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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念真:“小确幸”不该是台湾电影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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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念真:“小确幸”不该是台湾电影唯一选择

吴念真带着《人间条件》系列话剧第三集《台北上午零时》来到上海,谈人生,谈作品,谈台湾电影。

吴念真在《人生大不同》讲座,讲述自己“意外的人生”。

“我几乎不扮演其他角色,平常我也是这样子。这也就是我做人的原则吧,不必去扮演什么,就是做自己,对待谁都一样。”吴念真说,那些广告片中“温和的大叔”就是自己的真实写照。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抵达《人生大不同》讲座现场后,吴念真背着包穿过会场前往休息室,嘈杂的聚集了数百人的会场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身影。此情此景,和演讲结束后休息室门口无数人等待着他签名合影,形成鲜明对比。

吴念真此次来到上海,主要为了自己的系列舞台剧《人间条件》做宣传,此番他带来的作品是第三集《台北上午零时》,这一舞台剧将在1月中旬在北京演出,随后在月底移师上海,连演三场。

在我们约定的专访开始前,他刚刚做了一场近两小时的演讲,主题是《意外的人生》。从祖父辈前往台湾九份寻找金矿开始,讲述了他自己,从一个矿工的儿子开始,六十多载人生。无愧“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吴念真用一个个笑中含泪的故事,串起了整场演讲,回眸自己那充满着意外的人生。

吴念真讲述自己“意外的人生”。

1952年夏天,吴念真出生在台湾九份一个矿工家庭,祖父是一位来自宜兰的长工,而父亲则在16岁时从嘉义来到九份打工时被祖父母认为养子。吴念真在九份大山里的矿工村出生长大,他说儿时最可怕的回忆就是广播中每天播报着“几号矿几号坑出事”,这种经历使得他对“死亡”很敏感,每每广播响起,无不在心中祈祷,不要出现自己父亲的名字。

在这一住着300多户人家的矿工村里,聚集了台湾各地人,吴念真回忆道,“虽然当时都很穷,但大家像个共同体,谁家父亲矿难中去世,全村就帮着一起养活他们家。吴念真是这个村里三十多年第一个考上初中的孩子,其他人家的孩子在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工作补贴家用。去到基隆上学的吴念真说,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了“贫富”。

初中毕业后,吴念真去台北找工作,最凄惨的一次经历,工作还没找到先被骗了300元台币,不忍心再欺骗别人的他又额外被老板骗走300元台币。损失了600元台币的吴念真化悲愤为文字,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投稿,稿件刊发后赚到了700元台币。这是吴念真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由此,开始了他的创作之路。

在台北打了两年零工后,吴念真去上了高中夜间班,随后又去金门当兵三年。服完兵役后,吴念真的工作是在台北一家图书馆担任管理员,同时他还考上了辅仁大学会计系的夜间班,并继续着自己的创作,直到大学毕业前一年,被当时的台湾中央影视公司看中,开始编剧工作。

1978年开始,吴念真一发不可收拾,改剧本,写剧本,编写广告,创作歌词,直到他自己原创的一个剧本太过精彩,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等人的怂恿下,自己当起导演。再后来,因为儿子想要出国念书,存款不够的吴念真又开始接拍广告。最后,他又当起了主持人,当起了作家。

吴念真说:“我的人生没有规划,因为规划是需要本钱的,我没有。我的人生充满着各种意外,但我对待每件事情都非常认真,希望做好。”因着这份意外,因着这份认真,他五次拿下金马奖最佳编剧,亦成为了台湾电影新浪潮的灵魂人物。

多桑讲述了吴念真父辈的故事,亦是他最在意的作品。

但现在的吴念真,忙得没时间管自己的电影梦。“从去年10月开始,就一直在排这个剧,这一两年都在忙舞台剧的事情,公司还累积着很多广告还没拍,年轻的朋友在拍一些电视剧,也需要帮他们看一下,”吴念真说道,“电影的事情,还没有时间计划,很多人也跟我说,如果我愿意拍电影,他们愿意投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我都会觉得,花别人的钱去做一件事情,万一做失败了,会于心不安。因为如果是年轻的时候,把别人的钱亏掉了,还有机会去回报人家,到这种年纪真的很难说了就。”

台湾电影目前的大环境并不好,有的导演拍片,甚至需要搞起众筹的模式。但吴念真不同,他拍电影不需要担心资金,但他想要的是心安理得,而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找到一个再拍一部的理由。“1980年代,那时候拍电影,是希望通过这种最简单的文化媒体,可以透过这个载体,渠道全世界,让全世界了解台湾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生活着什么样的人,抱有什么样的期待,”吴念真说道,“但是这几年,这种机会越来越少,全世界的电影都被好莱坞打乱了,台湾的电影根本走不到世界上去。所以,与其拍一个电影只是在台湾放,那倒不如做些成本比较低的事情,比如舞台剧,而且舞台剧有一个好处,就是随时可以重演。”

而对于台湾电影普遍走“小确幸”(微小的、确定的幸福)这条路,吴念真觉得这不应该是唯一的选择。“台湾电影不太容易走出去,所以这几年大部分台湾电影还都是亏本的,老实讲,很多电影看上去蛮风光,但其实失败的比例还是很高,”吴念真解释道,“内容和题材方面,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喜好。创作其实是非常私人的,你喜欢的东西观众是不是喜欢,我不知道。所以其实电影有两种角度,一种是完全创作者的角度,我拍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完全自己负责,但另外一种是商业机制,我拍一个电影就是希望赚钱的。我还是认为,电影应该有多样性,这确实台湾电影的问题,有一部‘小确幸’的电影成功之后,大家都跟着这样走,其实,还是应该有多元性。”

虽然对台湾电影的现状心存悲观,但吴念真也说,自己还是想拍一部电影,拍一部自己很喜欢的、可以让自己留着的电影。他说:“虽然不是那么热切执着,但还是心存希望。”

在演讲中,吴念真就强调了自己其实对于人生鲜有规划,干上编剧是个完全的意外,而随后当导演、拍广告,再到主持人、作家,就更是命运的一次次推动。现在,回忆起自己的八十多部作品,依然如同一场梦。吴念真笑说,自己只是把很多现实中的故事纪录改变成了剧本,之所以受欢迎也说明艺术和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而他丝毫不介意,在更多情况下,作品的名气也远胜过他本人。对最新的舞台剧作品,吴念真也如是期待。

恋恋风尘是吴念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多桑》和《恋恋风尘》,这是我最在意的两部作品,”吴念真回顾了自己的诸多作品,“这两部作品是和我关系最紧密的,一部是我年轻时候的青春记忆,另一部则是因为我很想让大家知道,台湾有一代人,他们是历史的孤儿,就像我父亲那一代。这两部作品完全是自己创作出来的,跟自己的生命紧密贴合,是生命的一个过程。”

讲故事,吴念真能让整个会场笑声不断,两个小时的演讲时光飞逝;讲舞台剧,吴念真说每一句对白都应该有其韵律;讲人生,吴念真说,我的人生哲学如是:人和人能相遇都是缘分,在相遇这一刹那间,用最温和的态度和最开放的角度,去对待。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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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念真:“小确幸”不该是台湾电影唯一选择

吴念真带着《人间条件》系列话剧第三集《台北上午零时》来到上海,谈人生,谈作品,谈台湾电影。

吴念真在《人生大不同》讲座,讲述自己“意外的人生”。

“我几乎不扮演其他角色,平常我也是这样子。这也就是我做人的原则吧,不必去扮演什么,就是做自己,对待谁都一样。”吴念真说,那些广告片中“温和的大叔”就是自己的真实写照。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抵达《人生大不同》讲座现场后,吴念真背着包穿过会场前往休息室,嘈杂的聚集了数百人的会场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身影。此情此景,和演讲结束后休息室门口无数人等待着他签名合影,形成鲜明对比。

吴念真此次来到上海,主要为了自己的系列舞台剧《人间条件》做宣传,此番他带来的作品是第三集《台北上午零时》,这一舞台剧将在1月中旬在北京演出,随后在月底移师上海,连演三场。

在我们约定的专访开始前,他刚刚做了一场近两小时的演讲,主题是《意外的人生》。从祖父辈前往台湾九份寻找金矿开始,讲述了他自己,从一个矿工的儿子开始,六十多载人生。无愧“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吴念真用一个个笑中含泪的故事,串起了整场演讲,回眸自己那充满着意外的人生。

吴念真讲述自己“意外的人生”。

1952年夏天,吴念真出生在台湾九份一个矿工家庭,祖父是一位来自宜兰的长工,而父亲则在16岁时从嘉义来到九份打工时被祖父母认为养子。吴念真在九份大山里的矿工村出生长大,他说儿时最可怕的回忆就是广播中每天播报着“几号矿几号坑出事”,这种经历使得他对“死亡”很敏感,每每广播响起,无不在心中祈祷,不要出现自己父亲的名字。

在这一住着300多户人家的矿工村里,聚集了台湾各地人,吴念真回忆道,“虽然当时都很穷,但大家像个共同体,谁家父亲矿难中去世,全村就帮着一起养活他们家。吴念真是这个村里三十多年第一个考上初中的孩子,其他人家的孩子在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工作补贴家用。去到基隆上学的吴念真说,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了“贫富”。

初中毕业后,吴念真去台北找工作,最凄惨的一次经历,工作还没找到先被骗了300元台币,不忍心再欺骗别人的他又额外被老板骗走300元台币。损失了600元台币的吴念真化悲愤为文字,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投稿,稿件刊发后赚到了700元台币。这是吴念真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由此,开始了他的创作之路。

在台北打了两年零工后,吴念真去上了高中夜间班,随后又去金门当兵三年。服完兵役后,吴念真的工作是在台北一家图书馆担任管理员,同时他还考上了辅仁大学会计系的夜间班,并继续着自己的创作,直到大学毕业前一年,被当时的台湾中央影视公司看中,开始编剧工作。

1978年开始,吴念真一发不可收拾,改剧本,写剧本,编写广告,创作歌词,直到他自己原创的一个剧本太过精彩,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等人的怂恿下,自己当起导演。再后来,因为儿子想要出国念书,存款不够的吴念真又开始接拍广告。最后,他又当起了主持人,当起了作家。

吴念真说:“我的人生没有规划,因为规划是需要本钱的,我没有。我的人生充满着各种意外,但我对待每件事情都非常认真,希望做好。”因着这份意外,因着这份认真,他五次拿下金马奖最佳编剧,亦成为了台湾电影新浪潮的灵魂人物。

多桑讲述了吴念真父辈的故事,亦是他最在意的作品。

但现在的吴念真,忙得没时间管自己的电影梦。“从去年10月开始,就一直在排这个剧,这一两年都在忙舞台剧的事情,公司还累积着很多广告还没拍,年轻的朋友在拍一些电视剧,也需要帮他们看一下,”吴念真说道,“电影的事情,还没有时间计划,很多人也跟我说,如果我愿意拍电影,他们愿意投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我都会觉得,花别人的钱去做一件事情,万一做失败了,会于心不安。因为如果是年轻的时候,把别人的钱亏掉了,还有机会去回报人家,到这种年纪真的很难说了就。”

台湾电影目前的大环境并不好,有的导演拍片,甚至需要搞起众筹的模式。但吴念真不同,他拍电影不需要担心资金,但他想要的是心安理得,而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找到一个再拍一部的理由。“1980年代,那时候拍电影,是希望通过这种最简单的文化媒体,可以透过这个载体,渠道全世界,让全世界了解台湾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生活着什么样的人,抱有什么样的期待,”吴念真说道,“但是这几年,这种机会越来越少,全世界的电影都被好莱坞打乱了,台湾的电影根本走不到世界上去。所以,与其拍一个电影只是在台湾放,那倒不如做些成本比较低的事情,比如舞台剧,而且舞台剧有一个好处,就是随时可以重演。”

而对于台湾电影普遍走“小确幸”(微小的、确定的幸福)这条路,吴念真觉得这不应该是唯一的选择。“台湾电影不太容易走出去,所以这几年大部分台湾电影还都是亏本的,老实讲,很多电影看上去蛮风光,但其实失败的比例还是很高,”吴念真解释道,“内容和题材方面,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喜好。创作其实是非常私人的,你喜欢的东西观众是不是喜欢,我不知道。所以其实电影有两种角度,一种是完全创作者的角度,我拍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完全自己负责,但另外一种是商业机制,我拍一个电影就是希望赚钱的。我还是认为,电影应该有多样性,这确实台湾电影的问题,有一部‘小确幸’的电影成功之后,大家都跟着这样走,其实,还是应该有多元性。”

虽然对台湾电影的现状心存悲观,但吴念真也说,自己还是想拍一部电影,拍一部自己很喜欢的、可以让自己留着的电影。他说:“虽然不是那么热切执着,但还是心存希望。”

在演讲中,吴念真就强调了自己其实对于人生鲜有规划,干上编剧是个完全的意外,而随后当导演、拍广告,再到主持人、作家,就更是命运的一次次推动。现在,回忆起自己的八十多部作品,依然如同一场梦。吴念真笑说,自己只是把很多现实中的故事纪录改变成了剧本,之所以受欢迎也说明艺术和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而他丝毫不介意,在更多情况下,作品的名气也远胜过他本人。对最新的舞台剧作品,吴念真也如是期待。

恋恋风尘是吴念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多桑》和《恋恋风尘》,这是我最在意的两部作品,”吴念真回顾了自己的诸多作品,“这两部作品是和我关系最紧密的,一部是我年轻时候的青春记忆,另一部则是因为我很想让大家知道,台湾有一代人,他们是历史的孤儿,就像我父亲那一代。这两部作品完全是自己创作出来的,跟自己的生命紧密贴合,是生命的一个过程。”

讲故事,吴念真能让整个会场笑声不断,两个小时的演讲时光飞逝;讲舞台剧,吴念真说每一句对白都应该有其韵律;讲人生,吴念真说,我的人生哲学如是:人和人能相遇都是缘分,在相遇这一刹那间,用最温和的态度和最开放的角度,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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