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节档，《红海行动》36亿的票房达到内地影史第二的成绩，让低调的导演林超贤一度被推至风口浪尖。作为他近年来的代表作，由《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构成的“行动系列”，不仅让业内看到主旋律影片商业化潜力，也让观众对这名一直隐藏在幕后的导演有了更多的认识。

这样的成绩远超林超贤的预料。在开拍时，对林超贤来说只有压力。《红海行动》是他首次执导投资超过5亿元的大片，也是首次进军春节档。“我们是一部现代战争片，跟《战狼2》很不同，他是一个个人英雄。不过对观众来说，都是相似的类型，而且它的最后那么厉害，会让我往负面的想，会把观众对这种电影的能量消耗光了”。

“挑战未知”，一直是林超贤导演生涯中最值得亮眼的特色。《湄公河行动》用商业片动作类型的双雄模式讲了一段抓捕犯人的故事，《红海行动》用军事片讲述了我国海军陆战队如何在非洲解救人质，而接下来的新片《紧急救援》，则将镜头对准海上救援团队，将与大自然展开抗衡。

近年来，林超贤在商业片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肯定，从《激战》、《破风》，到《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他执导的影片近几年在内地的票房从1亿上涨到36亿，获得了阶梯式的走高。他能够自信地说出，“作为一名在行业做了几十年，必须懂怎么判断哪个电影是好的，就像厨师要把客人点的东西做得正宗”。但他从始至终，都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

这与他刚刚出道时的经历紧密相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林超贤因为机缘巧合，加入新艺城，从最基础的岗位做起。直到1989年担任制片助理时被《小男人周记》的导演陈嘉上发现，觉得他是一个做事认真并且一定能完成的人，他才获得担任副导演跟随陈嘉上学习拍戏的机会。

没有经过任何学院派的教育，林超贤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热情进入的电影行业，而动作片正是他的挚爱。“八十年代动作片市场也很大，从入行前我就喜欢动作片”。

在完成《小男人周记》后，林超贤主动跟陈嘉上表示希望跟随他学习电影。在上世纪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有许多导演都是从基层做起，通过在拍摄现场积累经验，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电影导演。在跟随陈嘉上学习及担任副导演时，林超贤便常常会想，“如果我发生这件事，会怎样去想这个情节，（怎么）做一个我自己的电影风格出来”。

这样的琢磨，完全来源于他对动作片的热爱。在刚刚入行时，林超贤并没有这么强烈的热情。他所在的公司，有不少项目都是爱情片和文艺片，比如他担任过“非常文艺”的《不脱袜的人》的副导演，该片由张曼玉主演并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在那时，就是在岗位上做好要做的事，热情没有那么强烈”。

《逃学威龙》让他第一次在副导演的岗位上找到了对动作片的热情。“那时候终于有一点点动作，开始有感觉了”。他对动作片的热爱，在担任《飞虎雄心》的副导演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该片的导演陈嘉上表示，在拍摄该片时，“（我）负责创意统筹，坐在导演椅上掌控全局，具体的活，都由林超贤操刀”。

《飞虎雄心》几乎是林超贤首次如此深度地参与纯粹的动作片的制作。在当时，他与陈嘉上足以成为彼此互补的组合，“我师父是一个编剧型的导演，剧本是非常好的。我本人是一个冲锋陷阵的人。”

《飞虎雄心》中，有不少场景甚至是利用偷拍在街头完成的。偷拍，是当时香港电影“尽皆癫狂”的表现之一。在拍摄的街边架好信号灯将一小片区域进行隔离后，主角当街进行砍人、枪战等表演，路人被掩藏在身边的群演所带动，以为真的发生事件，就会真的惊慌逃跑，而藏在暗处的摄像机便将这一切拍摄下来，“那时候拍动作场面还在香港街上偷拍，现场会特别亢奋特别刺激”。

正是在那之后，林超贤找到了自己深爱至今的动作语言。

再后来，不管是《证人》、《线人》，还是《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林超贤将他那能够带动观众情绪的一场场精彩的动作画面，都归纳为一个字，“狠”。

“我经常想，怎么可以想得更狠。所以大家为什么觉得跟我做很辛苦，因为我所有要表达呈现的东西，都要狠。”

这跟林超贤的导演生涯的成长关系密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有香港的电影人，不管台前幕后，都有一股狠劲儿。“我记得林岭东的一部电影，周润发钟楚红主演的《伴我闯天涯》，有场戏是周润发跟一个反派在木屋里打，他们直接把火扔到屋里的草上，他们在打的时候整个房子都在烧，边打边烧。以前的导演和演员都没有想到有多危险，大家都觉得这样好就做。”

依靠热情，林超贤将这种“狠”保持至今，“我到现场是亢奋的，想要做一些没有人做出来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心态才能做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当你觉得累的时候，可能5个通宵的戏就压缩成两个通宵拍完了，那样的话你跟现场的关系就会产生距离，最后就会慢下来，觉得很辛苦”。

要熟练掌握这一套方法论并不容易。在《飞虎雄心》之后，陈嘉上决定退居监制的位置，帮助林超贤制作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G4特工》。文戏和动作场面如何划分比例？角色如何渲染性格？首执导筒的林超贤并不清楚。“现在想来，《G4》特工当时抓的不好，败在了两个字‘贪心’，什么都想要。我又想拍动作、又想拍剧情、又想拍爱情，想呈现多方面的想法和能力，结果就乱七八糟。如果今天我再拍一遍，有太多的东西应该都拿掉。”

这部作品的失败换来经验，带给林超贤人生中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的奖项。这部作品，正是他与陈嘉上联合指导的动作片《野兽刑警》。

在林超贤眼中，1998年上映的《野兽刑警》也是一场冒险。这部影片不仅要挽回《G4特工》带来的口碑滑铁卢，还要尝试许多他的个人风格化的发挥，“比如最后一场戏两个人对打，是非常风格化的处理，是第一次在电影里运用，我自己非常喜欢”。在那场打斗中，黄秋生饰演的烂鬼东化身恶魔警察，和谭耀文饰演的图钉华在巷子里追逐打斗。林超贤没有用漂亮的套招动作，在手持镜头加上偶尔出现的掉帧画面的呈现中，两人的恶斗被逼至绝境，到最后只能用本能胡乱地进行搏斗，无数缺口的刀和居民楼的各种生活物件都成为武器。打斗即将结束时，小弟最后一刀砍进图钉华的脖颈，讽刺了图钉华此前对兄弟的背叛。

金像奖最佳导演、最佳影片的桂冠，在当时并没有让林超贤的职业生涯更上一步台阶。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好莱坞大片在台湾、东南亚等地对香港电影市场的一步步蚕食，港片被进一步的压缩，利润越来越低，电影的开拍数量也大幅下降。当市场失去活力，拿不到更多投资，电影人的生存处境开始走上下坡路。

就连“师公”徐克、“师父”陈嘉上在那时都很难制作拍摄合适题材的影片，更何况只是新人导演的林超贤？不安全感，或许从那时开始就成为萦绕在他的心头。

“我刚出道当导演时，其实是香港电影最低谷的时候，我想学了十多年电影出来江湖是这样，内心非常害怕。所以我人生不同的时间，都有不一样的我。我的内心、我的思想都是在变的，如果我不变的话，可能我的创作生命就没了。”

投资减少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导演们就算有片能拍，也极难获得拍摄动作片所需要的较高的投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消极的环境中，尝试自己感兴趣的其他领域，找到自己创作中更多的可能性也不错。梁家辉、黄秋生、吴君如等人主演的《江湖告急》，这样一部黑色幽默的400万成本的电影，正是林超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江湖告急》是我个人喜欢的。片子一开始不是这样的风格，后来我把风格转变过来。我很喜欢黑色幽默”。该片获得了当年金像奖包括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在内的4项提名。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林超贤在后来的作品中都没有机会再去展现自己黑色幽默的潜力，直到今天，他还依然希望有机会能够尝试，“我都想找一名导演来帮我拍的，我来当监制。可惜一直没有碰到比较有默契的”。

在大环境逐步变差的情况下，进行黑色幽默的尝试已经十分难得。更多的时候，林超贤并不能对题材过于“挑剔”，爱情片、喜剧片都不得不尝试一下，否则会陷入无片可拍的境地。联合执导《恋情告急》，只是因为和编剧、导演陈庆嘉是同一个公司的好朋友，“他们很懂爱情片，我就是合作加学习，只是把故事拍出来而已”。

在这段时间里，林超贤还不得不接拍一些在当下看来十分不满意的作品。“有两部我最不喜欢，一部是《千机变》，一部是《冲锋陷阵》”。

2003年上映的《千机变》由TWINS组合、郑伊健、陈冠希、黄秋生等人主演，讲述的是僵尸猎人与僵尸世家对立的故事。2004年上映的《冲锋陷阵》同样拥有陈奕迅、郭富城、许绍雄这样的明星阵容，是林超贤并不擅长的搞笑风格。

“《千机变》没有主题，完完全全是一个商业片。像别的商业片，我知道我的主题在哪里、想给大家什么信息，但这部没有。有太多的人来干预，基本没有空间让我放自己的东西进去。《冲锋陷阵》当时我是想拍动作片，但差不多还有一周开机的时候，投资方突然改了方向，改成喜剧，一下子打乱了。”

出品方和创作者之间如何进行平衡？这个问题至今也难以解决。在聊到这两部影片受到干预时，林超贤将主要的问题还归结在自己的身上，认为自己不够坚持。能否坚持自己的想法，也成为他后来跟出品方、投资方合作时最为看重的一个点。

“就像《激战》，一开始不是跟博纳合作，是跟另一家公司。刚谈了一半就来问题了，他说用什么演员啊，他觉得故事要怎么样啊。有意见是没问题的，也是可以谈的，但是一直这样下去就不是意见，是控制你所有的东西，从最小的地方开始。这样不行，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比如那个电影出来了，不好的话是谁的责任呢？他们肯定说我只是给你意见，都是你决定的。所以就不能合作了。”

林超贤至今仍然定居在香港，常常往来于北京和香港之间。“于老板（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叫我来内地开工作室，我开来干嘛？其他香港导演在内地开工作室，因为他们已经住在北京。我都在香港，一个月来一次北京，所以做不了”。

于冬跟林超贤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并不是靠着资本绑定之类的新办法，双方的合作建立在信任上，“他从来不会在题材和风格大家认可之后，每天打一个电话跟你说今天有什么想法，或者突然安排一个演员。他完完全全交给导演，这个跟香港的制作团队比较契合”。

不开工作室的另一个理由是“不爱社交”。相对那些能够在不同场合无障碍社交的导演，林超贤对这样的活动并不擅长，“因为我的这种习惯，从一开始北上就没接触很多投资方，一般都让监制Candy（梁凤英）去聊，摸清对方到底是什么人。我们都比较谨慎。”

作为导演，林超贤并没有“大包大揽”的习惯，通常将创作和执导之外的工作，都交给值得信任的伙伴进行。除了对Candy的信任，他还“完全信任发行团队和宣发团队。我有意见会提，但完全不会干预，就像现在内地宣传团队最了解预告片，如果用那种方法剪肯定是有理由的，都可以跟我商量和解释。我是工作人员出身的，我很理解。”

这也跟林超贤的性格有关，他对自己的个性与能力有着明确的定位，“对名和利的贪心我也会，我也是人，但是我不懂。你要懂怎么贪，才能成功地贪到。我分不了心，又想电影又想故事，哪有时间去操心那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我把自己仅有的能力释放出来。”

对外的时候，Candy就像是林超贤和投资方之间的把关人，能够保证让林超贤接触到正确的项目和正确的人。“我跟她的看法都是比较安稳，真的不会看那些眼前的钱。现在很多人都可以拿钱拍电影，但他们懂不懂做电影不一定”。

筹备制作的时候，Candy则像林超贤的主管。尤其是在预算、行政上的问题，林超贤对他都是十二分的信任，只要她觉得有问题，林超贤一定会考虑。

而在创作中，Candy则像林超贤的一面镜子。当他们对一件事的看法有分歧时，“我有我的看法，肯定会详细讲给她听，但其实我们两个人的内心都是很高的，讲了一遍让我再来就会吵起来，耐心不是很好”。

在林超贤心中，Candy是他最亲近的一个人，“所以跟她什么都可以说，有时候我也跟她吵架，我们吵得也吵得挺大的，在办公室关门，吵得外面都知道。但是她有时候说的是有理由的，她说完后我也会想，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因为她说我不应该这个样子，我就想为什么非要这样子。经过吵架后，我更加把我想要的东西的理由再强调，会想得更清楚。有时候她说的我想一遍，也觉得有道理”。

Candy跟林超贤是足以称为相互成就的一对搭档。两人相识时，还分别没当上副导演和制片人，直到陈嘉上导演准备找一名新的制片人来继续发展他的电影时，林超贤推荐了Candy加入公司，她才跟林超贤正式开始工作上的合作，共同打造了《野兽刑警》、《飞虎》等影片。

虽然在当下，对林超贤来说，Candy的存在就是他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方式，但两人在早期的合作并没有一帆风顺。金融风暴不仅让林超贤不得不去拍摄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题材，在后期还让他和Candy无片可拍，在《天旋地恋》之后不久，为了生存，“大家就散开了”。

“出去了你就很难回来，你出去一部接一部地帮别人，我自己也出去了，我们中间就分开了”。

离开陈嘉上的公司，Candy的制片工作并不太顺利，尤其是在担任《碟中谍3》的中国部分制片时。据林超贤说，“她有点不开心，然后就找了家跟电影有关的公司做职员。但她的性格并不是坐办公室的，正好当时我也开始准备重新开始弄电影，就找了她”。

当时，林超贤也已经停止拍戏，在学校教了两年的书。在喝下6瓶白酒的8小时彻夜长谈后，两人不仅弥补了此前多年间几乎没有联系的空白，也立下了重新开始的决心。

不过两人的重新开始并不顺利。2009年上映的《神枪手》，是他们“复合”后制作的首部作品，由寰亚投资。这部影片的制作早于2008年上映的《证人》，却因为主演之一陈冠希突然出现负面新闻“艳照门”这样的不可控因素，大大延后上映时间。

但《神枪手》可以看做林超贤找回自己做导演自信的一部影片。通过自己对影片从创作层面的完全把控，林超贤完全掌握了独属于自己的讲故事的方式。

林超贤与Candy的“重新开始”，不只是继续拍摄林超贤所擅长的动作片，还在于接受香港之外的投资，与其他香港导演一样，“北上”寻求机会。

《证人》是林超贤“北上”的起点，跟2010年上映的《线人》相似，都是讲述人物的影片，将人性的矛盾渲染到极致。“从人物启动的故事，主要是讲他们两个怎么样，演到他们出现矛盾，产生僵持，再怎么去带”。

尤其是两部影片的主角都由张家辉饰演，隐约中仿佛埋藏了一个暗线，将角色的命运串联在一起。“张家辉拍我的前几部电影，主人公都是非常悲惨的、阴暗的，我觉得我跟他们一起，在一个阴暗的世界里成长”。

《魔警》是这个阴暗世界的极致。2014年上映的该片，其实早于《激战》、《破风》拍摄完成，因为后期做的比较晚，拖了好几年才上映。它的上映，也意味着林超贤“阴暗三部曲”的一种结束。“要不然我继续写下去，只会越来越阴暗”。

在这个时候，《激战》和《破风》，成为将他从阴暗当中解救出来的两部关键作品。

在林超贤之前，并没有什么将竞技类体育作为故事核心的华语影片取得过很好的票房成绩，就连《激战》开拍前，林超贤都没有敢告诉影片最后确定的出品人于冬，这其实是一部剧情片，而不是动作片，“他说拳击好啊，问我拍要花多少钱，我说是这样后，他说这么便宜啊。基本对于内地来说，这种题材的预算，不算什么”。

凭借《激战》，林超贤将张家辉从阴暗的交流中拉回到阳光之下，“他经历过这么多痛苦，后面应该得到光明”。

这样的打造，跟林超贤与张家辉之间的友谊也不无关系。“跟张家辉真的也是好朋友，跟他去想故事的时候，我心态里面确实有点朋友之情，会想怎么可以把他拍好。尤其是以前，我每想一个故事，就在想如果是张家辉演是怎样的，这次有没有一些是不一样的。我是真的为他着想。”张家辉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金像奖最佳男主角、金爵奖最佳男演员的影片，都是有林超贤执导。

在后期，彭于晏也成为林超贤的“心头肉”。“跟彭于晏合作《激战》开始了大家的友谊，从那次之后我都有这样的心态，也为他每一部去想”。在最新的《紧急救援》中，彭于晏再度担任男主角。

林超贤的这种帮朋友的心理，跟其他的创作者截然相反。“一般找演员，都是他的名气能帮我的电影，用的是他个人的本钱。我不是，我是想让他们的本钱更多。就像拍《红海行动》，大部分都是新人，我也有这个心态，想他们每个人特点是什么，把那种感觉再多拍出来一点，肯定会有看头。”

在后来的《破风》和《湄公河行动》中，主演彭于晏展示出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这两部影片的跨度之大，也代表了林超贤对不同题材的掌控性。《破风》或许是林超贤的所有动作片中，唯一一部主角没有直接肉体接触进行激烈对抗的一部，“如果我给英皇的杨老板（杨受成）说第一部体育片就是骑脚踏车，他也不会相信。也是因为《激战》在香港票房非常好，他对这种比较阳光的题材也喜欢，所以他们才都完全支持。虽然《破风》的票房成绩没有那么好，但他们都很认同，看到了里面热血、亢奋的感觉”。

至于《湄公河行动》，这部在2016年国庆档逆袭成为该档期票房冠军的影片，让林超贤在内地获得了远超于以往的关注度和知名度。在此前，内地观众还没有见到哪位导演能够将当代主旋律影片拍摄得如此商业。

这也是林超贤首次真真正正拍摄国内题材的影片，在此之前他对在内地拍摄警匪片有很多顾虑，“如果拍香港的警匪片，因为很多限制很难拍到那种质感，所以一直没有想，担心卡在中间，香港又不香港，内地又不内地，那就麻烦了”。

在林超贤眼中，《湄公河行动》最应该被标明的特征，不是故事所带有的主旋律性，而是讲述故事时所采用的符合商业类型片的逻辑和方法。“《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的思想方向，跟之前的《证人》、《线人》都不一样，因为前两者是非常商业的类型片，要把控节奏感、风格，是必须要很坚定的，不能任性突然想写一些其他的什么，会破坏的。特别是《红海行动》，我想清楚了这是一个战争片，战争就是团队，也参考了《黑鹰坠落》，觉得它如果砍掉人物戏会更纯粹，我就直接去那个点了”。

平衡剧本和制作，成为林超贤在完成这两部影片时首先需要完成的工作。“比如我在想这场动作戏的时候，我当然知道限制条件是什么、预算内整个团队能不能做到，但是一般编剧创作上基本不考虑的，他有可能会想的很夸张，做出来就会不到位”。

成本有限，或许是目前国内动作片制作和好莱坞之间最大的区别，“好莱坞只要想到这样做，他们就能怎么做。我们中国电影、香港电影，经常是导演和编剧一起去聊，导演把这是什么样的电影跟编剧说清楚，经常会说这些不要、别想太多这种。我们比较现实”。起到的作用，就是如果让好莱坞来制作同样一部《红海行动》，成本可能翻一番还不止。

《红海行动》中，基本上超过90%以上的时间都是动作场面，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些动作场面中做出节奏和变化，观众很容易观影疲劳。这种动作片中的感觉，甚至无法用剧本去完整地体现，“我经常说拍《红海行动》没有完整剧本的，但我有分场，是第一场怎么样、第二场怎么样。写也写不出，A坦克追B坦克，然后怎么跑，需要场景给我感觉才会有画面，再考虑加风沙进去。可以说整个团队里，包括Candy，都不知道电影出来的感觉是这样的。只有我一个人比较知道在那个时候情绪是怎么样的，那个演员给观众的力度在什么地方，不够是不是要加。”

然而，不管是《湄公河行动》还是《红海行动》，都是由多国工作人员组成的团队进行拍摄，林超贤要在这样多文化混杂的团队中将自己擅长的“狠”扩散影响到每一个人并不容易，“如果其他人不在这个状态里，你做出来大家觉得你是疯子”。

在这个时候，Candy再次成为林超贤最为得力的伙伴，也是将这股“狠”劲儿传递给所有人的最佳人选。“她跟我是同一个年代的，会支持我去做，不停地催那些外国团队做事。她还会想办法满足我的表达的同时，怎么去做好所有安全的保证”。

另一方面，林超贤的身先士卒的精神，对剧组来说也是巨大的鼓舞，“就像我去摩洛哥看景，都是山，每去一个地方就要爬上山顶才能看到所有的场景。我永远第一个下车、第一个冲上山顶，一整天都是这样，也有一点点激励了他们。因为我对制作非常清楚，所以能说的你就不可能跟我说做不到”。

就算《红海行动》这部战争片让林超贤导演生涯走上更高峰，但他依然希望在新片《紧急救援》中突破自己。从主观上看，“不管拍任何规模的电影，都需要把我有感觉的东西放进去，但可能放完一次所有的感觉都掏光了，不可能再做同一类型的，必须有空让我去重新填满、上弹，等填满了我就很想打了，没填满时我有空去想别的，把自己拉去另一个领域。这是我的创作习惯”。

客观来说，“现在很多人在拍同一类型。当初拍《证人》时警匪片也不多，我拍完后很多人就在拍。我为什么要一直拍同一个类型呢？会出现像以前古装片泛滥的情况。我觉得你们做这个类型，我就必须要找另一个类型”。

林超贤接下《紧急救援》，是被海上救援人员的一些真实片段所打动，“我看过他们很多资料，这些人更是无名英雄。你说军人，因为国力强大，军人的形象和武器也随之提升，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但这些救援队的人更无名，他们就生活在你的旁边，那种精神更能体现出来，所以这部新片，人的感觉会拍多一点，表现人性的矛盾”。

不过因为预计特效难度很高，虽然接触这个项目是在《湄公河行动》之前，但直到完成《红海行动》，林超贤才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要做到海上的效果很难弄，而且美国电影里做了很多，如果用很大力气弄完之后，大家好像也都在其他电影里看过了。现在我想了两个版本，完全不同，其中一个版本是完全没想象到的样子”。

再加上国内的后期团队没有这样的经验，林超贤只能选择和外国团队合作。而那个“完全没想象到的样子”的版本，或许将会往后放一点，先把另一个版本的前期做出来，“可能有机会变成两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