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政治危机发酵，其风险已蔓延至整个欧盟，以至于周二（5月29日），亿万富翁投资者索罗斯发出了震耳发聩的警告：“欧盟已经迎来了‘存亡危机’”，下一次金融危机或由此被激发出来。

市场避险情绪浓重。周二，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破3%，至四年来最高水平；股市也下挫3%，过去一个月市值抹掉了13%；作为避险的德国国债收益率下降，美元急涨。

一切都很熟悉。2010年代刚开始，由希腊债务问题引发的欧元危机就是这样冲击了全球金融市场；而在内部，债务高企、为抒困内斗、开支紧缩，一些外围国家似乎随时可能都要被迫违约，欧元岌岌可危。

客观地讲，当下的情形还没有恶化到彼时境遇，但欧洲已经短暂结了疤的“脓疮”再次被掀了起来，而这次，欧洲的拯救之路恐怕要比几年前坎坷多了。

意大利选举是危机引发的契机。在今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和右翼党派联盟党成了最大赢家，然而时至今日，两大政党仍未能成功组阁。5月27日，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否决了两大党派提议的疑欧派财长人选萨沃纳，直接导致候任总理孔特放弃组阁，掀起了政治危机的高潮。

这场国内危机之所以会引发对整个欧元区存亡的质疑，是因为它本质上反映了弥漫整个欧洲大陆的留欧和疑欧之争。萨沃纳一直主张意大利退出欧元区，他曾公开表示，单一货币是德国人制造的“牢笼”，为此意大利需要准备一个“B计划”。

两股主要力量推升了欧洲民粹主义风潮，削弱了传统建制派的掌控能力。一股是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让很多欧洲人丧失了对欧洲一体的认同感。英国脱欧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就连德国和法国也未能躲过：“幸存”下来的默克尔已经向民粹力量多少做出了妥协；而马克龙，尽管异军突起，但也不能不提防去年首次进入主流政治舞台的勒庞右翼党派。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在意大利总统任命留欧派、IMF前执行理事卡洛·科塔雷利（Carlo Cottarelli）为临时总理，组成看守政府后，德法等国官员先是欢迎，继而表示担忧，因为他们害怕这会激化整个欧洲的民粹情绪。

另外一个源于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自成立之初，欧元区内部就存在经济实力、管理能力相差悬殊的两类经济体。对相对脆弱的外围经济体而言，他们加入欧盟的主要诉求之一——改善经济——并没有实现。尽管整体经济在改善，但在西班牙，年轻人失业率仍高达20%，而希腊这一比例触及惊人的50%；这些国家对德法等强国要求的紧缩换援助政策也非常不满，欧债危机时一度引发希腊政治动荡。

欧元区因此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2012年，欧债危机最严重时，欧洲央行主席德拉吉宣称将“采取一切措施拯救欧元”，这句话发挥了作用。可是同样的情形很难发生在现在。这不仅因为意大利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其2.3万亿欧元的主权债务是远比希腊更大的潜在炸弹，更因为，民粹风潮限制了欧元区决策者的手脚。比如，六年前德拉吉提出的“完全的货币交易”（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OMT）允许欧央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欧元区国家发行的政府债券，但前提是，接受援助的国家需要与欧洲央行或者当局提出请求并提交财政计划，而这是意大利新政府承诺肯定不会做的事情。而且，对默克尔等传统欧洲领袖来说，向意大利等提供援助将遭遇比六年前更大的国内政治压力。

推动欧元区结构性改变就更加艰难了。缺乏有效的政治协同和像美联储那样的广泛授权，欧央行很难在面对危机时采取及时、有效行动。过去多年实施的超规模量化宽松加剧了这一难度，降息已经没有空间，购债的刺激作用大大减弱，最靠谱的大概就剩下财政扩张政策，然而，欧洲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在民粹主义凶猛的情况下，欧洲进一步一体化的想法变得越来越遥远。

外部环境也非常糟糕，就像索罗斯在周二讲话中提到的那样，除了金融危机、难民危机刺激了反欧民粹主义崛起，伊核协议终结、与美国的盟友关系面临考验也在冲击着欧盟。“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都出现了问题。”他说。

当然，不排除意大利选民面对金融市场的海啸及时扼制了反欧的车轮（迄今为止意大利两大政党都还没有公开呼吁就脱欧举行公投，或许意味着他们还没有信心民众会选择脱欧），但欧洲的脓疮就在那儿，谁也不能保证它不会在某个时刻恶化成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