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罗伯茨（Seth Roberts）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有维基百科页面的人类，他的页面最后一次更新定格在今年4月26号，加州晴空万里。直到他死后，我才开始正正经经认识他。他的教授头衔、他的博客、他New York Times榜上有名的畅销书，还有种种骨骼精奇、不管不顾的事迹。
我纳闷一个研究人类幸福的心理学家为何过上了社会传统价值观中离幸福最远的生活——他终生未婚，不养狗，每两天吃一顿正餐。其中这最后一点更让我难以接受。毕竟五道口号称宇宙中心，每每华灯初上时分，再孤独的人也被熏得留恋人间烟火。
可见赛斯的确是个奇葩。这份真相并不需要借助读心术就能领悟——他中年已过，辞掉UC Berkeley终身教职搬到北京，一口气买下五台空气净化器。后来日子正常前行，他偶然发现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此情一往而深。但随之而来的将近五年里，赛斯的中文始终也没能突破“这个粥多少钱”的水平。以此中文，恐怕也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剧情可以在帝都展开。
而我在他追悼会上的使命，就是复述赛斯·罗伯茨人生中这最后一截。
追悼会在伯克利市班克罗夫酒店进行，大宴会厅窗明几净，装点着新鲜百合。来宾中包括赛斯的母亲、妹妹，以及各路友人。既有西装领带的，也有仔裤球鞋的，总共坐满六张圆桌。没有人特意穿黑色。服务生在旁供应冰镇巴黎水或香槟，壁炉旁的长桌上体贴地摆了火腿、奶酪与新鲜草莓。
我迟到了，走进大宴会厅，怀着考试前夜的提心吊胆站上讲台，用英文问好。听众们纷纷鼓掌，我看见整扇落地窗边，加州阳光洒满百合的花瓣。
赛斯是在奥运会那年辞掉终身教职搬到北京的。他没有家眷，行李大约也不太多。同年秋天，他正式加入一所中国知名大学的心理系。这所大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原本成立过心理系，后经院系调整，并入兄弟学校。又因“文化大革命”对“唯心主义”的抨击，一时无法复建。在这期间，国际心理学界已形成科学的研究体系，四名心理学家荣膺诺贝尔经济学、生理或医学奖。
赛斯·罗伯茨以知名国际学者的身份受到邀请，参与重建心理学系。他的照片挂在电梯门斜对面的墙上，在其他老师之中格外显眼——白人、蓝色眼珠、有点皱的格子衬衫，眼神明亮。走廊里不过六个房间，最大的作为教室，旁边便是赛斯的办公室。后来大家发现他几乎从来不去办公室，于是征得同意后改作了实验室组会的场地。
赛斯执教大一新生的《现代心理学前沿问题选讲》课程，第一份作业要求所有人自制一张名片写上中英文名、拼音和兴趣爱好。关于最后一项，大部分学生填上了自己儿时被父母送去的周末培训班名称，有“小提琴”、“国画”、“跆拳道”等。
赛思蹩脚地试图根据拼音点名，迎来一阵友好的哄笑。他说话轻而慢，停顿的时间似乎都用来喘气与思考，偶尔写些板书，一节课就过去。每堂课的末尾，他像洗牌一样从名片堆里抽出两三个人同他共进晚餐，被抽中的总是既兴奋、又紧张。
我是赛斯的第三届学生，听说他从第四届往后已经不满足于请学生在各大食堂的顶层零点，转而奔赴五道口开拓广阔新天地。
哪怕在他的请客地点仍流转于学校食堂时，这顿晚饭也总是值得期待的。与我们预料的相反，赛斯才是一直发问的哪个，例如“想吃什么菜”、“为什么要读心理学”、“上大学感觉如何”。我们还等着他发表人生真谛，而他只是想知道我们喜欢葱油饼还是米饭。
第一个人说米饭，后面的也就跟着米饭了。我们转向更难的问题。为什么学心理？我不清楚其他领域的教授是否也会乐此不疲地打听动机，但心理系一直如此。或许他们相信学心理的志向会比学经济管理或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来得更加离奇，因此有额外解释的必要与乐趣。
赛斯后来才知道，班上一半以上的学生是接受了调剂——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下，要想确保被这所知名大学录取，五个志愿里总得有一个保底的，而心理学便肩负了这个重任。剩下的人中，有些想当心理医生（治别人或自己的病），有些奔着学读心术，有些则是兜兜转转实在看其他专业都没什么意思。他们把心理学填在首位，毫无意外地入选。
而赛斯呢，大家自然而然地问起。他自波特兰里德学院心理系本科，成为布朗大学博士，直至全美专业排名第一的加州伯克利大学终身教授，然后一待就是三十年。
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从小就想当科学家，而心理学是科学中最有意思的一门。
同桌人吃着香辣烤鱼、干煸豆角和白米饭，似懂非懂地点头同意。
在他的课上，学生们被要求观察校园现象，然后设计自己的实验。经全班匿名投票后，其中一项关于群体从众倾向的研究在第六教学楼的电梯内展开。上课前的早高峰，近十名学生挤到电梯里，一齐背朝电梯门，费力憋住笑。走廊中留守的观察员负责记录陌生人走进电梯后是否转身。
实验的结果令人失望，他们没能重复出索罗门·阿希于1956年发表的经典结果。当年，这位社会心理学家邀请123位男性来到实验室进行“视觉辨别”任务：从三条线段中选出最短的一条。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可在心理学家假扮的“同伙”的影响下——他们会首先给出错误答案，留被试（编注：被试，指心理学实验中接受实验的对象）最后一个发言，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从众，也给出了错误答案。
可在赛斯学生们的实验中，苦守的近半小时里，甚至没有一个陌生人因“从众”而转身背对电梯门——大部分人在门开的当下就满脸讶异、快步走向楼梯间了。后来学生在分组反思失败的实验时，将原因归结为自己“笑点过低、吓跑了被试”。赛斯沉吟片刻，接受了这个解释。
学期过半，他布置的阅读材料是《The Man Who Would Be Queen》，介绍了同性恋取向的生理基础。事前赛斯曾被友好的同事告知，大部分中国人对同性恋者尚持有从回避到反感不等的消极态度，所以他有些意外这本书在学生中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对于大一新生而言，明目张胆的恋爱无疑是新晋特权，而同性恋情更是在一系列网络流行词的攻势下成为了时髦话题。有学生甚至在看完书后去工体北路的酒吧猎奇，将身着红裙、肩披长发的男人背影以及出租车司机如何停下又驶离都原原本本写进了报告中。对于他的阅读材料，学生们并未完全记住基因、激素和神经递质如何造就了人们各异的性取向，正如人人不同的长相一样。但他们大多都赞同，接纳真实的自己属于勇敢的行为，值得敬佩。后来有人将毕业论文定题于此。
关于赛斯个人感情经历的讨论大约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起因是他在黑板上留下自己的邮箱，圈a符号前的字母拆开来，赫然写着“两个乌托邦人”。可除了他本人，那另外一个乌托邦人是谁呢？
赛斯终身未婚，没有已知的绯闻，也不像藏着秘密情人。在两节大课的课间，学生们用中文推测，或许他曾经爱而未得，要么得到却失去了，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大家表情上一致的遗憾，几乎如同看到了自己精心设计却惨遭失败的实验。孤独不一定是可耻的，但应该蛮可怜的——潜台词里是这样一种观点：两个人老去总好过一个人。
好奇的学生于是结队去拜访他。为了更清楚地演示实验装置，赛斯把office hour的举办地改到了自己家中——教工宿舍顶层的两居室。屋里温度比楼道暖和了不少，刚爬完六层的学生气喘吁吁。赛斯指指书房的藤椅，示意他们可以把大衣搭上去。
客厅中三面白墙，还有一面贴满汉字卡片，宋体字上顶着拼音，少数被他做了笔记。贴墙放着三台体重秤，方圆各异，五彩斑斓。墙角是一台踏步机，支架用来固定他的笔记本电脑，后方窗台还摆了酸奶机和实验用的发酵茶叶。房间中仅有的装饰是饮水机机箱侧面用透明胶带固定的一只小小的红色中国结，看样子是谁赠送的礼物。赛斯穿着厚袜子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他公寓中的景象基本多年未变，除了不断添置的空气净化器。
学生们早已熟读他的代表作，一篇发表于《行为与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杂志上的文章《自我实验作为研究灵感来源：关于睡眠、心情、健康与体重的十例》（Self-experimentation as source of new ideas: Ten examples about sleep, mood, health and weight）。这本杂志在学界广受认可，影响因子常年徘徊在20上下，在行为科学的近五十种期刊中排名第一，在神经科学的二百四十余种期刊中也位列前三。
在赛斯长达十二年的实验中，被试总共只有一个。他每天测量自己的体重、血压血糖指标、四则运算速度，记录入睡和醒来时间，并为心情打分。他每年将自己的一绺头发寄送专业实验室检验微量元素含量。在某些实验期间，他只吃寿司、只喝糖水、或在早间特意注视电视屏幕上的人脸、每天站立六小时以上。他有时佩戴偏振眼镜滤掉全世界的蓝光，有时则大嚼特嚼红烧肉——这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减肥食品，如果运用条件得宜的话。
对于所有这些实验，学生们看热闹多过求真理。毕竟科学心理学的默认配置是大样本量基础上的概率统计，实验组与控制组间差异是否达到显著，多项苛刻条件才可得出因果关系。一个人的研究结论又怎么可能比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平均值来得可靠？
这篇文章十年来总共被引用了三十一次，像个点缀学术期刊的花边，还不及他博士期间以白鼠为被试的文章引用量的二十分之一。
赛斯仍然好客地邀请大家品尝他未加糖的自酿酸奶与茶菌（一种发酵茶叶饮品，味道古怪），还展示了冰箱中的瓶装臭豆腐、纳豆。他最近十年的实验要求他严格控制进食量和食物种类，每天只吃一顿正餐（后来这个频率降低到了每两天一次）。
“那你这一顿肯定吃得特别豪华吧？”我问他，还问了一些实验上的问题，他一一作答。学期结束后的寒假，突然有一天赛斯打电话给我。两个他博客上的朋友来北京开会，他打算请他们吃烤鸭，在王府井，问我要不要同去。
我想大概是我的期末作业让他印象深刻，所以连翻译菜单时都格外挺胸抬头。他深爱一切中华美食，对自己家乡的垃圾食品也就不忍再提。互相问候过实验进展后，初次访问中国的客人开始好奇给中国大学生上课是什么感觉。赛斯简短评论道：“他们令人惊讶的聪明。”
他的朋友们看上去也同样惊讶——这与他们在报道中读到的不同。中国学生应该是被十年如一日的苦读扼杀了天性的，更何谈聪明？赛斯于是又补上一句：“美国学生越来越懒了。”
晚饭后四人站在惬意的夜风中开始打车，北京的大街仿佛从未如此空荡过。不知过了多久，还是冻在路边，我忍不住问赛斯为什么想起找我吃饭。他忙着眺望下一个红绿灯外的车流，随口回答：“我以为你是北京人，知道怎样在北京打到车。”
他的诚实远近闻名。据传，全系教师大会时，赛斯总安静坐在角落里。等到报告人完成发言，他就立刻毫不留情地指出这项研究的漏洞一二三四五六。去国家博物馆参观时，他在交互体验大屏幕前认真地手舞足蹈，路人无不侧目，他却好似一无所觉。学生们本以为他也会直白地拒绝给成绩稍差的人写入读研究生院的推荐信，谁知赛斯来者不拒，还专门开了一门课教学生写申请文书。他把一半的课时用来跟每个人单独谈话，总是绕着那栋曾经做过电梯实验的第六教学楼走了一圈又一圈。赛斯很少评价自己的某位学生是否适合或是否应该做科研，但只要他们开口管他要推荐信，他总是写一封好的。
后来我又同他吃过很多顿饭，每次都是从学校东门出发，骑着车，不一会儿就混入五道口的人群。第一次自行车被偷以后，赛斯决定买一辆能运转的车里看起来最破的，那辆车果然到现在都安全地在他楼下锁着。每次吃饭我总免不了迟到，只要超过约定时间三十秒，电话便应声而响。他也不抱怨，只是问我现在在哪里，还有几分钟能到。
有天我突然感到，我们都是赛斯·罗伯茨人生方程中的一个个变量。他精准计算每日摄入卡路里，他洞察周围环境里一切变化，他有用不完的好奇心，也从来不在乎别人是爱他还是恨他。于是我开始猜测，只是猜测，他终身未婚的原因并不一定藏着我们都想听的痴男怨女故事。比这要简单得多。或许他只是更喜欢一个人生活，不让“终身伴侣”这座巨大的未知变量源，对自我实验造成无关误差。
终于有次他迟到了。雪还没化开的傍晚，穿着牛仔裤和洞洞鞋的赛斯，戴一顶黑色毛线帽，沿草坪远远走来。我从未见他笑得如此开心过。
“你知道吗，我今天单腿在踏步机上站了二十五分钟！”在他身后，夕阳正沉入西山。
“我特别惊讶！我也不确定为什么能达到二十五分钟，一定跟我的食谱有关。或许我应该尝试不再吃豆制品……”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说实话，我对饮食、心情、睡眠几乎毫无兴趣。它们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而我就同其他人一样，等着它们发生。偶尔我追求美食、或者好心情、要么一夜饱睡。可它们不过是一剂调味，远非我生活的目的本身。
赛斯对健康心理学的热爱明显由来已久。他说他从大学一年级起，梦想就是当教授。后来成了博士生，他原本研究的是小白鼠的睡眠节律。这种哺乳动物由于基因序列与人类相近、个体间差异极小，而被广泛应用于科研。直到成为动物认知领域的教授，他偶然读到一篇以小白鼠为被试的研究报告，结论指出糖精有明显的增重作用。赛斯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减肥”理论：食用低血糖指数（食物分解后增加血糖浓度的能力）的食物外加常吃寿司。通过自我实验减重二十磅之后，他对这一食谱建立起了足够的信心。2004年，赛斯又在游览巴黎期间意外发现一种当地软饮料的新异味道能够明显抑制食欲。他将这些生活中的点滴灵感收集起来，然后一一在自己身上检验。
2006年，他的《香格里拉饮食论》（The Shangri-la Diet）问世。这本书提倡在每日三餐期间额外摄取100至400卡路里的无味食物（flavorless food），例如极淡的橄榄油，从而达到降低体重的效果。摄取无味食物的时间必须严格控制在进餐后一小时与下次进餐前一小时之间。《香格里拉饮食论》在同年五月登上New York Times杂志畅销书榜，作者本人也受邀出现在《早安美国》节目中，并接受了ABC新闻、《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采访。与此同时，批评声不绝于耳。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约翰·福德就指出，《香格里拉饮食论》尚未经受大样本科学研究的检验。赛斯对此的反应是：“你不需要花上一个超级大样本的实验去证明一件显而易见的事。”
更新博客是赛斯生活中的重要常规。世界各地的人们试用着他通过自我实验法提出的健康建议，并与他分析自己的数据，共同验证它们是否安全、有效。在他的中国学生中也有不少人试验了他发明的减肥法，结果是所有人都抱怨自己又胖了。赛斯愣了愣，回应道：“你吃得太多了。”
或许真有得天独厚的自控能力，他一生严于律己——尽管这份人生态度听上去与他一贯追求趣味的性格简直是两极。2013年圣诞节，赛斯特意打车到三里屯，寻找一间上过杂志版面的餐厅。两个澳洲人在这五平米大的店面里烤着派，墙上贴满了剪报和狂热食客的留言。赛斯点了一份牛肉派，浇肉汁，配豌豆跟土豆。吃下第一口，他说：“我决定再吃一个。”
“这就对了！今天可是圣诞节啊！”我问他：“你打算怎么庆祝？”
“我回去之后要跟家人Skype通话。”
“还有呢？”
“就这个，Skype通话。”
赛斯吃完了第二个派，表示他以后还要再来。他着迷于影碟店的纪录片柜台，以及橱窗后面制作水果硬糖的手艺人，也很喜欢购物广场的圣诞灯光，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竟比加州伯克利的圣诞更加热闹——在那里，商店通常关门歇业，人们各自回家团聚。
驶离圣诞欢歌的出租车上，赛斯·罗伯茨说自己目前的人生目标是写一本书来帮助美国人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幸福。
或许是觉得这个理想听上去近乎抽象，他又补充了一句：“让人们学会自己帮助自己，而不是总去找医生。美国的医疗太贵了，而很多时候人们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习惯使自己变得更健康的。”
这本书并没有写完。连同一些原始数据和待校对的采访稿，都留在了他踏步机支架上的电脑里。墙上的中国字已经又换了一拨，他的中文水平还是不足够点上一盘野菜煎饺。
2014年4月末，赛斯·罗伯茨在加州伯克利山中徒步时昏倒，当天晚间去世。家人公布的遗愿只有一句，他希望所有想赠予他纪念物的亲友们将它们转而捐献给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这是一个成立于1961年的国际人权观察组织。
在伯克利市班克罗夫酒店的追悼会上，赛斯的家人友好而幽默。他们毫不介怀我对老师那十分片面的、近乎无礼的评价。但我想赛斯还不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他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也一定会因朋友们揭发他的蠢事而笑出声。
有人说他从小就格格不入，是《间谍》杂志的忠实粉丝。有人说他的好奇简直像十万个为什么，连室友都觉得他太奇怪。有人说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初次当研究助理的第一天就被辞退，原因他本人至今未知。偶尔也有人提及赛斯的善良、乐于助人，但这些无关紧要的小品质总会迅速淹没在其它奇葩事迹里。
就连他的家人，也选出他的日记复印了几页，与从小到大的照片贴在同一块纸板上。日记中歪歪扭扭的蓝色水笔小字，一行记着今日若干实验灵感，另一行则写着：“今天天气很好，想去游泳。泳池，漂亮姑娘，夏天。”旁边，博士毕业黑白照片上的那人半扬起头，微微皱眉，像刚从海底两万里的冒险跃出水面困惑地迎接朝阳，还挂着满脸骄傲。
全是一件件生活中的小事，倒没有人特意展示赛斯·罗伯茨学术上的成就。但在追悼会前一天，与他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们自发组织起五小时长的专题纪念报告会，分享了动物认知和健康心理学领域的相关成果。
家人们多少得到宽慰。事发突然，没有人知道赛斯一直患有冠状动脉疾病，北京和伯克利两地的医疗记录显示在过去多年中他甚至从未看过医生——他似乎并不信任他们。他的身体一直状态良好，还保持着自认为是最健康的食谱。以至于当他妹妹在博客上公布了死讯，至少一半读者在默哀的同时希望家人公布发病情况。他们把他的死因当作自我实验法的最后一组数据，一锤定音地质疑他的食谱可能并非他相信的那样完美。
但他的确是我们当中最了解自己的一个人。超过二十五年日复一日地记录各项生理与心理指标固然令人讶异，但更离奇的是他好像永远能随心所欲：收集《间谍》杂志、研究小白鼠、试验新食谱、搬离美国……每到岔路，他的选择总是最不委屈自己的那个。
心理学上有很多量表测量幸福，而赛斯只是简练地回答：“我在大部分日子里处于平均值以上的幸福。是的，我相当快乐。你呢？”
我不确定我敢这么说。我想起我们最后一两回见面，我正拼命申请一所西海岸大学的实习项目，我想接到录用通知那天我大概就能幸福了。
后来我接到通知，幸福了一阵，当晚就开始新工作的准备。临行前，赛斯请我在鼓楼边的一家潮汕小店吃粥。他问我对美国有没有很期待，我一个劲儿地把烧麦往嘴里塞，告诉他我很期待，但是又怕得要命。
过了两个月，超级碗比赛，同事们都早早抱着比萨可乐守在休息室的电视机前。北京时间仍是下午，赛斯去五道口的墨西哥酒吧看转播，跟所有美国人民一样把超级碗当成节日来庆祝。他对于酒吧里只有他一个顾客感到很高兴，吃着玉米片，蘸莎莎酱。
我从没问过他有没有想家。
没过多久，赛斯经首尔转机飞抵西海岸。他这次回国是为探望病重的母亲。由机场返回伯克利需驶过海湾大桥。这座悬索钢桥是80号州际公路的一部分，连接起旧金山与奥克兰。桥下太平洋的海水呈宝石蓝色。他住了多年地下室后终于在海边高层买下新的公寓。
在最后一封邮件中，他写道：“回家的感觉真不错。我的公寓很美……上次我只在这里住了几周就回北京了，现在我可以住得更久一点。海边景色优美、空气清新，但却奇怪的比北京更吵。如果我想要风景，就得听到车流……而且，我可以买到任何我想吃的东西，比如三文鱼。还能在图书馆找到任何我想看的书，更别提网络也都能用了……这里没有空气净化器的噪音，你可能知道，我在北京的公寓有五台空气净化器。”末尾，他落款道：“欢迎你来旧金山。”
我来参加追悼会，从旧金山乘地铁往伯克利，无法欣赏太平洋的好景色。可我已经从他的邮件中拾获了更漂亮的秘密，心满意足。
赛斯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人寻找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位置。我想起来老舍说，每人在这世间，就像八百尊罗汉，各有各的位置。你实在不能像对桌上的尘土一样，随手拿抹布就把我抹掉了。太平洋也真是座温情的海洋。它允许一个奇葩，这样合理地长大，实现梦想，拥有书、拥有沿海顶楼的好风光、拥有盛满三文鱼的冰箱。这无限孤独又无限美满的人生。
每当我怀疑，我的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的时候，我就会想想赛斯这奇葩。我会诧异如何从一开始每个人想要的都只不过是一个幸福的人生。结果走着走着，就变成了一个“独上高楼、高处不胜寒”的人生，变成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人生，变成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期待着总有一天能够赢取回报、得偿所愿，然后再终于快乐起来的人生。
我们等下去的时候，他蹦跶着跳进海里捞螃蟹，不知不觉就跑远了。我有些羡慕。
班克罗夫酒店的宴会厅中，每个人都同我一样羡慕他。硅谷投资人、伯克利教授、三藩爱乐小提琴手，每一个人都想要更多幸福，可我们从来没有另一条路。他一生的研究并没能为人类幸福提供万能解药，却回答了我们少数无理取闹的问题。
例如你觉得中国大学生怎么样、你二十岁出头时梦想是什么、你过得是否幸福。
唯一没有问起的，是那第二个乌托邦人。偶尔有时话题扯近了，总是没来得及细问就错过去。再说，他所有的实验被试数都是一，也实在没有线索去判断那另外的人究竟存不存在。我逐渐发觉心理学以平均值导出关于人性若干结论的好笑之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使得一千个人与一个人的样本，距离真理都同样远。曾有一万人的数据表明勤奋带来成功，再加上三百回研究支持金钱与幸福的钟型曲线关系，可世上奇葩那样多，这些适用于群体的结论就必定不可能与任何一个个体完美匹配。这便是人类群体与小白鼠的区别，而赛斯最早看清。
他的邮箱地址暂时还在常用联系人列表里，“两个乌托邦人”，虽然迟早有天会被取代。
他让我看到，这样活过一生也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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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鱼，界面实习记者。
14是14，独立插画师，目前学习和居住在东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的更多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