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十五年前，我八岁，我们一家下放到苏北农村。家庭成员六人，分三代，父母以下是我和哥哥，以上是外公、外婆。

生产队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好在我的父母和外公是带薪下放，拿国家工资的。家里还分了宅基地、自留地。于是父亲便带领全家人起房子、种菜植树，整饬园子。劲头有点像拓荒者，其实日子过得很世外桃源和田园牧歌。

大人们也有苦闷，但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政治上遭到贬谪，空有一腔热诚却无法为国家服务。烦闷时他们就会去街上赶集。尤其是我母亲，骑上飞鸽牌自行车就走，去到距生产队十几里外的公社所在地，赶集、采购、去邮局取信件包裹。这样的事每个月都会有几次。每次我母亲外出，一到下午傍晚时分，外公便会走出桥口（园子的入口）抵达村头，站在河堤上翘首以待，眺望并等候母亲——他的独生女儿。

我十岁那年，一天队上有人带话，说是公社邮局里有我们家一个包裹。母亲是午饭后出发的。父亲计算了时间，大概三点多钟就去迎我母亲了。这一举动不免反常，迎我母亲可是外公的事，也许他有什么预感吧。大约只过了半小时父亲就回来了，一个人。

父亲回来后搬了一把藤椅，当门而放，然后坐进去再也不起来了。他的脸色很难看，紧蹙眉头，一只手捂着下腹，向家里人宣布肚子疼。就这样他一直坐到天光沉暗外公该去迎候母亲的时间，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

至今我都记得父亲坐在昏黑中的身影、外公焦躁地在堂屋里转来转去（因为出不去）。我能感觉到某种不妙的气氛、父亲的咬牙坚持和外公爆发前的压抑。突然，在外公就要发作的最后一刻，父亲撤离了。

他拿了一把铁锨，让我和哥哥也带上工具，临出门前对我外公和外婆说：“艾华今天不回来了，被公社里的人留下，大概是商量筹建宣传队之类的事。”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当着孩子的面向老人撒谎。可惜由于当时光线的原因，我看不清父亲脸上的表情。

外公闻言，跨出门槛的脚又收了回来。

在自留地上，父亲装模作样地铲了几下土，把铁锨插进地里，一只手扶着锨柄对我们说：“妈妈不是商量什么宣传队的事，是被隔离审查了。”说完，父亲黑着脸看向我们兄弟。

我虽然只有十岁，但在那个年代，对“隔离审查”几个字还是极度敏感的。这几个字就相当于今天的“双规”，或者直接就是逮捕法办，份量很重。那可是我们的妈妈呀。我和哥哥说不出话来，父亲则继续耸人听闻。沉默片刻后他说：“如果我也被隔离审查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哥哥似乎打算说点什么，父亲没等他开口又说：“如果两个老的在这种情况下再去世一个，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回答的了，只记得我父亲的问题，以及当时的光景。经过两年的努力，园子里的一百几十棵树长得比人都要高了。虽然不是很粗，没有树荫，但枝枝杈杈的支楞着，在我父亲说话的时候播撒着虚实阴影。围绕着园子的小河水面很亮。我只记得这些了。

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母亲后来受了大罪，一家人自然跟着遭殃。好在外公外婆因谎言的掩护避免了即时性的刺激，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有关情节被我改头换面地写进了长篇小说《扎根》，有兴趣的朋友可找来翻阅。

2、

父亲欺骗了他的岳父、岳母，他本人也曾遭到过家人的欺骗，在他体力不支时，病入膏肓时。

这次欺骗是我母亲一手策划的，精心部署，涉及面很广，情况颇为复杂，但又是那么的普通常见。

一九七九年我父亲因病入院，检查的结果是肝癌晚期。当时我在济南读书，所以也被列为了被欺骗对象。直到父亲去世，我回家奔丧才知道实情。甚至在拍给我的那份电报上，写的也是父亲病重。而那时我父亲已经置身于医院的太平间里，上覆一块白布有如木石了。

哥哥的待遇要好点，因读书的学校就在本省。母亲只是告诫他不得向我父亲透露有关病情。所有前来慰问或者帮助照顾父亲的亲友都被告知要严守秘密。不仅如此，他们还得配合母亲表演。

一帮人围绕在我父亲的病床前强颜欢笑，说他病得不是那么重，得的病也算普通，并非不治。又说有什么特效药，在哪里又踅摸到一个名医。这些，参考有关的文学或影视剧作品都是可以想见的。

我父亲的表现也很文艺作品，甚至连自己的病都不大提及。他只说康复以后要如何如何，他的写作计划，他的文学雄心……所以后来我怀疑，这应该是某种双重欺骗。母亲及亲友伙同医护人员欺骗父亲，不告诉他他得了绝症。而我父亲独自一人，不告诉他们他其实已经知道了他们不告诉的内容。

就这样，一直到我父亲去世，双方都显得尤其高兴，快快乐乐的，病房里充满了希望以及歌舞升平的气氛。当然了，母亲一旦从我父亲身边走开，背过脸去，就像演员走向了后台。无人之处的那种痛极绝望应该是更刻骨钻心的吧？那么我的父亲呢，他又是怎么想的？

一个关于死亡的真相双方争相承担，据为己有，也许是死亡的真相比死亡更可怕吧？而爱用欺骗的方式抵抗了它。尽管这里有种种的商榷之处，但那确实是一种爱，一种爱的表达，明白无误。也许，爱的表达比爱本身更加必要也更坚忍不拔吧？

这便是我的父母和很多中国人在相似境遇下的选择，虽不能免俗，但谎言美丽。

我去医院的太平间向父亲告别，揭开那块白布。父亲嘴角的一丝粘液被拉扯起来，犹如透明的蛛丝。我的手臂一顿，感觉到些许阻力。是我当时特别敏感吗？或者只是一个文学想象？这一情节也被我写进了《扎根》。由于那是十二年前的作品，此刻我已经无法判断真伪了。但在那块白布下面确是实实在在的真相：死亡，我父亲的死亡。

我对着它三鞠躬。我拒不承认，因为它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父亲去世时49岁。写这篇文章的此刻我已经53了，早过了父亲去世的年龄。我们一家下放那年，父亲39，我8岁，哥哥13岁，母亲38。也许，只有这些数目字才是真实无欺的。

3、

另有一件事却类似于传说，我父亲文革初期自杀过。他直到去世都没有向我们（我和哥哥）透露过。我母亲是知情者，也从不提及。我是在父亲的那些老朋友的闲谈中偶尔获悉的。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两年，我和哥哥代表他去参加聚会。谈话充满了温馨，事先毫无预兆。叔叔们大概认为我们哥俩早就知道了，极其自然地就说了出来。然后是喟叹、摇头。

他们不是专门要说这事的，在一长串怀念我父亲的内容中间或聊起自杀。我听在耳朵里却犹如惊雷。

我和哥哥都没有问他们这件事的始末。不仅当时没问，后来我也没向母亲咨询。甚至，我们兄弟之间也没再交流过。但在当时，想必哥哥和我一样，屏息凝神变得警觉不已，恨不能将那些断续的片段烙印在脑子里。

大致是我父亲去了郊区，找了一家旅馆住下，然后开始实施他的计划。父亲是吃安眠药，吃了很多，但怎么的居然被服务员发现了。后来被送到医院里灌肠抢救，母亲接到通知到了他的身边。

我想起了父亲的样子，想象了那时的南京郊区。父亲背着一只黄书包，坐上了那种红色前凸的长途汽车。我看见了书包里的那只硕大的药瓶，看见了那间简陋的旅馆房间（和现在动辄几星的酒店客房自然不能同日耳语）。甚至，我也看见了旅馆里的竹壳热水瓶。也就是这些了。

关于这件事，最让我难受的其实不是父亲的自杀，是我和哥哥听闻这事时的情形。事先没有人和我们打过招呼，突然就说了起来。你还不敢漏掉一个字，还总想能多听到一些什么。不仅人家说这事的时候没有和你打招呼，就是父亲决定前往赴死的时候也没有和我们打招呼。他也没有和我母亲打招呼。

到底能有多大的政治压力让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抛妻别子，不顾一切。难道他没有想到过我们吗，想到过他的家人？是怎样的委屈或者信仰破灭能让他变得如此无情（对幼小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而言）？难道，我们的父亲真的就是一个为了主义真而不惜儿女情长的冷酷之辈？至少在今天的语境下，这不但不是英雄主义的表达，简直就是懦夫所为。这件事也可以解读成我父亲曾经想抛弃家庭责任而未遂。当然，当然……

我想，就算我父亲仍然活着，我有机会对他进行质问，这些问题也是他无法回答的。他和母亲之所以向我们一再隐瞒，是因为真相自有它的尖锐和伤害破坏性。

他们大概曾经这样想：还是等到孩子们长大吧，长大了再说，最好永远不说。为此也许真的得感谢他们。我们听说这事时的确已经长大了，能够部分理解或者尝试着去理解了。

我始终没有就这件事询问过我母亲。我向她隐瞒了我已经知道了这一情况。是否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怕对方受到刺伤，而宁愿将真相和压力一肩扛起？

三年半以前，在我母亲病重的床前，我只是拉着她枯柴般的手，尽量显得开心地说：“妈妈，说说看，你当年是怎么看上我爸的？您可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呵！”

 

韩东：诗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他最新的小说是《中国情人》。

 

该文于2014年10月13日首发于界面长篇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