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中国制造”闻名世界的南方，一群年轻人正试图以“中国创造”的名义，重新走向海外。这是个来自深圳的创业故事。他们正在洗掉“廉价劳动力”和“山寨”的烙印，是这个时代创业潮中最稀缺的队伍之一。即使放置于全球的创业背景下，他们也显得格外特殊——创业绝不仅仅是移动互联网的世界。
房间里正在拍摄视频，英语、普通话和粤语此起彼伏，摄影大灯灼热，令人恍惚，不知置身何处———现实中，这里是深圳南山区的一栋办公楼。镜头里，这是一个故意留下误解余地的空间。它可以是硅谷或纽约，也可以是上海或北京。
在深圳的三周里，我是创业公司舒派（Sleepace）的顾问和制作人。2014年夏天，舒派拿到了戈壁创投2000万元的A轮投资，并获得了台湾金点设计奖，是去年全球47个最佳科技创新之一。他们最新发布的睡眠监测设备 RestOn，即将在众筹网站 Indiegogo 上征集全球用户的反馈。我负责这次海外众筹的策划组织和页面内容——视频是整个“出海”项目的第一步。为了让它的“国际化”更有说服力，土生土长的舒派团队和视频拍摄团队退居幕后，由我串联起各种语言，规划故事，三位美国人成了出镜的主角。
这里是借来的场地，办公楼电梯墙上的塑料保护膜尚未拆除，偶尔走神朝窗外望出去，崭新的高楼林立，间或有几块工地。即使常居过北京和纽约，深圳的“现代化”仍令我印象深刻。几天前，当错过了深南大道上的一个天桥，被迫走路穿越车水马龙的南海立交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深圳不是一个对我这样的步行者最友好的城市。
从一开始，深圳就为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想象而生，它的规划鼓励了如今全国密度最高的机动车保有量。三十年来，车流从东开到西，从香港边界的罗湖开到创业公司密集的南山和宝安，它从来就是为未来而规划，为冒险而存在。
出现在视频拍摄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些不同寻常的故事，是跨越或将要跨越洲际的冒险家。在同一时空下，我们就成了最奇特的人群组合。
戴鹏
“之前一直就在附近宝安区的工厂看生产。”降落深圳时，已是晚上九点左右，在车河的灯光里，戴鹏向我介绍深圳。“这里什么都能制造，想都想不到的东西，世界各地的人都来这里做产品。有一次在工厂里碰见一个美国人，把传感器装在几个栏杆上，配合了一个iPad的客户端，给运动员折返跑训练用。这人是硅谷那边创业的，这个系统已经有了第一个客户，据说是NBA的金州勇士队。”
戴鹏是我大学时期的同级校友，舒派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毕业十年来，我一直断断续续的对他在深圳的创业故事有所耳闻，却从没想过有机会参与其中。离上一次见面也有数年之久，他还是老样子，瘦弱，打扮随意，如果不细看，就可以不计较年龄留下的痕迹。
从机场出发，车里的GPS地图很久没有更新，已经显示不出这条回市区的路，从屏幕上看，我们好像一直行驶在海边的荒野。
戴鹏是我见过最擅长讲故事的人之一，也许是因为他的故事格外多，但引人入胜的关键仍在于他对自己的每一个故事都投入了感情。也不着急谈工作，见我对深圳制造的话题有兴趣，他又讲了起来。
“这里的制造业太厉害了，iPhone 6还没出来呢，手机壳就做好了。之前华强北贴着小广告，两万块，求新iPhone的尺寸，工厂里肯定有人能弄到。要是真保密成功了，哪儿能那么快就用上手机壳？现在华强北修路，太乱了，要不然你有时间应该去转转，算是深圳的一个特色景点。”
华强北在老商业中心福田区，舒派的办公室在新兴的“创业中心”南山区。第二天，我做了公司大门的指纹录入，是打卡机里没有名字的第二十六个记录。
“几个月前我们还只有八个人，决定要海外众筹也是最近这一个月的事。这个阶段，什么行动都要快。”
“深圳速度，我得适应一下。”我突然对刚才自己组织的用了三个多小时且伴随着PPT展示的会议不确定了起来。
“团队突然变大了，正需要你这种工作方式。”戴鹏看出了我的疑虑。“之前我们都是有活就干，管理这么大的项目恐怕不行，你来负责统筹，有什么具体要办的事，都交给我们。”
我的确需要帮助，戴鹏和他的团队用了三天就找到了这些资源：
办公室场景，是戴鹏博士导师的研究机构和创业孵化器所在地。
一个英文母语的视频主讲人，是舒派的投资方戈壁创投的公关经理John。
两个老外面孔的群众演员，Clay和Talia，是戴鹏认识的一位中文老师的门生。
美国版的Monster能量饮料和红牛，来自淘宝。
咖啡和纸杯，来自我住处附近的星巴克门店——谢天谢地，全球连锁在这时是件好事。
Clay
“你给家人和朋友看过我们的视频吗？”众筹页面上线一个月后，我问视频的配角之一Clay。
他笑了：“没有。”
“为什么不呢？”
“我只是觉得，这不是感恩节饭桌上最好的话题——爸、妈，你们要不要看看我在中国的演艺生涯发展得怎么样了？太奇怪了。”
这个答案其实并没有令我感到意外，反倒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对他过于认真和整洁的形象吃了一惊。Clay是美国俄亥俄人，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在深圳最好的小学之一任职英语老师，用他的话说，教书是他获得中国经验的途径。
由于视频的要求是找一个“睡眼惺忪、头发蓬乱”的小伙子，由于之前见过的照片里他的表情有些夸张滑稽，所以当他穿着笔挺的衬衫走下出租车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糟糕，他看起来太精神了，不符合要求，视频怎么办？”
“你看起来……跟你的照片不太一样。”站在路旁等其他人来集合的时候我忍不住说。
“怎么了？我胖了吗？”Clay摸摸肚子。
“不不，是你看起来睡得不够少。”
好在让人看起来邋遢比让一个困倦的人看起来神采奕奕容易得多。化妆师花了几分钟，把Clay的头发用发蜡弄乱，又用眼影在下眼睑画了黑眼圈。加上拍他的特写镜头时，他已经在大灯下烤了几个小时，本来就有些疲倦，所以效果最终还算令人信服。
但无论如何，Clay不像是个为了谈资和乐趣接受这份“演艺”工作的人，他的成熟超过绝大多数他的美国同龄人，有些作风甚至显得有些老派。除去习惯穿衬衫和皮鞋，在片场等待拍摄的时候，他看的不是手机，而是Kindle。在他的书单里，有何伟，还有莫言。
“我之前有一个Nook电子书，后来终于被我弄坏了，才换了这个。”Clay当时正在看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的英文版。“何伟是我来中国的最大理由之一，你有什么当代中国作家的书推荐吗？”
我推荐了王小波，可惜他所有的作品只有一个短短的英译本，集合了《2015》、《黄金时代》和《东宫西宫》三个中篇。“我很喜欢《2015》里的荒诞幽默，让我想起我最喜欢的书之一，《第22条军规》。”Clay在邮件里写道，“接下来我准备开始读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
这种对荒诞幽默的品味始终隐藏在他整洁的外表之下。在拍摄时，有很多对他敲打电脑键盘的要求，他做得十分自然，手指毫不犹豫，也不停顿。我想这种假装打字，打的大概无外乎abcd这一类东西循环下去，根本没有在意。直到剪片子的时候，聊起当天的场景，为视频掌镜的小舟对我说：“Clay太逗了。你知道吗？他在电脑上一直打的内容是‘他们让我打字，他们让我打字，他们让我打字’。”
水火
办公室场景拍摄之后的第二天，我们把场景换到一家酒店公寓，准备拍摄其余的镜头。这一回的演员里没有美国人，只有一位没有台词的俄罗斯模特。我走进酒店房间，发现戴鹏的脸色格外疲倦。我们站在窗边小声的聊天。
“今天凌晨三点接到电话，说昨天我们拍片那个办公室被水淹了，根本没睡几个小时。”
我吃了一惊：“怎么会被水淹呢？损失大吗？”
“我们的人还在评估，现在看来办公室里的线路都没什么事，就是电梯有一个不灵了。”戴鹏的态度很乐观，但还是听得出他的担忧。“说是有人在楼道里抽烟，把自动灭火喷水的龙头引发了，一直没人发现，直到水都顺着电梯流到楼下了。”
“确定是我们的人抽的烟吗？”
“不好说，当时办公室里还有别的创业团队，不过出了这个问题，肯定是找我们来处理。”他反过来安慰我。“没事，现在看来损失不是很大，昨天我们知道了之后都说，这是要火的节奏啊。”
戴鹏的这份乐观算是千锤百炼得来。舒派不是他的第一个创业项目，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读博士期间，他就张罗了一家餐厅。也许是工厂和园区文化的一部分，深圳有一类我在别的城市从未见过的餐厅，它们就像大学和单位里的食堂。大家排着队拿着餐盘选择不同的饭菜，再按自己的选择结帐。
“我当年开的就是这么一家餐厅。”戴鹏告诉我。“学会了不少东西。比方说厨房就像个小江湖，我自己管是搞不定的，只能高薪雇个老资格的厨师来管。”
他挑选项目的眼光不错，餐厅开张没多久就开始盈利，很快收回了成本，但最大的教训还是出在了运气上。一个员工在厨房里出了事故，因为没买保险，所以赔了一大笔钱。
“但总的来说，我没亏本。”戴鹏最后卖掉了餐厅，不是因为事故，而是因为他想尝试点新的东西。“舒派也是我们玩出来的，当时在学校研究传感器，有天躺在上面，就有信号了。后来我们就想怎么把它商业化。”
在这款比较成熟的产品RestOn之前，他们已经用类似的传感器技术和算法研发了两款产品。一款针对婴儿，由于对市场缺乏了解，失败了。一款针对老人，为他们赢得了一些收入，至今还时不时的接到不少订单。
“我想舒派也不会是我最后一个创业项目。我太爱玩了，肯定还会尝试新东西。”
戴鹏就是英文里叫做Dare Devil的那种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身上有湖南人的“匪气”。学院里一路念到博士的教育没能改变这种性格，反而让他有了“出海”的野心。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去美国住一段时间，看看美国人是怎么睡觉的，他们的卧室里都放了什么东西。做智能电子设备，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小细节，对我们的产品都太重要了。”
John
我和戴鹏在酒店套房的客厅里说话，卧室里，俄罗斯籍模特和小舟之间用最简单的英文和中文交流，拍摄产品使用场景，偶尔叫我过去给些意见，或用英语向模特传达一些更复杂的意思。比起前一天的主角John，这位漂亮姑娘在镜头面前更专业，也更放松。
John是我的同行，Clay的同乡。这位也来自俄亥俄的小伙子照看着戈壁创投和被投资公司们的媒体和公共关系，接受这样要求“演技”的工作也是第一次。
刚一面对镜头，John显然有些紧张，加上大段需要背下来的台词，不免有好多次NG和笑场。好在一次又一次拿纸巾擦去被大灯热出的汗之后，起先有些浓重的化妆反倒自然了起来了。我感到有些抱歉和担心，因为这工作确实辛苦，挫败感又强，但John似乎毫不在意，仍在耐心的一遍一遍尝试。
跌跌撞撞地拍过了第一条长的镜头之后，到了配旁白的环节，John已经放松了许多。小舟对他的声音赞不绝口：“你们听，他声音特别好，特别有质感。”
戴鹏在一边介绍道：“人家本来就是专业的。”
他说得没错，John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个在美国之音对亚洲广播的职位，但最终还是选了到中国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希望能从事一个以后万一我回美国也有好的发展机会的工作。”视频拍摄的两个月后，我又在北京见到John，谈到了他的职业路线。
“所以商业领域的公关比政府关系和政策研究更理想。”他履历上合作过的机构名称十分可观。“而且我要操办一个中式婚礼，非得努力赚钱不可。”
从拍摄前的第一个电话开始，我就知道John今年新婚，娶了一个中国姑娘。他在电话里说：“从我的婚纱照来看，我实在不怎么上镜。”
“没关系，反正我们不是找专业演员，关键是要找一个英语是母语的舒派的自己人，就只有你了。”
这不是为说服John的恭维，而是实情。舒派自己的团队里只有中国人，John是戈壁创投在中国大陆屈指可数的外籍员工之一。根据传播理论，我们接受和信任人或事物的直觉都是肤浅的，倾向于相信有脸和名字的形象，更容易接受和自己类似的人，所以在视频中作为主讲介绍产品的人，不应该是同它毫无关系的陌生演员，也不该是冷冰冰的画外音。在这个面向海外的案例里，他还应该跟听众有类似的面孔，说同样的语言。
具体到“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这个角度，当然还有一些理论里没有的潜规则。一位英文媒体记者谈到中国的科技产品“出海”时遇到的困难和采取的谨慎策略，他使用了“Stigmatized”这个词。比起引申义的“耻辱”，它的原义“被烙印”更贴近这里要表达的意思。这个时代的中国产品，仍然带着“廉价劳动力”的烙印，带着“山寨”的烙印，还有源于远近不同的历史的种种差异和误解的烙印。在试图淡化RestOn的中国烙印的过程中，我时时感到微妙的荒诞，甚至些许愤怒和惭愧，虽然明知这是一个正确的商业决定，而向世界沟通中国创新，也和给中国制造的小商品加上洋文标签大不相同。
好在John完全理解这些需求的出发点，用不带一点玩笑和反讽的态度担任起了这个并不轻松的角色。
“我希望他们能更重视咱们的工作。”谈到创业界和投资界的媒体沟通时，John认真的对我说。“舒派这样做是对的，要想让人信任你的品牌，就得从头开始建好自己的数码足迹。你看，现在搜索Sleepace的时候，至少有几篇英文的文章了。之前只有一篇，还是我写了放在戈壁网站上的。”
睡眠
我在深圳的住处离舒派的办公室大概有四、五公里，每天下班不赶时间的时候，我就步行回去。戴鹏不跑工厂的早上，会让我搭个顺风车，我们可以在路上聊聊工作。见面后的第一句问候，通常都是“昨晚睡得怎样”，我的回答是举举手里的大杯咖啡，戴鹏的回答则是“药不能停”。
药在这里指的是助眠的褪黑素。戴鹏自己就是个有睡眠问题的人，用RestOn监测出的睡眠质量总在六、七十分之间徘徊。
“你叫我怎么出去跟人说呢？”我跟他开玩笑。“你一个做睡眠监测的睡不好觉。”
“我焦虑啊。我们一边准备众筹，一边研发第二款新产品，加上公司发展，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且我身体不好不是一天两天了，睡眠只是个表相而已。就是因为睡不好，我才想做睡眠产品，我比别人更懂得睡个好觉有多重要。
戴鹏告诉我，有段时间公司面临的压力特别大，他发现睡眠期间的心率特别快，一直到压力缓解之后发了一场高烧，才恢复正常。
我不以为然：“真的正常吗？正常人的反应难道不是马上去医院检查吗？”
“没事，我习惯了。你看我心脏和胃都不好，还咳嗽，浑身上下都是小毛病，要是真有什么大问题，肯定比这严重多了。”
据说戴鹏刚出生时，是个特别结实的大胖小子，但在一次生病用错了药物之后，身体就一直不太好。长大后他“爱玩”的个性虽然让他交了各种各样的铁杆朋友，成了公司里的“资源帝”，但绝对没给他的健康带来什么好处。
“我现在是不喝了，以前喝断片儿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的场景，发生了绝对不止一次！”
这一点我们在大学里共同的朋友都可以作证。戴鹏每次喝酒不仅拼命，还都特别真诚。尤其是毕业临近时，喝高了还要掉眼泪，带动全班男生都哭成一片。现在从学校里出来创业了，反而不太需要喝酒，压力是比酒精更无情的健康杀手。
“那段时间，我们几个创始人凑钱给员工发过工资。那次真的就差一点点，差一点我们就放弃了。”
舒派最初的联合创始人都是戴鹏的研究生同学，刚刚走出象牙塔，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如何建立和管理一个企业，更要经历商场的再次教育。
在一次展会上，他们遇到了一个对上一款产品有意向的“大客户”。为了签单，他们在第一时间飞到杭州，讨价还价，敲定合同，对方一直没表现出任何疑点。等合同盖好章，他们回深圳之前，想请对方吃顿饭，也被拒绝了，只要求他们给买一条好烟。
可是此后他们再也没能联系上这个“客户”，合同上规定预付的货款自然是从未到帐，成了格式规范的一纸空文。那次受骗，舒派损失了一趟深圳往返杭州的差旅费和一条烟钱，还有对生意重大突破的满怀期待。这些东西对一个初创的小公司来说绝不算少，哪怕他们也从中得到了“不可轻信”这重要的一课，并看清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所在。
“拼下限是拼不过的，我们不能再到处去追这些订单，得把产品做好，要做品牌，做面向每一个消费者的东西。”戴鹏说，“从我们去海外参展的经验来看，欧美对健康类智能硬件的认可度比国内高得多。我对咱们这款产品特别有信心，各方面比竞争对手好得太多。他们都能有那么大的出货量，凭什么我们不能也卖到海外去？”
比起商学院式的，大张旗鼓的，一定要使用数据和逻辑框架的市场和策略分析，戴鹏的论证过程和结论都未免显得简单粗暴。但对于身处戴鹏这个阶段的创业者来说，时机和直觉往往比论证更重要。就像第一次面对茫茫大海的航行者，风浪和暗礁是需要发生了再去解决的问题，只有目的地和一路向前，才是唯一确定的东西。
考虑到和美国的时差，众筹项目上线时间定在了北京时间晚七点。为保证第一天的每个环节都万无一失，舒派的好几个员工那天晚上熬了通宵。舒派自己的办公室远不如视频的拍摄场地宽敞现代，红牛在这里是真正的提神饮料而不是道具，但再多的牛磺酸和咖啡因，也不会比屏幕上从零开始不断上涨的筹款数字更令人兴奋。我离开那里时，已经是深夜，回头看整个园区，亮着灯的窗口还有很多。园区外，深圳的夜生活也正渐入佳境。在这样的城市里，不夜才是传奇，睡眠是被低估的事，但没有人会低估一颗创业的心。
莉莉
对于在深圳完成一整套对RestOn的国际化包装这件事，没准我其实是唯一一个带着犬儒式偏见在过度解读的人。如果要在拍摄现场的所有人里找一个思维方式跟我差异最大的，恐怕非Talia莫属。
Talia是位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黑人姑娘，是Clay的邻居和同事，在同一家小学任教。她有一个很地道的中文名字，叫思莉莉。“每次我说我叫莉莉，他们都以为我的英文名字是Lily。”
不管我是否愿意承认，邀请莉莉来参加拍摄，多少是受了美式政治正确的影响。靠她一个没有台词的镜头，就一举平衡了性别和种族。每次看到各类剧集和广告硬生生地插入少数族裔戏份的时候，我都要在心里嘲讽一番，但真要自己行动起来，却发现用这种安排来伪装“在美国”的感觉，相当行之有效。
我担心莉莉的感受，在深圳的最后一个晚上，约她出来吃饭，向她道歉：“对不起，请你拍了半天，最后只有这么一个镜头。”
莉莉并不介意。她是那种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朋友，随和、自信，对展现真实的自己毫不顾虑。
“其实我也有个自己的创业项目。”第一次见面时，谈到深圳的创业，她告诉我。“我在深圳联系了一些厂家，把这里生产的接发产品卖回美国去。我妈妈也在帮我，不过我太拖延了，网站到现在还没做好。”
来中国之前，莉莉曾经在一家非常著名的奢侈品网店实习，时尚是她最大的热情之一。加上她自己还是个变换发型的爱好者，做这门生意再适合不过。
“之前在美国，总是往发廊跑，现在能弄我头发的地方太少了，得经常去香港做头发。不过我终于在深圳找到最喜欢的做指甲的地方了，试了好多家，才发现了最合适的美甲师。”她看了一眼在女性话题里插不上嘴的有些尴尬的Clay。“你知道吗，好多男的也经常做指甲呢。”
Clay瞧了瞧自己短短的指甲：“呃……反正不是我这位男的。”
莉莉是那种无论身处什么环境，都能快乐自得的人。我十分爱看她微信朋友圈里的更新，其中一个持续的主题就是她在深圳遇到的千奇百怪的出租车司机，集合起来，几乎可以写一本有趣的书。
“为什么这个司机总在拿男朋友的事情烦我，整整17分钟，他都在问我为什么我没结婚，没有男朋友……”
“上帝保佑，我的司机在不停的打瞌睡。”
“不听我指路，现在被堵死了吧！”
她对自己当下的生活如此投入，所以连抱怨里都没有那种常见的属于局外人的居高临下。我们有时会发短信聊聊她对未来的想法。
“我羡慕你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做什么，因为我想做的事情太多，行动不够。但不管怎样，我知道自己不想做个平凡的人。”
我真心实意的回答：“像你这样一个美国姑娘，在深圳这样的城市安顿快乐的生活，绝对已经不是件平凡的事了。”
机会
虽然真正的埃菲尔铁塔和金字塔脚下已经遍布中国游客的足迹，但世界之窗主题公园里观光的人仍然络绎不绝。我在附近的一家高档商场里再次见到Clay，我们聊了他神似小学语文教材的中文课本，聊了最近在看的书，还有我为什么开始看美式橄榄球，以及他为什么到了中国后就放弃了看自己跟随多年的克里夫兰布朗队的比赛。后来夕阳西下，看着眼前灯火辉煌的深圳，他谈到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我认识的外国人，总是来来去去，很少有人在这里有长期的计划。”
“你呢？”
“取决于机会吧。”
这是他在深圳的第二年，和他同期到来的外教只剩下莉莉和他两人。用他的话说，他和莉莉虽然住在只隔一条走廊的地方，但附近再找不到比他们彼此差异更大的两个人。可他们的相同点也如此明显——他们都来到了深圳，又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停留在这里，不急于决定方向，而仍在等待和创造机会。
“何伟的三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寻路中国》。”Clay的喜好和我相同，但理由却不一样。“《江城》也很好，但我感觉他那时刚来中国，还带着很多偏见，比如书的最后，他在涪陵城里跟人吵架的那个场景，我觉得他不应该那么做。”
“但其实我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做。在那个时候生活在像涪陵那样的中国城市，文化和习惯上的差异太大，再宽容的人，有时大概也需要找个机会，爆发一下压抑的情绪吧。”我在回答的时候，设身处地了自己在美国生活的感受。我和Clay的相同之处正是我们和莉莉的不同之处，我们不太会直接表达个人的故事跟感受，而是要通过别人的作品来投射自己的想法。
Clay也理解这一点，即使在今天的深圳，他仍然经常会获得一些专属于“老外”的额外关注，加上有每天面对无数孩子的经验，他在镜头前的格外淡定也有了合理的解释。
John倒是给他所有的同事都看了自己“主演”的视频，毕竟这样的工作成果在每周的例会上不会经常出现。
RestOn本来就是一个真正优秀的产品，加上我们“包装”得当，众筹页面上线一个月，就已经获得了超出目标几乎三倍，接近十五万美元的投资。从页面后台的统计来看，这些支持者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十多个国家。比起美元数字，更令舒派的创业者们激动的，是这份对全球市场展望的鼓励。
至今为止，戴鹏和他的团队“出海”的航程一切顺利。在和办公楼物业仔细检查和商议之后，被水淹过的楼层和电梯基本没有给舒派造成什么损失。RestOn入围了每年一度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球最大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终极科技小玩意”评比的决赛环节，舒派将有机会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的产品和野心。比起几个月前的默默无闻，他们这一路始终按“深圳速度”行驶，一日千里。
“创业不易，出海更难，我们需要你的支持。”在众筹上线前一天的舒派官方微信里，他们这样写道。我觉得这句发自肺腑的话比我能想到的最“国际范”的口号都要好上千百倍，可又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在离开深圳之前，我还是抽出半天时间去了一次华强北。大概因为苹果最近没什么新品推出，我没看到求尺寸的海报，倒是有许多流动摊贩表情神秘的兜售蛇皮袋里的东西——包装成iPhone的真伪难辨的手机。面对许许多多的电子市场，我不知道该从何逛起。擦肩而过的人们国籍、口音和肤色各异，但似乎都比我更清楚自己到这里是要寻找什么。我又想到三个星期前的拍摄现场，虽然我是那房间里说最多语言的人，但对于这座城市和城市里人们所追求的事业，也是唯一的“外人”。因而我对从深圳启航“出海”这件事的观点，只能出自一个“外人”的角度。
海就在这里，站在华强北的街头，我这样想。也许在走向世界之前，世界早已主动来到了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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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琰，自由撰稿人，目前常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