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祁在中关村工作，与人合住一套三居室，喜欢听古典乐、弹钢琴，看《西方哲学史》。他原该拥有“正常”的人生——辛勤工作换来美好明天，偶有偏差，总不会太离谱。但一夜之间，他变成了人们眼中的“疯子”。这是个来自中关村和回龙观的小故事。也许就发生在你身边，是我们生活的缩影。而“正常”和“疯狂”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异常心理学》，长久以来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变态心理学》。“变态”一度是个挺流行的骂人词，而在教材上它回归本意，指代过分偏离平均值的个体。按照《异常心理学》课程大纲的要求，2013年秋天，我们整班32个学生嘻嘻哈哈打上车，来到昌平镇回龙观。
这是北京最大的三级甲等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其下设的六个临床科室共二十一个病区，就分门别类地用来盛纳这些“与常人有异”的男女老少们。回龙观医院拥有一千三百个床位和一千余名医护人员，每年春秋两季也会接纳对口专业的本科实习生。
与人们通常设想的不同，疯子和常人之间的界垒并非黑白分明，而是存在着无数多个阶度的灰。正如“微辣”、“中辣”、“变态辣”的逐步进阶，医师同厨师一样，也能够辨别程度各异的“疯”。
可精神病院的景象叫我们大失所望。
高速边岔出一条土路，然后是八十年代风貌的医院大门、低矮砖房、光秃秃的活动场。住院楼倒稍显气派，可里面的病人却一片安详——大家的期待尽数落空。
从奥斯卡获奖片《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到中国畅销书《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从梵·高到食指，我们对精神病人的基本期待，至少也要颠三倒四、五颜六色。即使没有惊人的言行，也该显出不羁的线索。再不济，也不能……和我们一样吧？
可北京回龙观医院二号住院楼三病区的宋祁，简直就和常人没有两样。
宋祁比我们大一届，23岁，本来即将过上一眼望到头的人生。那并不是指可以被准确预测的事业、健康或婚姻走势数据，而是一条安全线：只要和其他人一样保持在这线内，就可用辛勤工作换来美好明天，偶有偏差，总不会太离谱的。“安全”意味着要“正常”，即同常规保持基本一致。而“正常”虽然损害了部分个性，却许诺以平均的幸福为回报。好比西餐厅将胡萝卜们削成同样的立方块，无论原先美丑都可以得体地端上桌了。
宋祁18岁北上求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北漂”，与人合租在中关村的三居室公寓，离公司很近。公寓客厅里摆了一架钢琴，宋祁不常弹，他学生时代曾挺喜欢听古典乐。
第一年工作相当辛苦，几乎每天加班，他只在有闲的周六才能打上一天电脑游戏作为放松，周日蒙头就睡。后来项目慢慢稳定下来，成天骂人的老板也开始允许他负责实习生了。工作总是很忙的，但一切迹象表明曙光在望——只要沿着这条大道走下去，面包和牛奶都会有的。
从清华西门到北大东门，一路往南，过海龙数码大厦、欧美汇、新中关购物中心，街上走的一个个都是宋祁。与小学同学比，他们是落脚大城市的幸运儿。在亲戚眼中，他们离家千里，但无例外的要前程远大。他们的大学同学中，去美国读博的有，继承家族企业的有，直接嫁做人妇的也有。而他们西装革履地行走在中关村，熟知路边哪一家桂林米粉的酸辣笋尖煲仔饭料最足、最好吃。在中关村方圆几里地内，宋祁的人生实在是正常得如同那种廉价西服，套在谁身上都没有问题。
直到十月份的一天下午，毫无征兆地，宋祁的老板当众斥责他对实习生要求过严。宋祁回到家后心情依然不好，决定弹钢琴放松。他一直弹到深夜，与上前抱怨的室友发生争吵，对方直接拨了110。
面对警察，宋祁的第一反应是申辩“我没疯”。两个警察立刻对视，结局不出所料。坚持大喊着“我没疯”的宋祁由风驰电掣的警车送往海淀区救助站，直到被捆在病床剃光了头发，刺眼长明灯下，他都不相信究竟发生了什么。
八小时之内，他的母亲从广西桂林飞抵北京，赶往海淀区救助站签字领人。在出租屋休养三天后，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疯子的宋祁，主动提出入住回龙观医院。
当天宋祁就被收治在了二号住院楼三病区。
在三层楼电梯右手边的一道厚铁门之内，这里算是块宝地。因为病人大多属酒精依赖患者，对彼此都较安全，甚至有家属特意将精神分裂症病人也运作过来休养。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版）》的标准，医生诊断宋祁为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正处于“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将重新经历抑郁期，之后又是躁狂期，如此反复，因而被称为“双相”。
历史上得这个病的人中最有名的是文森特·梵·高，他割过自己的左耳，最终在法国瓦兹河畔开枪自杀。不出一个世纪，他的画作《星空》由圣雷米精神病院运抵纽约曼哈顿，成为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导览手册的封面。
宋祁听说过梵·高的故事。四周之后，他坐在三病区走廊内唯一一张单人沙发上，被剃光的头发已经又长出了薄薄一层。其他病人自在地走来走去，护士们正低头忙着配药。每人每天的剂量都是封装在独立透明塑料包里再运进病区的，受到严格监管。
宋祁熟门熟路地招呼我们搬椅子坐下，并介绍说这张沙发属于“大佬”，其他人都不敢坐，但在“大佬”的默许中，他偶尔也能挑个下午坐上一会儿。他示意病房最内侧，“大佬”正在被子里蒙头大睡。他掌握着病区内唯一的一只打火机，连护士们也毫不知情。
宋祁说不清“大佬”的地位是如何确定的，只是这个称谓连同病区入口的铁门，令人很容易联想起监狱电视剧的剧情。本来这类剧中，角色们总是乐于争权夺势的，可场景一换到精神病院，就只剩下成片的漫不经心——多数病人成天只是乐呵呵地走来走去，同时又保留着各自的奇怪癖好：有人每天早上跟在护士身后像模像样地查房，有人承包了全部病友的叠被子任务，有人必须守着热水壶确保最后一滴是由自己喝掉的……这里并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普遍性地象征胜利，沙发座不行，大佬的称谓也不行。
宋祁背后的走廊通向护士们口中的“阳光室”，一排干净的窗户旁摆了十几张快餐厅似的塑料椅，最前方立着一面教学用白板。每到周五下午，这里就同任何普通的社区活动中心一样，吸引着不少上年纪的病人来学软笔书法。他们穿着统一的宽松黑褂子、米白长裤，一个接一个慢悠悠地涌入阳光室。
资历最深的一位在“文革”时期入院，四十年来没踏出医院半步，对外界的了解仅限于新闻联播。他患有精神分裂症，被送入医院时还坚持认为自己是毛主席直属特派的秘密侦查员。这许多年来他的病情没有恶化也没好转，唯一的变化是他口中的上司换成了历任领导人的名字——都是他从新闻联播里听来的。
最新的病人则是当天上午才确诊，年龄恰好也最小，由家人从福建护送到北京回龙观。这名十七岁的男生自两个月前突然变得脾气恶劣，感到同学中的窃窃私语都是针对他的。有天正上着课，他又听见骂声，气愤中将面前的桌椅全部推倒。他的同学惊慌失措，因为他们并没有听见任何声音。
在《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版）》中，幻听和幻视正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阳性症状。根据医院规定，由家人或救助站强行送入医院的患者，不能自行出院。而沙发座中的宋祁正带着对比而生的骄傲——他是清醒的，他当时属于自愿入院，因此可以随时决定出院。
四周来宋祁已经相当适应三病区的生活，尽管食堂的菜色稍显单调——每顿两个菜，主食有米饭或馒头可供选择。他甚至对骤然减缓的生活压力感到满意，每天吃睡的间隙就翻开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读。书页边缘他的笔记十分工整漂亮，我们看了纷纷掏出手机来拍照。
三病区日间唯一的娱乐活动是看电影。电影放映室在一楼，这意味着只有恢复良好的病人才有望获得医生签字的出门条，排进队列、跨出铁门。而宋祁总是毫无悬念的。他样貌清秀、作息正常、受过教育，跟医生们能正经地聊上几句天，也可以自由使用护士台的电话，算是整个三病区最受欢迎的病人。他偶尔打给家里，更多的时候只是等着每周五下午的家属探视。宋祁的父亲在他高中期间患病去世，此后他和母亲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每年春节团圆饭总是一起吃的。
这周他的母亲并没有来。宋祁还是坐在单人沙发上，从阳光室旁的小窗眺望楼下的草坪。家属们都拎了大包小包的零食，提着牛奶箱，一样样耐心地指给病人。旁边有些闲置的健身器材，小孩正在放风筝。
可宋祁怎么会是疯子？
我们百思不解，试探着问起时，他抱着那本《西方哲学史》答道：“别想太多，想也没用。”
他说他就是想太多才发病的。他想他能不能维持生计、能不能获得晋升。他想凭什么年纪并不大的老板坐拥豪车美妻、人人艳羡的生活？他既鄙视他，又敬重他。大约半年之前，宋祁在工作压力下开始失眠，睡不着的夜晚就翻出与老板的微信聊天记录，总共一千多条，然后反反复复分析对方是否器重自己。老板曾顺手递给他一粒口香糖、一盆仙人掌，有时则是情色电影光碟。揣摩的结果总变来变去，于是宋祁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生怕一步踏错就失去加薪的机会。跟女友的关系渐渐淡下来，与同事却好像越发亲近了。有天下班后，他突然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同事们，于是立刻买了一箱橙子抱回公司，发给加班的同事每人一只。
他最疯狂的经历不过如此了，就算加上弹琴到夜半，也只是几桩轶事，并没到惊世骇俗的地步。何况“再不疯狂就老了”的口号响彻精神病院之外的世界，普通人做点新鲜事不是还要在朋友圈上发文配图以示纪念？本来没有人会为一点疯狂事迹而提心吊胆的——我们恰恰以偏离平均值为荣。
可宋祁的病历上白纸黑字判了刑，吃什么药、剂量多大都一清二楚，“起病原因”里也包含着医生的初步分析：父亲早逝、与母亲关系紧张、工作压力过大。但中关村大街上符合这些条件组合的人又何止成百上千？童年经历与日后疾病压根没有决定性的逻辑关系，况且更多的精神病人其实也并没有明确的起病原因。
他们就好像有天下雨没带伞，被淋湿了而不能复原。
这令我们意识到，对精神病人的歧视无非是建立在“我永远不可能变成你那样”的自信上。而一旦翻开《异常心理学》，用不了几页，我们发现自己不光没带伞，还随时都有可能遭遇大雨倾盆——毕竟，在真的疯掉之前，没有人为自己设想过这出戏。
在这本广受认可的教科书第一章，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钱铭怡教授列出了异常行为的潜在成因，第一种即为生物医学模型。简单来说，人脑同电脑一样，依靠电信号传递和加工信息。我们的悲喜、爱恨、记忆和白日梦都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神经元、神经递质与激素的实体活动。一旦其中某处出现问题，幻视或抑郁就可能是直接结果，如同电脑死机。
所以每年《异常心理学》开课之初，学生们都常被提醒，他们可能会在自己身上看到某些精神疾病的表现，正如医学新生很容易误认为自己正经历病状。当读到诸如“言语奔逸、思维散漫”或“心境低落、兴趣减弱”的描述，大部分人的确都能毫不费力地回想起自己偶尔符合描述的时候。而回龙观医院二号住院楼三病区的病人们看上去又都那么乖巧和平凡，平凡到根本无法同“疯”字联系起来。这一切难免使人纳闷：我们与疯子难道真的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是，在极端平凡与极端疯狂之间那无数梯度灰上，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匹配。正常人中存在千差万别的人生，而“疯子”们就更有广阔天地。有的很快康复，有的则永远不能。
被警车送进救助站的第二天，宋祁向公司申请带薪长假，得到批准。后来在精神病院那张单人沙发座上，他依然盘算着再住两天就主动签字出院，回去上班。他反复提醒自己不要习惯眼下闲适的生活，更不想久住，因为病人中有太多二次入院的例子，他们最终喜欢精神病院胜过正常人的世界。只是宋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到，他母亲已将他的登记状态转为强制住院。
入院后第五周，当宋祁收拾好行李准备下楼重新面对正常世界时，才发现二十三岁的自己已被一劳永逸地留在了回龙观。他苦心经营的和平瞬间瓦解——自愿在精神病院休养是一回事，而被强制留院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夜之间宋祁不再有闲心观察“大佬”，也看不下去《西方哲学史》。他几乎每隔一小时就会去护士台试图拨通母亲的电话，而很快护士们就不再搭理他。他在极端失望中跑到走廊里大声喊叫，被医生下令直接送回病房。他失去了前往电影放映室的权利，同时发现自己的塑料包装里多了新的药片，颜色都很鲜艳。宋祁不再坐他的单人沙发。他蜷缩在病床上一待就是一整天，拒绝同医生以外的人说话，终于越来越符合“异常”的定义。
直到我们实习的最后一天下午，宋祁把自己蒙在被子里，仍期待着母亲为他签字出院。主任医生领我们走出铁门，然后停下来，用对讲跟门里的护士又嘱咐了几句。看样子宋祁的母亲今天会来探望他。
我们很担心从此以后的几十年里宋祁跟铁门外的接触还比不上这一通对讲机谈话。
穿过活动场，沿着砖房，我们走向熟悉的土路。有人开始细数刻画精神病人的电影，《美丽心灵》首当其冲。这部拍摄于2001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改编自同名传记，讲述了数学家约翰·纳什的人生故事。他童年幸福、天资聪颖，短短27页的博士毕业论文便提出了日后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他的精神分裂症终身未愈，与妻子离婚又复婚，儿子也遗传了精神分裂症。
正当我们一人一句讨论电影中纳什的妻子有多美貌时，身后突然驶出一辆出租车。我们全体停步，盯着车里的宋祁和他母亲。
他们的出租车从八十年代风貌的医院大门下经过，摇摇晃晃驶上前方高速。宋祁头靠着车窗，重返人间，显得格外平静。
《异常心理学》课程结束后，当年暑假，同级一位男生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做研究助理，青年才俊、远大前程。数学系位于华盛顿路上的Fine Hall（“好楼”），比《美丽心灵》用低反差摄影胶片拍出的效果还要辉煌。某日午休，男生在地下一层自动售货机旁看见一位老人，穿得很不讲究。
走廊空荡，老人也看见了他，竟突然伸手要一个夸特硬币买咖啡。他只差一个夸特。人民币一块七毛五。男生说没有零钱，道了歉，走上大厅，赫然在墙上教职工照片栏里发现了老头的名字——约翰·纳什，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男生跑回楼上自己的办公室，说什么也要同事赶快翻出来一个夸特。同事问他发什么疯，而他只是接过硬币，一溜烟赶回地下一层，把它借给了仍站在自动售货机旁的纳什教授。
纳什教授对男生说谢谢。他年轻时的黑白照片也那么青年才俊、远大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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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宋祁”是化名。
题图插画：催慢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