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上周六晚，我在大理的临时居所里破天荒地扭开电视，看央视一套的“青年中国说”。圆形的舞台中央，一个年轻人在演讲，无非是些流行的话题，“裸辞”、“流浪”、“非洲公益”等。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像蜻蜓从水面掠过去，浅浅触及表面，便戛然而止。随后，我拔掉电源，拉开窗帘。熄灯后，远处苍山寂寂，涌进来淡冷的雪光，才长长舒了口气。

是的。我就是那个年轻人。

接到央视的通知，是去年8月。那时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住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一个农家改造的旅舍里。没网，没信号，缺电，我每天迎着天光读书，写作，天黑便点上蜡烛洗漱，睡觉。已经一月有余。

直到嘴里淡出鸟来，下山开个荤，在有Wi-Fi的饭馆，收到电视台心急火燎的召唤：

是你吗？在肯尼亚建了学校那个。

我是中央一套节目的导演。需要你来录节目。

收得到吗？？

那时候，我正在吃一盆珍贵的鸡肉炒面，看着手机发怔，想想又放下。直到晚上，睡在峡谷边的木屋，在激流的噪音里辗转反侧，从枕头底摸出来手机，打出来一行字，删掉。再打出来，又删。清晨醒来时，回复框还维持着空白。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踌躇。

8年前，我拿到奖学金去新加坡留学，毕业后进最大的银行，有体面的薪水。甚至在街上走着，都有种冷然的自持和傲气。同时，我还忙着创业，跟伙伴们喊话，要早日融资和上市。

早点发财。

可是后来，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我开始在这种生活状态中体会到不安，甚至荒谬。更具体一点的说法我已经在节目中有所表示，在此不再赘述。想必你也能猜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简而言之，我辞去了当时的工作，开始我的新生活。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天早上醒来，总在一处新鲜的地方，一间旅馆，一处山洞，一辆铁皮火车敞开的集装箱，一艘在火山脚的湖泊里荡漾的木船……在头脑短暂的空白里，想不起从哪儿来，又要去哪儿。却也无需努力去想。只需要找当地人问：今天有什么车，去哪儿的？好的，就去那里！我一拍大腿。全然没有概念，那里有什么，我又会遭遇什么。

从此，我不再领导生活，而是让生活带领我。从前把自己限定在办公桌和会议厅里的我，竟能如此随性。会在尼罗河的船上跳舞，会住到刚认识的当地人家里，打地铺喝茶聊天。

刚开始，在多数的城市，我刻意维持着孤独。受不了曾经浸染在相同社会的人们，坐在一起唠叨，习惯性地谈起过去，彼此勾起且加深那些规矩，教条，价值观。就像受不了在聚会里，同学总有意无意地提起，在哪里任职，薪水多少，要结婚了，然后被撇在角落凌乱地发抖或渴望。除了保持孤独，我也不看电视，不读新闻。每周打一次电话给母亲报平安，是我和从前社会唯一的联系。

就这样，我漂流到社会的边缘，才开始真正贯彻自己的意志。我不再用iPhone，穿Zara，喝Starbucks，不需要任何名牌出现在消费清单上。我也不需要买房子、考公务员、进外企，求一纸编制或者户口。

在路上，我曾去过很多这种地方：泰姬陵、金字塔、吴哥窟……也照过不少照片。事后却很快忘了，照片导入硬盘，也懒得去碰去整理。现在让我回忆，能马上浮现的，不过是些琐碎而平凡的细节。比如，在缅甸的乡村公路，躺在一辆快速移动的面包车顶看流云。比如，在阿富汗东北的山口，深夜黝黑的雪里，撒出一泡粘稠滚烫的尿液。再比如，睡在印度锡克教大金庙的大通铺里，深夜有美国女人坐起来，抱起吉他弹唱一曲迷惘的Adele的歌曲......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文章开头。那时候，我已经出走一年多，在非洲建完学校回来，在尼泊尔的雪山深处隐居，每天接触的，不过是雪山牦牛，和寥寥几个语言不通的当地人。想起在新加坡，在中国的往事，荒诞得像上个轮回的经历。

那天晚上，我在激流边的木屋里辗转反侧，后来对自己说：去吧，回到世界的中心，去录制一场表演性质的节目，也是修行的一部分吧。修行的心本来是空的，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没太大所谓。我只需要梳理生活的脉络，跟着流动的方向走。

于是，我终于遏止了删除的念头，把两个字发出去：好的。

没想到，节目的筹备，远比我想像的漫长。8月便写好初稿，却在之后的每两个星期，反复修订，甚至推翻重来。一直改到12月初，正式录制前的晚上才定稿。录制了1个小时，进入后期制作，直到今年1月在电视上播出，不过短短15分钟。

至于我在台上的表现，我在电视前看过，表示全盘接受。不是因为完美，而是因为不完美。那是我第一次公开演讲，克服了别人难以想像的焦虑，在聚光灯下侃侃而谈。一切的——语速、节奏、手势，都是自发的，不在我的预期和控制里。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真实。

播出后，我认真地看社交平台上的评价。褒奖的有，负面的也不少。当然不论正面负面，都无法触及到我。他们只是些屏幕上的文字，对象是电视上一个供展示的形象，毕竟与我无关。

但我还是希望能在此做出回应，同时补充一些被剪切的细节，给观众更真实而全面的视角。

首先归纳网上的几点主要的质疑。

很多人说，怎么不回国做公益，而要去千里迢迢的非洲。这点在现场被讨论过，记得是杨石头提出来，我做出回应，最后撒贝宁总结。但这段被剪了。

离开新加坡时，我并没有什么目的，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只是以空的心去迎接未知。从南亚，到中东，最后落脚在肯尼亚。那时候，机缘巧合，接触到一个贫民窟的家庭，得知她家的小孩刚死去，竟是因为放假时吃不到学校的粥饭。我不知道国内的状况如何，但这是我当时能接触到的，身边真实的苦难。

在台上，我回应杨石头说，当时并没觉得这是别人家的孩子，就应撒手不管，然后飞回中国服务。如果真的如此，那我的爱里也必然有自私和残忍的面向。而撒贝宁也总结得好，爱应是纯粹的，不该被贴上家庭、国家等标签。

有人说，做了好事何必标榜自己，你背后是不是有团队。

我只能说，社会需要一个这方面的形象，而电视台挑上我。如果不是我，也会有另一个经历类似的人。而如果是别人，那我还在深山里隐居着，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不需要向社会索取什么，当然无需标榜。自然，团队更是没有的。

《了凡四训》里记录这个故事：子贡用钱赎人，但是不接受政府的奖金。孔子说他错了，说你这么做，鲁国还有谁会去赎人呢。相反，子路救了落水的人，接受了一头牛做奖励。孔子说他对了，长此以往，鲁国会有更多救落水的人。

我深信这故事背后的道理。

有人说，你能做出改变，是因为有条件，随时回来找高薪的工作。

我想澄清的是，回国之后，我并没有找工作，而是去四川雅安做义工。然后到上海，加入橘子树工作室，一个致力于传统文化交流的平台。能拿到的报酬，估计还不够维持基本生活。流亡的经历并不象某种花瓶，你去拥有它，然后束之高阁。如果流亡有个终点，那你发现抵达终点那个人，跟在起点时截然不同。

在路上频频遇到这种人：刚毕业的，没有积蓄，靠在路上打工来维持旅行。甚至认识一个瑞典的音乐家和诗人，和他的画家妻子，在太平洋边的旅游小镇拉三轮车，凑够钱再去下一个国家。他们40多了，已经将这种生活方式维持了十多年。

所以，总有人说他还在为温饱而挣扎，无法洒脱。那我理解的是，你觉得在与之挣扎的，不过是欲望。富有感和满足感，不是在于你拥有的多，而是在于你需要的少。

还有一些人，在议论“金领”、“30万”、“学霸”这些贴在我身上的标签。

我想说，要是能自主选择，我只希望讲个单纯的故事。但是，这是个信息过量的时代，媒体的宣传不得已需要眼球和舆论，也是我不能控制的。也许，你就是被这些标签吸引，走进来，看到这个视频。那么我希望你能越过那些枝末，体会到我真正表达的主题，关于我做出改变的原因，关于流亡，关于爱。

其次，“容嬷嬷”李明启老师，貌似一直在忍耐我的演讲。等到刚结束，便拿起话筒，控诉般地发言：百善孝为先，你去这么多危险的地方，怎么对得起妈！我愣住，自然地开启防御机制，简单回答，我妈很开明。老师却始终不甘心，在我和其他嘉宾互动时打断，伺机突破我的屏障：说说看，你妈怎么可能同意！

的确，我妈开始是不同意的。从文革和贫穷年代走过来的她，认为体制是最好的归宿，稳定是生活的代名词，理想不过是青春期过剩的荷尔蒙。而孩子，不过是印证这些理论的，即将塞到模具里的原材料。自然的，当我找机会摊牌时，她的期待粉碎了，认为是对她智慧和情感的背叛。我无可奈何，却仍然做出决定，送给她一个同样的“无可奈何”。

之后的事实证明，得到母亲的接受和认同，不过是需要时间和过程。刚开始在印度做义工时，她还是排斥的；当我顺利地穿越亚洲后，她开始不置可否；再到我在肯尼亚筹款建学校时，她已经能够支持和欣赏。而上周，当我在电视上侃侃而谈时，已经成为我妈的盛典。

由此可见，儿女的生活轨迹，永远是和父母博弈的结果。

我还想补充一个观点，是在台上总结旅行时说的，后来被很可惜地剪掉。

我当时说，旅行就像吃麻辣火锅，只能刺激你的眼球，深入不到皮肤以下的内心。而这里的旅行，我指的是为完成任务式的旅行、炫耀式的旅行、纯观光式的旅行。在这些旅行方式里，你是目的明确的，跟在公司完成某项业绩没什么区别；你是生活在别人目光中的，并不能启发独立的思考和自由；你只是在取悦感官，那确实像吃了一盆火锅，快感转瞬即逝。

最后，再来简单陈述一下我从肯尼亚回来之后在做什么。正如前面我所交代过的，我先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隐居了一段时间，又在四川雅安做义工，接着为了录制央视的节目去到了上海，随后加入了橘子树工作室。现今我住在大理，也算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未来仍不可知，但我希望自己能够始终保持一颗旅行、流浪，或者说修行的心。也许你们觉得漂泊、动荡，但我自己的感受是宁静、空灵而自然的，正如此刻窗外皑皑的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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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视频是黎海森参与的那期“青年中国说”。如果你只想观看他的表现，正好他是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