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近几十年来最具政治色彩的一届世界杯：在普京的领导下逐渐得到复兴的俄罗斯，即将迎来其他31个国家的参赛球队，但是东道主最近身陷丑闻，前有集体服用兴奋剂被禁赛，后有前间谍中毒事件（注：俄罗斯前间谍斯克里帕尔与其女儿尤丽雅在接触不明物质后昏倒在伦敦索尔兹伯里一个购物中心外的长椅上）。莫斯科和伦敦的关系达到了冷战以来的冰点，索尔兹伯里事件发生后，人们纷纷猜测英格兰会不参加这一届杯赛——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也曾公开声明，如果有证据表明普京政府与此次中毒事件有关，英国将会抵制本届世界杯——就像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一样（注：因1979年前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美国、日本、联邦德国、中国等64个国家联合抵制了这届奥运会）。

确实也有一些比赛在其时代起到了政治避雷针的效果，比如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的美国和伊朗（注：当时正值美国对伊核查危机的顶峰，两支队伍又偏偏被分到了同一个小组，但是两国在赛场上踢得异常和平，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风波，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杜绝政治相关恶性事件的最好案例）。与之相反，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遭到了激烈批评——两年前，即1976年，阿根廷的右翼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突然发动军事政变（注：多年以来，阿根廷政权更迭、国家混乱，为了挽回形象，军政府决定申办世界杯。当时有人质疑阿根廷的治安状况，军政府立即向国际足联承诺，世界杯的筹办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但是随后世界杯组委会主席阿克蒂斯就被人暗杀，军政府大为光火，开始对策划暗杀的激进组织大开杀戒，漏网的组织成员逃往世界各地进行恐怖袭击。虽然世界杯最终顺利举办了，但阿克蒂斯的被杀以及其所引起的报复行动仍是迄今为止世界杯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一笔）。

自从2010年获得世界杯举办权以来，俄罗斯的野心发生了变化。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希望通过举办有影响力的大赛来取悦国际社会，时任总统是梅德韦杰夫，他与奥巴马试图修复格鲁吉亚战争后的两国关系，一切都在走向正轨。但即便在当时，在索尔兹伯里事件、乌克兰战争、签署反同性恋（禁止在未成年人中宣传同性恋）法案、马赛足球流氓事件……所有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俄罗斯足坛的种族主义就已经足够令人担忧了。

不久前，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发布了一份长达44页的指南，详细阐述了世界杯期间参与报道的上千名记者在俄罗斯可能会遭到的歧视和镇压。人权观察的休·威廉森在一份声明中说道：“国际足联还有时间，与俄政府有效协商，以达成自己的人权政策。”

俄罗斯的官员、一些球员和记者都认为，尽管俄罗斯存在右翼球迷的问题，但是媒体严重夸大了它的恶劣程度，俄罗斯绝对不会比其他的东欧国家更糟糕。政府表示已经在对球赛的反种族主义监测方面取得了进展，来自独立组织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但是自3月以来，已经有3场比赛出现了“猴子颂歌”（注：monkey chants，模仿猴子的声音和形态，意在嘲笑运动场上的非洲运动员），足球流氓文化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行为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模仿英国球迷，而今，在后苏联时期的足球场上得到了发展。

就在2010年赢得世界杯举办权仅仅四天后，一群俄罗斯族的年轻球迷与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年轻人发生了冲突，莫斯科斯巴达队的球迷叶戈尔·斯维里多夫被对方的橡皮子弹枪射中身亡。嫌犯阿斯兰·切尔克索夫随后被释放，这激怒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几天后，大批足球流氓和极右团体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马涅什广场举行集会，原本是为了悼念遇害球迷，最后却演变成了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抗议和骚乱。

当月下旬，普京来到斯维里多夫墓前，献上鲜花表达哀思，这被解读为是对民族主义者的低头。“这次事件让人们看到了球迷的力量，以及球迷当中盛行的极右意识形态。放到政治领域，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普京并没有谴责他们，而是选择了屈从于球迷的排外心态。他不能让这么多球迷都站到他的对立面。”帕维尔·克瑞门科表示，他在为欧洲足球反种族歧视组织（Football Against Racism in Europe，简称FARE）的网站做球迷歧视的案例监测。

接下来几年，丑恶事件接二连三。包括弗林蓬和克里斯托弗·桑巴在内几名黑人球员对球迷的种族主义侮辱做出回应，却因此受到了俄罗斯足协的惩罚。2012年，圣彼得堡队的一拨死忠狂热粉发表了一份宣言，要求球队不再签约非白人和同性恋球员。2014年的欧冠赛场上，莫斯科中央陆军队在对阵罗马的比赛中，有球迷点燃了照明弹，并且打出了种族主义的标语，作为处罚，此后中央陆军队不得不关闭球场，在空荡荡看台底下里踢完了两场比赛。

这条禁令对罗伯特·乌斯蒂安来说是“一条不归路的起点”，他由此创立了“中央陆军反种族歧视球迷组织”（CSKA Fans Against Racism）。罗伯特是一位34岁的政治分析家，也是中央陆军队的球迷。

这个志愿者性质的组织试图通过教育和自我监督来改变俱乐部的球迷文化，乌斯蒂安认为这有助于减少比赛当中球迷的种族主义行为。他组织球迷监督比赛过程中的极端主义标语、横幅，还有纳粹党徽。他曾经收到过威胁，许多其他志愿者也选择保持匿名。但是他说：“总得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一点。”

克瑞门科表示，俄罗斯足坛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对抗种族主义，包括任命退役的前切尔西和富勒姆中场球员斯梅尔京作为俄罗斯足球反歧视特使，也加强了对比赛的监督。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3年，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禁止“宣传同性恋”，不允许同性恋游行，也不允许相关支持团体的存在，一时间，俄罗斯国内恐同言论和对同性恋群体的攻击激增。新法案的颁布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之前造成了巨大争议。克瑞门科还说，这个赛季俄罗斯的足球场馆里出现了很多恐同言论，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抗议。“在俄罗斯社会，同性恋是一种禁忌，没有人真的敢说些什么。”

俄罗斯著名的足球作家伊戈尔·拉贝纳说，所有这些对种族事件的批评，“有些是公正的，但也有些夸大其词了”，“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但这种事情是无法根除的。首先，它需要时间。其次，足球场上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对整个社会情况的一种反映而已。”

FARE和莫斯科的反极端主义组织Sova中心在2015年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记录了99个种族主义和极右势力的行径，也记录了12/13和13/14两个赛季之中，球迷所发动的共计21次种族攻击。

克瑞门科说，FARE本周将会发布报告，宣布比赛当中出现的种族主义标志已经减少，并且在过去的几年间一直在持续减少。他还提到关于种族主义口号的事件记录的数量有所上升，不过这可能是因为加强了对比赛的监控。

但在某些关键时刻，类似的时间还在继续发生。今年3月，俄罗斯和法国在圣彼得堡踢了一场友谊赛，球迷大唱“猴子颂歌”攻击法国队的黑人球员登贝莱、坎特和博格巴。5月，国际足联对俄罗斯足协作出了罚款惩罚，金额超过2.2万英镑。

克瑞门科说，通过这场比赛的观众，我们可以料想到世界杯期间的情况。“年轻人来这里看球，却看到极右口号正大行其道，任何有异议的人都可能面临暴力威胁。届时他们会完全沉浸在这种文化当中。”

5月在伏尔加格勒举办的俄罗斯杯决赛上，官员就表示球迷的暴力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州长安德烈·波查罗夫也说，为了保护其他球迷的安全，“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包括禁止暴力球迷和种族主义球迷入场。

当地政府花了很大的精力预防球迷暴力和恐怖袭击：比赛期间，伏尔加格勒体育馆附近好几公里的街道和公共交通全部被封锁了。

德国U-18国家队的球员也前往观战。后卫比塞克说，当地有很多俄罗斯人都认出了他，“他们都想要和我们合影”。比塞克也是一名黑人球员。这群来自德国的小伙子刚刚和俄罗斯U-18的队员踢完一场精彩的友谊赛，比赛日期就在纳粹投降纪念日前后。“教练组的人告诉我们‘你们不仅仅是为足球而来’，我们也很高兴能代表德国。”

决赛的对阵双方是库尔斯克和托斯诺，两家俱乐部的球迷将场馆挤得满满当当。一位名叫安德烈·里尔科夫的球迷说，人们对于所谓的“猴子颂歌”有些过度解读了，“可能就是有些人玩得太嗨了而已。我知道你们那里的人（注：记者来自英国）对待什么事情都很严肃认真，这就是文化差异吧……但是在我们这儿，我可不相信有什么政治正确。”

（本文作者Andrew Roth系《卫报》、《观察家报》驻俄罗斯记者）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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