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开罗街头也曾有百万人大游行。那年爆发的埃及革命，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前战地记者周轶君目睹了这场革命，目睹了许多穆斯林投身其中。三年后她重返埃及。这个文明古国仍然处在深刻的矛盾之中：伊斯兰教传统和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杜哈逛遍开罗各大商场，犹豫着要不要买下那条标价3000埃镑的鲜黄色礼服裙。学校舞会在即，除了裙子，还有别的决定要作出：“两个我中意的男孩都会来，我还没想好跟谁一起去。”
杜哈是我回访对象中最年轻的。2011年我们遇见时，她才18岁。我得允许她先聊聊“裙子”、“男孩子”。 “价格有点辣，不过我妈说，实在喜欢的话，三千就三千吧。” “3000埃镑”相当于2600多元人民币，在埃及，差不多是一个农民半年的收入。
杜哈父母是常驻巴黎的埃及外交官，在花销方面对留在开罗的独生女格外优待。2011年革命冲击了埃及各个部门，外交官队伍倒相对稳定。杜哈依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决定把她从“裙子”话题，拉回到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穆巴拉克被解职后第二天一早，解放广场忙碌而欢愉。有人移除路障，有人冲刷标语， “穆巴拉克下台”一夜之间过时了。一家叫“古尔马特”的食品公司，职员们由总裁带领，全体扫街。“今天我们都是志愿者，”总裁艾玛吉德.苏尔坦豪情万丈，“各国游客一定都想来看看解放广场发生了什么，所以要马上清理干净。”
一个肤色黝黑、穿传统织布长袍的人，坐了13个小时火车，从南部赶到首都，为了看看“年轻人们干得怎么样”。他翘起大拇指：“干得真不错！”
一群年轻面孔中，我注意到杜哈.纳佳，只有她，拿扫把的手戴着一副雪白手套。这个姑娘瘦长脸，一头蓬松的黑色卷发。她在比利时当了一年交换生，半年多前才回到埃及。“朋友们都说，你应该想办法留在国外，那里的生活更好。但是我爱自己的国家，我想看到有一天埃及比外国更好。”杜哈说起话来有点害羞，不直视镜头。看到Facebook上的召集令，她和同学一起来了。
她说自己不算“百分百革命人”，只来过一两次。父母当时还在埃及，严令不许出门，她是偷偷溜出来的。“谁都没想到三十年的总统就这样走了，”杜哈出生以来，都在穆巴拉克统治下度过，父母也一直为这个政权服务，“突尼斯革命发生的时候，我想埃及什么时候会改变，大概还要等上100年吧，我这辈子是看不到的。”
可改变到来的时候，她才18岁。“选新总统的时候，我刚好够投票年龄！”杜哈提醒我。埃及宪法设定获得选举权的年纪为18岁，代表这个年龄的人对政治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和思考。当时杜哈的心情有些矛盾，或许透露了政治早熟：“我也有点担心，我们没有总统了，虽然军队可以控制局面，但我并不认为，一国总统以这种方式下台是好事。”
与更换领导人相比，她更关心人的改变。不远处，几个青年正蹲在地上刷斑马线。杜哈指着他们说： “埃及人不能再乱穿马路了，不能再随手乱扔垃圾了，他们真的乱扔！我希望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观念革命。”
关掉麦克风之后，她跟我聊起在比利时的经历。那里的生活更自由， 更多乐趣，但让她不舒服的是，欧洲人一听说她是穆斯林，便充满好奇，“我想那里面有一点点贬意。”
不知道这个原因跟她决心回国有没有关系。而回到埃及，本不是她最理想的学业选择。杜哈喜欢化学，尤其是制药化学，“我想做居里夫人，但埃及居然没有制药专业！你什么时候听过埃及出科学家？只有埃及裔、在其他国家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我们国家非常不重视科学！” 最后顺着父母的意思，她折中报考了艾因.夏姆斯大学的药剂师专业。
三年后，我们见面时，杜哈迟到将近一小时。她和五六个女生一起进来，抱歉说考试安排出了点问题，所以延误了。我和她在一间自助餐厅坐下，她挥挥手叫那些女孩们都走开了。一个戴头巾的女孩问了她一句什么，杜哈两手摊在桌子上，做了个“我就呆在这里”的动作。
唠叨完裙子，我问起她这些年的经历——三年来，我和她在社交媒体上偶有联系，却遗漏了她最重要的一个转变：那个害羞的女孩，一度成为政治领袖。“向真主发誓，” 杜哈瞪圆了眼睛，“我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街头革命在校园里催生民主选举。杜哈试着竞选学生政治部发言人。她有点羞涩，但言谈流利。“我站在台上，面对几千人讲话。起先有点紧张，后来越来越兴奋，那么多人一起听你讲话，那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当选之后，这位学生发言人马上接到电视台邀请。“那时我太傻了，主持人问什么我都老老实实回答。” 她在电视上承认学生中有人吸毒，回学校后遭到恶言攻击。她很快证明自己是强悍而聪明的，学会了怎么跟媒体周旋：“特别简单，不管主持人问什么，你说自己想说的！”
杜哈成了学校里的明星。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出她，总有人聚在她身边。随着人脉扩大，她发现只要她肯帮忙，总能解决其他人的问题，或联络到能够解决的人，“真的，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除了阿拉伯语，杜哈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她把发言人工作扩大到对外交流，促成一个国际机构到学校免费培训，又说服约旦一所学校接受艾因.夏姆斯大学学生交换。“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她强调。
我问她为什么社交媒体上不见她提起自己的发言人角色。她笑了，原来是怕父母知道，“要是看到我在埃及电视上，他们会犯心脏病的。”家里禁止杜哈参与政治。
眼下杜哈年满21岁，到了法定参选地方议会的年龄。“如果我想选，也许并不难，但是我放弃政治了。”
听她的经历好似坐过山车，我还没从忽然攀上高峰反应过来，已经陡然跌落到消极避世环节。
当她手中有了“解决别人问题”的权力，也会成为攻击的对象。“人可以变得非常可怕，”她摇着头，一连说了好几个“可怕”，“他们拆你的台，污蔑你，有些人阳奉阴违，渐渐地，我没朋友了。本来挺好的几个朋友，都退出了学生会。最后我也退出了。现在，我只对狗有兴趣，帮助了一些流浪狗。”这倒是跟美国总统心有灵犀——杜鲁门说过，想在华盛顿找个朋友最好养条狗。
一年多前，杜哈在社交媒体上还给我发过链接，叫我看警察街头施暴的视频。那天她叫上同学到解放广场抗议，心中悲愤。对话结尾，她敲进来的句子是：“我发誓，你会见到的。埃及人会实现民主，公平选出总统。”
然而政治终于令她失望：“你为人们做了那么多，到头来，你发现那些人不值得你服务。”比如，学校里的穆兄会成员。他们原本不敢公开表达意见，现在——“去查查他们的论坛留言，那就是恐怖分子言论，动不动要搞爆炸，萨达特（前埃及总统）犯了错误，释放他们，我要是总统，统统关起来一个都别想离开！”她几乎要拍桌子，那个政治部发言人瞬间复活。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相比，她的肢体语言幅度更大了。
不管怎么说，杜哈承认自己是幸运的。如果穆巴拉克不走，她不会对“死气沉沉的政治”感兴趣，也就不会发现自己的潜能。尽管一年多民主政治经历，于她像是囫囵吞了盛宴，有点消化不良，“至少，我现在知道自己有能力做很多事情。”坐下来时，我看到她与其他女生的互动，已经察觉到这个姑娘变得十分自信，甚至有那么一点点高傲。她打算本科毕业后，到欧洲念最喜欢的制药专业硕士。“还有，我对国际关系和政治也感兴趣，也许两个专业都会念。”
杜哈掏出手机，神情忽又变成一个小女孩，暧昧笑着，让我比较那两个意中的男生。“我更喜欢这个，但他是个基督徒。” 我认真看了，两个男生长得挺像。在埃及，不同宗教间通婚是可行的，通常的做法是其中一方改信伊斯兰教。
走出餐厅，杜哈要去商场礼拜室祷告。在此之前，她必须去洗手间仔细清洁身体。她请我帮她拿一下包，然后想起了什么：下午的考试对她并不难，难题是，包里放着一盒从法国捎来的巧克力，不知该给那位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男孩。
埃及是我去到的第一个“外国”，那年我24岁。阿拉伯语从书本里走出来，七千年金字塔触手可及。最大的转变是，你成了“外国人”。走到哪里都遭人围观，小孩子涌上来摸我们黑而直的头发。与当地人交谈，他们对中国的种种幻想或是误解，最终都会变成你完善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是在埃及遇见了西方。埃及见闻中随便扯出一个线头，都能牵引西风东渐的往事。法老墓上的象形文字，今人能够读懂，全因入侵埃及的法国士兵，无意中发现罗塞塔碑。这块黑岩石上镌刻三种文字，失传千年的象形文字忽然找到注解。开罗最精美的老房子里，阳光透过细密繁复的木窗棂，阴影铺满素雅匀称的马赛克地砖。可它是一个英国人的故居，埃及国王还封他为“帕夏”（总督）。市中心有个 “美国大学”，再一查，在黎巴嫩和海湾也有分校，原来是一段美国基督教传教史。更不用说我念的新闻系，落笔句子常常是“美国国务卿就中东局势发表谈话”、“ 欧盟检讨中东移民问题 ”……要理解中东，不可能不追溯到“西方”这把钥匙。
1798年拿破仑在埃及登陆以来，欧美影响像一把利刃不断塑造中东，打磨出一个现代社会的模样，但也留下硬伤（殖民者不合理的边界划分），更不用说挥之不去的心灵创痛。至今，萦绕阿拉伯人、伊朗人、土耳其人的问题还是，一种曾经灿烂的文明，如何面对强盛的西方？
公元8世纪至13世纪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期，科学技术领先，文学艺术兴旺。阿拉伯语翻译的古希腊经典，为欧洲文艺复兴保留了火种。十字军东征，劫掠回去的是东方进步文明成果。但那以后，伊斯兰文明不断遭遇挫败：蒙古铁骑、英法殖民者，能源的发现把美国引入中东，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峙，最后以色列的嵌入，造成阿拉伯人最羞辱的战败记忆和至今无法平息的冲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曾经维系了一段时期的荣光，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崩离析。
中东对美国和欧洲的意义是不同的。即便没有石油，欧洲与中东地缘相近，注定了两种文明与生俱来的相抵相融。拿破仑的军队很快撤走，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却深受震撼，派人到巴黎考察学习，带回来一系列社会改革，影响到奥斯曼帝国各个属地。埃及率先在1875年仿效英法，制定宪法成立议会。比起政治变迁粗阔的线条，不同人群间生活方式的影响绵密无声。阿里改革促使阿拉伯知识分子借西风振兴文化，人们的穿着、时尚、乃至语言都出现了变化。到了二十一世纪，现代通讯和交通令世界各地的人，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埃及人爱看好莱坞电影、土耳其电视剧，上层精英们更加频繁地往返欧洲，社交网络上人们零距离对照彼此的生活。
几百年来，各种“主义”试图为伊斯兰文明复兴找到出路。但2011年发生的变革，却没有意识形态主宰。它也不象是关于“哪一种制度更适合”的严密论证，而是一声朴素的生活要求：“别人有的，我也要：自由、公正、尊严。”
每次在外采访，我都找机会接触中国留学生。他们对异域文化的观察最直接生动，在新鲜陌生的世界里，他们身上的“中国”也更加清晰。十多年前，我自己就是埃及开罗大学留学生，2011年那次没来得及故地重游，这次一定要了心愿。经朋友介绍，一名正在开大念文学硕士的中国女孩愿意用她的学生证领我进去。
小月在天桥上出现了。我远远就认出那是个中国人：轻盈瘦欣，长的上衣和几乎盖住脚踝的白裙子， 一路飘过来。“我在国内不会这么穿，和埃及人一起上课，穿太短他们会不高兴的。”她清秀伶俐，带着热情的笑容。
跟我当年一样，小月24岁来到埃及。可是2013年初至今经历的，正是军方和穆兄会矛盾加剧、暴力频仍的时期。她住所楼下就是地铁站，坐一站到学校，十分方便。但是半年前，一天早上七点，她还在睡觉，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就像很强的风使劲从外面吹阳台门玻璃，玻璃要碎了一样。”地铁站里一枚炸弹爆炸，五人受伤，大部分是巡逻的警察。
小月很快见惯了周围各种游行，就连家门口的爆炸，也没有深究凶手是谁。“这种事情我们默认是穆兄会做的了。” 除了人身安全，诸多不便渗透到她的日常生活：去超市买东西，钞票被拒收，因为上面写了一句反政府口号。基础设施受到严重影响，停电停水随时发生。
我们打算从离天桥最近的大学侧门进去。十几个人堵在门口，校卫不放行。小月举着学生证，用阿拉伯语说：“我是这里学生，要去系里找教授。”还是不让。尝试另一个侧门，同样不灵。她担心可能是学校里出了什么事，但现在正是暑假，应该没什么人。“封锁校门是常有的事，没人向你解释。”
开罗大学早就不是象牙塔，小月的课程多次被校园里的催泪弹、水枪打断。去教室的路上，常常站着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开罗大学那么乱，因为学生往往是集会游行主力，而且他们中穆兄会成员和支持者众多。
埃及普及大学教育，招生对象广泛。我当年的同学中有精英阶层后代，也有偏远农村的孩子。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就曾是开罗大学学生，这个组织向穷人施惠，在贫困青年和理想主义者中很受欢迎。巧合的是，过去三年革命中，世俗反对派领导人、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是开大毕业生，穆兄会背景的总统穆尔西也是，但两个人主张迥异水火不容。
终于有个小门不设防，我们跟着人群进去了。记忆中碎片般的影像，渐渐拼凑，却终究有些生疏了。最陌生的是校园里满墙涂鸦，看得人头晕目眩：“刽子手！”“杀人犯！”“CC蠢货！”“我们学校怎么那么多穆兄会的人呢，”小月问，又指着墙上的 “CC”问我：“学姐，这是谁呀？” “就是你们的新总统塞西啊！他原来是国防部长，镇压了穆兄会……” 小月恍然大悟。她在官方报纸上看到过塞西全名，“CC”是他姓氏的民间简写，而校园里密布的，是对他的咒骂， 她没想到所有这些指的是同一个人。
不知道小月如何理解埃及这三年来的曲折变化。我小心翼翼问到“民主”——在某些语境下，这个词已经太多歧义，甚至污名化。我不想提起它，但有时，似乎只有它能探知一个人在系统思考之后的总括。
小月的回答文采飞扬。她形容埃及人的民主追求：“意淫！”
“为什么呢？”
“学生们游行根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凑热闹走过场，找个借口不用上课罢了。”
“你跟他们聊过吗？”我想起她对“CC”的困惑。
“一开始我问过他们为什么游行，他们只能回答我喜欢谁不喜欢谁，说具体点就不行了，语焉不详，后来我就不问了，他们说了也跟没说一样。”
小月忙于课业，跟班上埃及同学关系良好，但没什么时间深交。硕士生各忙各的，也不大在校园里久留。据她观察，平时聚在学校里的大多是本科生，下课就没事做，闲坐聊天，或是“一个破易拉罐，踩瘪了踢一下午”。有时小月晚上去听课，离开时天都黑透了，那些学生还没走，直到校警吹哨子赶人。“游行能解决什么呢，他们就是没事干！”
埃及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这也支持了她的看法。除了文学专业课，小月希望选修“希腊哲学”，但大部分埃及学生畏难，最后因报名人数不足三人而取消。有次期末考试，考题跟老师之前讲的稍有变化，埃及女生居然当堂大哭起来。“我就想，抓紧时间能答多少答多少呀！”一个中国学生的阿拉伯文学课要比本地优秀学生考得好很难，但小月的英语、计算机等科目，一直比大部分阿拉伯学生高。
小月的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学。她喜欢阿拉伯古代诗歌，“阿拉伯现代文学中有出色的小说，但文学理论引的都是西方那一套。”她最爱的还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中国和阿拉伯文学在题材、类型上差距很大，相互翻译的作品又很少，研究者常常需要找英文译本当“第三方”。如果找不到英文译本，还想做比较，理论上来说，就得自己动手把整个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所以，中国学生最后大多改写文本分析，也就是单向解析某个作品的特征。
小月常用中国网络流行语“奇葩”、“醉了”来形容埃及社会种种奇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想起，十三年前，那也是中国同学间的谈资。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是埃及学生远不如中国人勤奋，最难理解的，是他们超越逻辑的乐观情绪。而遇到我们无法解释的行为，就归于“奇谈”，从中取乐一番。几个世纪前，阿拉伯旅行家也好搜集各地奇闻，以骇人耸动为要，解释原因反不是最重要的。至今，我看到的中国中东研究，在历史、政治、文化、宗教方面都卓有见解，但很少谈到人与人的接触，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相互理解。
我们在学校主道上走了一会儿，人影稀疏，流浪猫在脚边徘徊，看不出有什么缘由要封锁校门。我想起包里有香港带来的牛肉干，就拿出来一起吃。食品总是中国留学生最好的慰籍。
我问小月是不是在埃及的见闻，影响了她对民主的看法。她想了想，放慢语速说，其实出国前，信息的获取对她早不成问题。她喜欢韩国明星，为了追韩星的Facebook，用上一款翻墙软件，而那软件一打开，主页是中文新闻。“当然啦，中国有很多问题，我也恨腐败，但是，你硬要搞西方那种民主的话，就像埃及，你看看乱成什么样子。年轻人成天游行，荒废学业 。”
后来我发现她在自己的微信上，留下一段宣言，更准确地解释了她的想法：“作为一个非党员，连团都没入过，我觉得我果然还是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西方那些民主专制的说法不过欲加之罪罢了。任何权力的集中都会存在专制，绝对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也不是万金油。再如何民主，统治阶级也不会消失。过好日子是真的，民主能当饭吃吗？民不民主还不是政客一张嘴。国家如果有问题要承认，要正视，而不是一味不分青红皂白否定批评，往死里诋毁你的国家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无法对一个家门口有炸弹的人讲“民主是个好东西”。无结果的游行、高压水枪下的停课、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这些对小月来说都是活生生的。
她饮的这一瓢“民主的滋味”，是危险的，无用的。也许我可以说，那是因为小月没见过2011年的解放广场，没有跟那时候的埃及人聊过。但即便能够，答案会不同吗？三年来，埃及人共同经历的，是梦的破碎。一些人的生活跟着破碎，她会听到此起彼伏的哀叹。
然而埃及革命，是一个关于“杯子半满，还是半空”的故事。在回访的那些人身上，我看到三年前的共同追求不可能不留下印记。比小月年轻四岁的杜哈，天分与才能在国家转变中闪亮出来，她厌倦政治，却没有意识到，政治释放了自己：她不再担心去欧洲，不再听命于父母，年轻的心开始高飞。
每一瓢革命的滋味，冷暖自知。而每一种滋味都是真实的。当我怀疑小月看到的并非全貌，那么我写的这些人身上，又能不能勾画变革的脉络？三年时间，又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丈量？
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忘记那场革命，哪怕它凝成了疮疤。变革的冲击太过猛烈，唤醒了无数心灵。
遇到杜哈的那一天，我的摄影师，一个不关心政治的香港人，激动地说：“看见年轻人主动出来清扫，我感到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在埃及的日子里，他忽然向我问起很多关于中东的问题。
三年过去，我看见每一个人仍在为突如其来的变化寻求解释，解释自己的境遇。当人开始寻觅答案，他已经变得不同。
尽管2011年促使变革发生的手段之一、通讯科技来自西方，但那影响是间接的。从突尼斯示威开始，西方政府反应迟缓，法国内政部曾经通知后来被赶跑的本.阿里，愿意调遣警察平息。驻扎第五舰队的巴林应声而起，令美国在现实利益与民主原则间进退两难。西方第一次在中东的变化中失去主动。为了挽回主动，才有了后来的陈兵利比亚。转到叙利亚这一站，又变质成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利益较量。
以三年时间回溯，2011年革命，对于埃及社会面貌的影响，无法跟过去两百多年西方的直接干预相比。但它在人心里激起的情感是不同的，因为这一次，是他们自己改变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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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轶君，资深战地记者，长期从事中东及国际热点地区报道。现在是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