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特朗普提出动议，要求在入境时将移民父母与其子女分开，此举引发诸多不满，进而在媒体上催生出一系列的影像、记录和报道。我们在照片里看到了在牢笼里号泣或独自大哭的小孩；我们听见了他们的哭声。他们是如此恐惧和悲伤，以至于令人难以直视。尽管各路“安·库尔特”（Ann Coulter，持有极端保守立场的政治评论家——译注）们声称这些小孩可能是对着屏幕“表演”，以操纵公众对特朗普政策的反对情绪，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一个四岁大的小孩根本没法刻意表演。

这类媒体的力量来自于它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当约翰·摩尔（John Moore）在入境处拍到那名两岁女孩时——现在这组照片已经火了——“他当即认识到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照片——不说等了许多年，至少也是日思夜想。”《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这个宝宝的照片将会引发一些改变——未必是针对她自己，但或许会影响到别人，即便不能左右现行政策，至少也能让美国人改变对政府的看法。对大人来说，想要保护无辜且无助的小孩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欲望，当这种情形的始作俑者是白宫里那些位高权重的政客时，这种欲望尤其强烈。小孩子的哭声，透露出美国政治表面光鲜、逢场作戏之下一丝不可多得的真实情感。

问题是，运用“海报儿童”（poster child）来造势究竟需要遵循怎样的伦理原则？目前许多媒体的做法仍是不太到位的。分享一张照片或者一条链接可以引来关注、调动情绪乃至煽起愤怒，但它也有可能模糊论辩的焦点，从而掩盖问题的根源。最直接的问题当然是这些小孩的命运；最直接的敌人则是无良的白宫政客。然而，要面对更大的挑战，还需要一种广博的同理心，只盯着区区一个小孩子做文章是不够的。

在近年来的诸多政治风波中，海报儿童在媒体上的亮相率一度大增。例如伊拉克的萨马尔·哈桑（Samar Hassan，拍摄时5岁，健在）、叙利亚的欧姆龙·达克内什（Omran Daqneesh，拍摄时5岁，健在）以及欧洲移民潮中的阿兰·库尔迪（Alan Kurdi，拍摄时3岁，已去世）等，都成为了强有力的符号，在西方世界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反响，这是成年人的影像根本无法做到的。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早一点有尼克·伍特（Nick Ut）在越南战争中拍下的那张著名的潘金馥（Phan Thi Kim Phuc，拍摄时9岁，健在）在路上狂奔以回避燃烧弹的照片，到了1980年代，则有忍饥挨饿的埃塞俄比亚小孩照片得到媒体热议。

这些影像与西方历史悠久的儿童慈善事业有一定关系。譬如，慈善领域里经常会用幼小的孩子的照片来激发中产阶级的怜悯心。在1980年代前期，英国的灾害急救委员会（Disasters Emergency Committee）就以一张题为“他们的最后一餐”、内容为两名骨瘦如柴的儿童进食的照片博得了公众对中非地区饥荒的关注。最终，捐助者总共为此捐献了2300万美元。

海报儿童带来了一项悖论：他们是真实的，他们的痛苦也是如此——但他们是被刻意选出来代表一种可以被他人所分享的痛苦的。一个直白的例子就是“资助一个孩子”这种类型的慈善，诸如“拯救孩子”（Save the Children）这一慈善项目便把捐助者与一个单独的受资助者相联系。捐助者甚至可以在相册名单上选择要资助的孩子。在《荒凉山庄》里，狄更斯借助杰里比夫人（Mrs. Jellyby）这个角色，对此类所谓的人道主义加以辛辣的讽刺：这位夫人成天为远在天边的人奔走呼号，但却忽视了照顾近在咫尺的自家小孩。狄更斯的批评要点在于，世界上的各路“杰里比夫人”不时会犯下买卖圣职罪（sin of simony），这帮人贩卖一些神圣的、精神性的东西，不过是为了满足一己之情感需求而已。

让区区一个小孩来代表一整场危机，可能会有一系列政治上的后果。第一，以摩尔照片里的小孩为例，她自己显然是没法发声的，就此，她不再是一个鲜活的个体。相反，她成为了一张任由成年人投射自己的焦虑和恐惧的白纸。第二，这种做法模糊了他人的痛苦——尤其是成年人的。摩尔的照片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这名年幼的移民的孤独感，这当然是令人心碎的，但也就顺理成章地忽视了她的家庭成员。这就把一场无分年龄与人生阶段、牵涉到全人类的危机简化成了一种全方位突出脆弱性的单一化形象。

在美国人对这些小孩影像的反应背后，潜藏着一条颇为令人不适的真理：这个国家里占据多数地位的白人对有色人种小孩的观感，与对其成年人的观感迥然不同，我们可以称这种现象为“受害者身份的视觉修辞术”（visual rhetoric of victimhood）。这场危机是同时发生在宝宝、幼童、青年人、父母、老年人身上的，但能够让美国人留意其边境及移民政策之不人道的，能够让诸如劳拉·布什（Laura Bush）这样的共和党人出面来为外国人主持公道的，也就只有小孩子的照片了。

与之前为埃塞俄比亚饥荒募捐的广告类似，这些影像都并非虚假，它们刻画了真实的痛苦。但如果惟有小孩的彻底无助才能够感动世人的话，那这对小孩也不算公道。当人们怜悯一个没有政治主体性（political agency）的宝宝时，这个宝宝便成为一种人们表达其对本国政府的焦虑的另类渠道，俨然就此便不用再对其父母的自主言论作出回应了。但这不叫对话。

或许媒体的“海报儿童”综合征将会永远扮演催化剂一般的角色。一开始，我们看到了宝宝，宝宝的哭声触动了我们心底（heart）的动物性部分，接着激发了心灵（mind）中有意识的部分。但过于依赖“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条道理来从事与移民相关的政治工作，那就跟靠北极熊宝宝来吸引人们关注气候变迁的做法差不多。这种策略有其局限性，也束缚了我们的理解力。社会正义领域里有一条格言，它提醒我们表露出创伤并不是受害者得到尊重和理解的先决条件：展示痛苦可以催生同情心（empathy），但这把受创伤的人摆到了猎奇对象的位置上。美国边境的移民亟需一种主体性。为促成这一点，美国人需要倾听他们被迫发出的呼声。一个孩子可以哭叫（scream），但她不能言说（speak）。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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