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日沉默之后，深圳晚报在头版发出报道，还原记者采访姚丽娜病逝风波始末：“没有穿着白大褂伪装成医生”、“没有偷拍遗体”、“没有高呼‘新闻自由’”、“没有推倒姚贝娜母亲”……“巨大的压力使我们的记者疏忽了与家属的事先沟通，暴露出我们在突发事件报道中不够审慎和周密的一面，但绝非像某些网络营销账号以及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士说的那样龌龊和冷血。”深圳晚报的这个说法，基本能为大家所接受。

现在回头看围绕姚丽娜病逝所产生的媒体伦理争议，的确有很多的误区。除了深圳晚报采访争议外，网上还广泛流传《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这是一篇混杂了无知、误解和矫饰正义感的杰作。该文引用一位自称淼哥的朋友圈文字，将守候在医院休息区的记者称为“毫无怜悯的盯着将要死去的猎物”的“秃鹫”：“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扰一位将逝的人，难道因为他的悲惨消息能吸引变态者的眼球吗？这样能让你的年终奖多一点吗？用这些钱花天酒地的时候能开心吗？”

好严厉的指控，如果仅仅针对守候在医院休息区等待发布新闻的记者而言，这的确是过于低智商的恶毒了。从媒体事后发布姚贝娜死讯的报道内容看，充满了善意。关注这些消息的受众，哪里有变态的成分？如果记者想多些稿费，原则上应该希望姚贝娜慢些死，好每天都有新闻可写——会有这样无耻和弱智的记者么？说记者“焦急”，说关注姚贝娜死讯的人“变态”，更多是言说者内在真实心况的映射吧。

在海外，对确信将不久于人世的重要人物，媒体都有事先准备讣闻报道的传统。近几年，相信中国大陆知名媒体，也会这么做。几年前，网上传李登辉病逝的消息，煞有介事。我在核实后，还曾在微博上辟过谣。作为一个长期跑台湾时政新闻的记者，我比其他人更清楚李登辉在台湾民主化和两岸关系中的分量。李登辉已垂垂老矣，身体状况不佳，这也构成坊间多次关于他逝去的传说都有信众的基础。我基本上相信，台湾各大媒体已初步准备了李登辉病逝的策划文稿，以便在新闻事发后能第一时间推出，这并非冷酷无情，而是一个负责任大报必须要有的承担。

歌手姚贝娜没有李登辉那么重要，虽早已传出乳腺癌的消息，但很少人想象她这么快香消玉损，估计没有媒体会事先准备她的讣闻。但当她病危的消息传出后，娱乐记者等在病房外，则几乎已是必然。这和新闻伦理并无冲突，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惟其如此，才能最大化也最迅速满足广大受众在信息时代的知情权。

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有关姚贝娜死讯的消息，只有凉薄的几行字，没有任何细节信息，那应为坚守在病房休息区的记者鼓一下掌。

这么说，不意味着记者们在采访讣闻时都毫无指摘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权力的滥用。在此前的灾难报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记者毫不顾忌逝者家属感受的应急采访。媒体圈中对此早有批判和反省。深圳晚报未经家属同意，即在医生的配合下前往角膜手术现场进行拍摄。虽在家属表示反对后，即删除照片，但对陷入悲痛中的姚贝娜家属而言，此举确实可能构成严重困扰。

姚贝娜英年早逝，留给歌迷的只能是一声叹息。她逝后捐献眼角膜，同时也贡献了关于新闻伦理的一个生动案例。对姚贝娜家属而言，这或许有些遗憾，因为相较传统媒体的常规报道，在新媒体上传播的有关记者采访边界的争议，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这是信息化时代的特点，它更符合新闻传播的特点，传统媒体单方面掌握话题走向和话语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开始接受拷问并做出回应。而作为公众人物的死者，其家属及经纪人，在接受生前镁光灯簇拥所带来的红利外，也应有承受逝后被媒体善意报道所打扰的雅量。无论是死者亲友，还是记者。讣闻报道中，我们都需要有为对方考量的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