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位于武汉的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该校水稻团队研发的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再次获得由农业部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有效期为5年。这两个品种均于2009年8月获得过安全证书，是中国首批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主粮，但其安全证书均于2014年8月17日到期。

“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主要研发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他被认为是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在首次获得安全证书不久后高调宣布转基因水稻最迟5年上中国人的餐桌。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仍被普遍担心的情况下，他的这一说法曾引发极大争议。

近年来，由于中国粮食产量增速不够，国家颁布了相关文件表示将适时、适当推动转基因口粮的研发。早在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处长寇建平于2014年10月17日在华中农业大学的一次关于转基因问题的研讨会上称，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亿余吨，但粮食消费量已达6.8亿。当年中国进口粮食9000万余吨，其中进口大豆约6300万吨，国内自给率降至18%，使得粮食供应的安全风险急剧上升。

在寇建平看来，在增加产量方面，转基因技术能带来显著变化。因为种植转基因玉米，十余年间美国的玉米单产就提高了50%，阿根廷粮食平均增产38%，南非、印度因为种植转基因玉米和棉花，很快从这些作物的进口国变成出口国。而在这些领域，中国“越来越弱”。

但近年来，民间对于转基因作物以及含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直存在着很多的疑问，而对于其是否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产业化，专家学者也都持谨慎的态度。

不过获得安全证书也并不意味着转基因口粮商业化之路一帆风顺。张启发此前就曾坦言，即便获得了安全证书，如果农业部还是不颁发商业化许可证书，那他们依旧会面临过去5年同样的问题：转基因水稻既不能往产业化走，也没有公司能够接手生产，证书“拿在手里还是一张白纸”。

而农业部1月5日接受央视采访时也称“此次安全证书的续期成功，也不意味着将加快中国转基因主粮的推广进程。中国将继续对转基因作物采取大胆研发和审慎推广的态度，逐步批准转基因非食用作物、非口粮作物与口粮作物”。

中央民族大学环境与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1月6日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获得转基因作物安全证书能够证明其对环境、对人体健康是安全的。如果转基因作物没有获得安全证书，就不能被允许在市面上销售，仅此而已。即使获得了安全证书也还有很多后续问题要处理。”多年来，薛达元一直从事生物科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并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自1988年始，一直参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起草、谈判与国际后续活动。在对待转基因问题上，他是个“谨慎派”。

而界面新闻记者查询到的信息显示，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安全证书后，还需通过品种审定，在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在当年张启发团队首次获得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时就对张启发所说的“5年后让转基因大米进餐桌”的说法表示了怀疑。他指出，转基因大米5年甚至10年都未必上得了国人的餐桌。

何计国此前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说，现在转基因水稻长期有什么风险还不清楚，所以国家不敢批。何计国认为目前转基因水稻能否推广还存在很大争论，很多未知的东西没有做，这也不是一两年的功夫能够完成的。

薛达元在接受界面采访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他说：“老百姓最担心的肯定是食品安全，水稻毕竟是13亿老百姓的主粮。到目前为止，关于转基因水稻长期食品的安全性，科学家还没有定论。所以在还存在可能风险的情况下，转基因食品进入食物链要审慎一些。”

此外，在薛达元看来，在控制转基因口粮和非口粮管理、转基因口粮种子流通层面，政府主管部门和民间做的还很不到位。2002年和2003年，他曾四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混乱。由于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

薛达元对界面说，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个-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10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薛达元担心转基因棉花的种植管理乱局也会出现在转基因水稻领域。他说：“这种情况容易造成其他稻种的污染，把遗传打乱。国家现在的确颁布了相关条例，要求在一些转基因产品上加贴标识，但这也很难控制。另外，种子的管理现在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和漏洞，民间对于种子的管理体制非常混乱。之前在湖南某地就出现了转基因种子流到市面上的情况，很容易与非转基因的种子搞混。”

早在2010年4月，绿色和平组织就发布过一份名为《中国九地区流通领域转基因稻米、米制品及转基因稻种调查》的报告，报告指出了中国转基因作物的一些问题。报告称在中国最重要的水稻种植地——湖南和湖北的种子市场上发现了正在违法出售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在湖南、湖北、福建也发现了非法转基因大米的销售，广东也发现了粉制品里面有转基因成分，监管漏洞令人担忧。

在薛达元看来，当务之急是要从源头入手，农业部和工商质检等部门应该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协作机制来共同监管，从源头上“掐”掉转基因作物种子流到市场或者加工销售环节上出现问题的可能。同时，他也指出，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转基因水稻对于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的影响，需要在田间试验、商业化生产等各个阶段逐步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呼吁尽快推广转基因口粮的产业化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基因技术在国际上也得到了承认，但我还是希望国家能够谨慎一些，把问题弄明白，讲清楚再进行下一步推广。”薛达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