产品,时间长达七年之久。

鉴于美国商务部此前表示要打击“中国制造2025”,“中兴事件”不应该只是商业事件,背后应该跟这次的贸易摩擦相关。可以假设,如果没有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如果美国不担心中国的科技行业发展能力,那么美国是不会对中兴出手这么狠的。

界面新闻:作为贸易领域的经济学家,您如何看待所谓“逆全球化”现象?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革新的到来,产业分工、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势头会如何发展?

余淼杰:我认为“逆全球化”只是一种短期现象。1914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三波全球化浪潮。尽管中间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但全球化总体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势头。

全球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通运输成本下降,比如集装箱的发明。第二阶段是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例如手机、互联网等等。第三阶段是资本替代劳工,这能否实现要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

可以预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国际贸易金额会大大增加,国际贸易深度也会不断加深,产业分工会更加细化,资本流动会更加自由。这当中,人工智能将起到一种催化剂的作用。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