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江平
过去几年,年轻责编群体很少被外界关注,但冰山之下,知名编剧与年轻责编群体对接时的矛盾一直暗流涌动,近日这一行业隐藏的危机集中爆发。
前几日,有业内人士炮轰80尾、90后的年轻责编知识、经验不足,是影视行业走歪的“功臣”。此言论引起编剧界的共鸣。其实此前,在今年的北影节论坛上,编剧帮(bianjubang)创始人杜红军就做了题为《关注编剧,更要关注责编和策划》的演讲,呼吁片方重视责编队伍建设问题。
这几日,编剧帮采访了多位资深责编、新人责编、知名编剧、香港资深编审、制片人等业界人士,共同探讨这一行业话题,采访中,各方隔空交锋,似乎都有许多衷肠要诉,探讨上溯到了行业终极问题,同时也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观点交锋1:年轻责编该不该“指导”知名编剧?
“刚毕业的小孩给知名编剧提意见,是件很不严肃的事。”编剧汪海林说。
责编是影视剧开发节中一个重要的工种,负责筛选评估剧本,对接编剧,为剧本提出修改意见等工作。20年前,负责该工作的是电影厂资深的文学编辑,他们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和丰富的剧作经验,能够为剧本画龙点睛。随着影视行业发展,责编队伍迅速变得年轻化,有些甚至是刚毕业不久的90后。经过多年的沟通合作,编剧们对这些年轻责编的专业性产生了质疑。
因此那篇矛头直指80尾、90后年轻责编的微博一出,迅速引起编剧的共鸣,众人纷纷转载评论。编剧赵冬苓称之为“真知灼见”。编剧陈鹏留言称:“我和不少编剧同行好友都深受所谓年轻一代责编策划的伤害,令人哭笑不得,理所当然,项目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一位网友称:“请编剧10万一集写剧本,然后资方和制片方找来一群月薪5000的20岁出头的责编批剧本,至今想不明白原因”,有编剧愤愤回应称“只能是缺心眼”。
针对这一话题,编剧汪海林认为,责编这个职位难度很大,有些年轻人文学素养不差,但不一定适合做责编,责编应有与职业编剧相匹配的经验,年轻责编们思考、顾虑的问题,在职业编剧眼里可能根本不是问题,而剧本中真正蕴藏的问题,他们由于经验不足,可能发现不了。
“过去的杂志社,一般性的投稿让年轻编辑来看,得看上几年,才有资格去跟成名的作家谈修改意见。不能一上来,大学刚毕业,就给莫言审稿。但是现在,影视行业就特别随意。”汪海林说。
对这些年轻人,编剧们是无奈又怜惜。编剧宋方金透露,自己的剧本经常遭年轻责编diss,“他们认为我的剧本没有目标观众群、陈旧、老套……我觉得很悲哀,他们本来可以在跟我的沟通中学到一些东西,但他们这种封闭性认知,导致了自身不能够成长。”
宋方金说,“这些刚步入社会的小孩,他们提的都是一些非常基础性的建议,那些他以为自己总结出来的,其实行业里的人都知道。但我觉得还是照顾他们的自尊心,我会说,你说的很好我记下来啊。但其实他们的意见没什么价值,还是保护他们为主吧。”
一位入行1年多的新人责编佩奇(化名)感到非常意外:“没想到责编这个群体这么受重视,竟然能被拎出来精准打击!”她认为,自己做的工作与外界的认知有偏差,她拿着不高的薪水,每周阅读十几万字,在那些一般或很烂的剧本里,选出来勉强符合公司需求的故事。立项之后,对剧本中不符合公司和市场需求的部分提出修改建议。她说:“我们确实不具备提升剧本文学性和专业性的能力,也很想知道如何提升自己。但目前,公司对我的要求,并不是从文学性来给剧本提建议的,而是在商业性上打磨产品,让它更符合市场和受众的需求。”
与大陆影视产业不同,香港影视行业多年以前就已高度市场化、商业化运作,而他们,还保持着资深编审全程把控项目的惯例。作为他山之石,编剧帮采访了北京妙点编剧有限公司创作总监黄育德,他曾是香港TVB的资深编审,负责过《陀枪师姐》系列、《血荐轩辕》等经典作品的编审工作。

《陀枪师姐》剧照
“在香港电视台,一个项目的编审甚至比导演更重要”,黄育德表示,香港电视台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编审这一岗位,“一个项目能不能做、怎么做,从来不是年轻人来判断的,他们对题材、结构、人物形象认识不深。编审需要对题材、故事、大纲、分场等全权负责,不可能让刚毕业的新人来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他介绍称,香港编审队伍都是业内资深人士,从30岁到60多岁的人都有,平均年龄是40多岁。
除了对剧本的专业性负责外,香港的编审们也要对项目的市场效果负责。香港TVB曾经因高度化的市场运作创造过辉煌,占据香港地区80%的收视份额。而编审团队正是它磨砺出的尖刀,也是需要靡费巨资打造的核心资源。黄育德透露:“在香港,编审一般是德高望重的人,会得到公司高层与知名艺人的敬重。”
大陆地区某制作公司资深责编温润(化名)也认同编剧们的观点:“年轻责编的经验建立在大量阅读剧本的基础之上,刚入行的责编,切忌直接与知名编剧沟通对接。”
观点交锋2:酬劳、年龄能否衡量专业性?
“放到十年前,我应该也算是年轻一代责编,但那时为何没有今天这么多抱怨或质疑呢?”从资深责编、编剧、文学总监逐渐转型为制片人的许行(化名),替年轻责编群体鸣不平,他给出一个新的观点:某老师曾说,用月薪8000的责编对20万的编剧的稿子,是项目扑街的源头。那我可不可以说:用片酬8000万甚至上亿的演员,对20万的编剧的稿子,更是项目扑街的祸首呢?
用酬劳高低衡量专业性是有失公允的,同时他也提到了“门客编剧”的问题,“往往这些片酬高得令人咋舌的演员都很年轻,他们对剧本提的改动建议就是专业的吗?为什么编剧就麻利儿地修改,年轻的责编提意见,就成了刁难编剧了呢?”
许行还质问部分“稿酬20万的编剧”:“扪心自问,自己真的具备与稿酬相匹配的创作水准吗?还是说借助了某些IP的光呢?问题的核心或许并不在于年龄的长幼,也不在于收入的高低,而在于本身的专业素质是否过硬!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实力高低,不会仅仅从他的年龄上来下结论,所以不要武断地用一种“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心态来对待责编,我很不喜欢文人相轻的陋习,大家应该以专业精神和平等的视角来让创作变得更好。”
观点交锋3:责编带歪行业?还是替片方背锅?
许行认为,“年轻责编不应成为公司、编剧之间的背锅侠”:目前,大多影视项目的定位决策、方向把控、进度情况并非掌握在责编手上,责编也不能决定剧本的类型、风格、主线内容,甚至是人物设定。“责编”这一群体,并没有权利,又何来责任?据我所知,不少影视公司会拿着责编意见和编剧展开周旋,尤其是项目推进困难时。
“现在责编团队的主要工作,是就文本的水准进行分析与评估,结合市场、数据,对该项目做综合考量。”许行介绍称,“如果让缺乏经验、阅历的编审负责能力之外的项目,是公司运作中的失策。”
对于年轻责编带歪行业的指责,新人责编表示很委屈:“我们根本就没有话语权,更无法对项目走向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只是作为第一读者,参照市场上高收视率、高点击率的作品,让剧本更符合受众口味,为公司项目降低风险。我们不过是打酱油的配角、公司的传声筒,要说带歪行业,也应该将矛头指向真正有话语权的投资人及主创,年轻的责编策划不背这个锅。”
“说年轻责编带歪影视行业,我觉得倒不至于,他们也没有这种影响力,但是责编队伍有可能会把他们所在的公司给带歪,这个现象是有的。”宋方金认为。
观点交锋4:改剧本应遵循文学价值还是市场价值?
“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改剧本,正是年轻责编的问题所在,”编剧宋方金认为,“从大数据出发,从高票房、高收视率出发,是不会创作出好作品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他认为,专业的责编,应该具备文学素养和巨大的信息量,对前沿的国际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有广泛的阅读量、阅片量,了解影视创作各个时期的特点,这样才能纵横捭阖,给编剧提出专业的建议。
针对这一问题,温润、许行两人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反对意见,“编剧和责编双方出发点不同,一方是为了剧本的艺术性,另一方是为了公司不赔钱。不考虑市场,谁来为公司的风险买单?不以高票房产品作为标杆,难道以未来的项目为参照吗?如若一部影视作品带给观者的感受是不够’好看’,是否代表剧本出现了问题?”这就回归到了艺术性还是商业性的终极探讨。
不过,许行也认为,年轻责编从市场出发判断剧本,应该只是针对一般性的大众影视作品,比如目标受众偏低龄化的项目。对于现实题材、历史题材等力争品质剧的项目,应该配以“文学顾问”“剧本顾问”来判断,光从市场角度去判断显然是失策的。他也承认,有些影视公司区分得不清楚,走入了误区。
观点交锋5:年轻责编能否代表年轻受众市场?
给什么观众看,就找什么责编,这个问题也引发了讨论。“给年轻人看,就找年轻责编,就像过去有段时间,电视台认为反正都是大爷大妈看剧,就找大妈来购片,这是非常荒谬的。”汪海林认为,“这说明决策者非常外行,按这个逻辑,《哈利·波特》就不能是罗琳来写,她岁数那么大,不应该写儿童文学。”
汪海林说,“年轻责编沉浸在想象、新词儿和概念里。他们经历少,对观众缺乏认知,没有市场经验。看一些数据,掌握一些新名词儿,就以为了解行业,其实都是些皮毛;还有一些年轻人以为看了些美剧、英剧,就能指导国产剧的创作,其实也指导不了。责编的工作需要积累,没法速成。”他还认为,用年轻责编,是影视公司的无奈之举,或许是找不到文学素养高的责深责编,或许是认为这个岗位没那么大价值,不舍得花太多钱,只能退而求其次。
年轻责编代表年轻受众市场?黄育德认为:“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有对市场灵敏的嗅觉,但不能完全代表年轻市场。他们缺乏足够经验和信息量,对于一些点击率高、票房高的作品,往往无法看到本质原因。”他举例称,例如一部戏火了,也许是艺人受欢迎、也许是题材讨巧,年轻人可能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同样,老编审并不意味着过时。“我在年轻的时候也跟老编审有过碰撞和摩擦,认为他们过时了,回头来看,往往是自己很多东西没想到,过几年就会明白,那都是珍贵的经验。”黄育德感慨。
观点交锋6:年轻责编是否该对标文学编辑?
文学素养非常高的人才能担任责编,这是影视行业的传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个电影厂都有文学编辑负责对接编剧、修改剧本,他们都富有文学经验、剧作经验,同时也了解单位需要的风格和艺术标准。
后来电视剧产业兴起,民营公司和电视台也延续了这个传统,聘用电影厂原来文学编辑,国产剧中曾经的经典创作,背后总有郑万隆、江怀延、吴兆龙这些金牌文学策划的身影,平台也有王浩、李伟等懂文学的责编。
“编辑们组织开会,帮助编剧确定戏的主题,把人物形象确立起来,确定故事走向……当时,好的文学编辑,是影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比如范小天的公司,在同时段的电视剧公司中做得最好,就因为他善于抓剧本。”汪海林介绍称, “写《明星制造》时,一个次要角色叫卖高,范小天觉得人物很好,建议把他写成主角。好的责编,能判断出角色的分量、价值。”

千金难买当时的月亮,在编剧们心中,文学编辑点石成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新人责编佩奇则认为:“那些资深的文学编辑,更像是江湖上遥远的传说,跟我们应该是不同的工种。如果真的具备那么高的能力,还会每天泡在烂剧本海选故事吗?”
黄育德也透露,香港的电视制作机构也会有一个部门,几个同事专门负责搜集故事,海选剧本,和编审是不同的工种,他们也会对题材提出建议,但不负责剧本沟通阶段的工作。
许行则认为,拿今天的影视公司责编与当年的电影厂文学编辑相比较,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时代已经发生巨变,影视行业也已更新换代,过去,电影制片厂都是国营单位,而现在影视公司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使命和目标也会有所区别。”
观点交锋7:“老带新”模式还能否实现?
“以前会有资深责编策划来带新人,现在的责编没有经过培训就上岗了,导致他们的能力跟他们所在的位置不匹配。”汪海林认为。
许行说,过去,打磨一个项目的时间会很长,公司不但会让我们与编剧反复沟通,也会邀请更有创作经验的前辈们一起对剧本和故事进行讨论,那个时候,真的是“老中青”济济一堂,大家群策群力。但如今,这种搭配似乎已经变得不切实际:因为大部分影视公司不可能再在剧本开发上投入那么久的时间,大家唯一信奉的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一个效率至上的时代,在每分钟都会有新人崛起的时代,“快”成了一个标准,甚至一个信条。在这种环境下,想要再次出现“老中青”的组合作为普遍现象,恐怕并不容易。
许行说,影视公司还需要更多时间成长,责编也会经历一个从年轻到年长,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所以我们都应该有耐心等待。

《渴望》剧照
十几年来,影视行业的整体环境都发生了颠覆性地改变,不仅仅是责编团队年轻化,整个影视行业的从业人员——制片、发行、导演、演员都越来越年轻,影视行业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集体转为服务更年轻的受众。业界对责编群体的质疑,其实是对影视行业决策者取舍的质疑。如何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保证品质,如何做好人员配置、团队建设,让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是值得业界掌握话语权的大佬们深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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