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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系列之《第四公民》:只是叛逆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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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系列之《第四公民》:只是叛逆少年

纪录片中的斯诺登,像是那种叫嚷着“我不要你管”的叛逆少年,宣称自己“不想生活在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里”。

公众对于纪录片的探讨,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会跳过拍摄手法和艺术价值,而直接进入影片所关注和呈现的主题之中。这在奥斯卡提名纪录片《第四公民》身上反应尤甚,由于其近乎“直播”了斯诺登和棱镜门事件,带出了小人物挑战大权力的“刺激故事”,就非常容易引发观众对影片主题——安全监控与公民自由之边界——的热烈讨论。

单看剧情,《第四公民》以小博大的对抗精神,也实在符合左翼自由派立场的好莱坞胃口。但其零编剧的陈述方式,或许又会让很多年来被“纪录片也要讲故事”原则、以及奥斯卡式“好看纪录片”惯坏了的观众所接受。从《海豚湾》到《寻找小糖人》再到《离巨星二十尺》,人们已经习惯于导演为制造悬念而牺牲事件原本逻辑的编剧技巧,也让很多获奖纪录片的剪辑,愈发适用于15分钟进一段广告的电视台播出机制。而以批评态度,通过制作多部美国对中东政策纪录片而闻名的导演罗拉·柏翠丝,从最初接到署名“第四公民”的电子邮件后,所发起并参与的纪录片项目,更属于1960年代在法属西非兴起的“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范畴,即摄影机是“参与的摄影机”,以访问形式出现并影响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互动关系。

电影,也即真实事件中的罗拉·柏翠丝和《卫报》记者格仑·格林沃德,在“第四公民”匿名邮件的指引下,于2013年6月飞到香港,在The Mira酒店见到并连续多日采访了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按照后者坚持的发表次序,6月5日,英国《卫报》先投下第一颗重磅炸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有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6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接力披露:过去6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随后几个月,巴西企业情报遭监控、拉美和欧盟国家政要私人电话被监听等猛料,又被进一步揭出。

罗拉·柏翠丝作为这段著名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将纪录片的最大篇幅放在香港高楼的逼仄房间中,镜头下戴眼镜的斯诺登,也是符合大众想象的技术宅男,终日蜷缩在床上,双指飞速在键盘上滚动,也从紧张羞涩到落落大方的,向两家重要媒体及摄像机,勇敢交待着自己的身份和爆料行为的成因。即便在访问和陈述本身已经成为最强剧情张力的过程中,导演也没忘适时加入一些制造危机感、却也不易被观众察觉的蒙太奇。譬如当斯诺登像一个魔法师那般,将床单罩住自己和笔记本才输入密码时,镜头切到了从室外高空观察房间的俯角,或许真如爆料人所称,“国家安全局的无人机盘旋在一切角落”;再如,这位“第四公民”露出庐山真面之前,镜头在黑暗中刷出流光的香港隧道中穿梭,隐喻着一种不安和刺激,而在罗拉收到的匿名邮件中,第四公民写到,“你问我为什么选择了你,不是我选,是你自己(You asked why I chose you. I didn't, you did.)”,清楚表明导演作为异见分子早被监听的事实。

当然,出于对恐怖活动人皆有之的担忧,这样一部纪录片和作为背景的棱镜门事件,并不会得到同为指控性质的《海豚湾》那般一边倒的支持。国家该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公民的保姆?个人自由是否该有某个明确边界?从来就是众口难调的议题。纪录片中的斯诺登,像是那种叫嚷着“我不要你管”的叛逆少年,宣称自己“不想生活在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里”,坚信如今“什么错都没有的人,也许只是因为拨错了电话号码,就可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一旦连上网络,就能被验证机器。”可奥巴马在事件曝光后也立即辩护道:“你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有100%隐私、100%便利”,而且坚持这一项目的目的仅在于“反恐和保障美国人安全,而且经过国会授权,并置于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监管之下。”

事实上,9.11后的美国本土,除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外,也确实没再遭受什么严重恐怖主义袭击。这注定得归功于棱镜项目所设置的安全门,但对内它也确实不受管控的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对外借助于人人依赖的社交网络工具,在北非和中东的一系列乱局中起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作用。甚至可能让饱受上网查阅正常资料之苦的我们,都或多或少思考,美国那些互联网巨头真可以独立运营,而不受外交政策干扰吗?

在斯诺登被奥巴马政府吊销护照、成为无国籍人士后不久,又曝出美国国家安全局2010年起,即用收集到的资料,分析部分美国公民的“社交连结,辨识他们来往对象、某个特定时间的所在地点、与谁出游等私人信息”。其实,这与微信朋友圈分发宝马、Vivo和可口可乐广告也有相似之处,大数据时代,美国人、中国人、欧洲人、中东人,都成了拴在一条数据线上的蚂蚱,成为比特流中可以被轻易截获和监听的无隐私数据。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的矛盾和悖论,也就前所未有的突出。

纪录片结尾部分,以政治避难身份留在俄罗斯的斯诺登,与其女友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里做晚餐,镜头以狗仔般的粗糙效果呈现。而斯诺登与《卫报》记者格仑·格林沃德重逢后,将谈话关键词写在纸上并最终撕个粉碎。批评了国家却也接连受普利策和奥斯卡嘉奖的导演,还是清楚表达着批判意图——监控无所不在,个人没有自由。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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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系列之《第四公民》:只是叛逆少年

纪录片中的斯诺登,像是那种叫嚷着“我不要你管”的叛逆少年,宣称自己“不想生活在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里”。

公众对于纪录片的探讨,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会跳过拍摄手法和艺术价值,而直接进入影片所关注和呈现的主题之中。这在奥斯卡提名纪录片《第四公民》身上反应尤甚,由于其近乎“直播”了斯诺登和棱镜门事件,带出了小人物挑战大权力的“刺激故事”,就非常容易引发观众对影片主题——安全监控与公民自由之边界——的热烈讨论。

单看剧情,《第四公民》以小博大的对抗精神,也实在符合左翼自由派立场的好莱坞胃口。但其零编剧的陈述方式,或许又会让很多年来被“纪录片也要讲故事”原则、以及奥斯卡式“好看纪录片”惯坏了的观众所接受。从《海豚湾》到《寻找小糖人》再到《离巨星二十尺》,人们已经习惯于导演为制造悬念而牺牲事件原本逻辑的编剧技巧,也让很多获奖纪录片的剪辑,愈发适用于15分钟进一段广告的电视台播出机制。而以批评态度,通过制作多部美国对中东政策纪录片而闻名的导演罗拉·柏翠丝,从最初接到署名“第四公民”的电子邮件后,所发起并参与的纪录片项目,更属于1960年代在法属西非兴起的“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范畴,即摄影机是“参与的摄影机”,以访问形式出现并影响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互动关系。

电影,也即真实事件中的罗拉·柏翠丝和《卫报》记者格仑·格林沃德,在“第四公民”匿名邮件的指引下,于2013年6月飞到香港,在The Mira酒店见到并连续多日采访了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按照后者坚持的发表次序,6月5日,英国《卫报》先投下第一颗重磅炸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有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6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接力披露:过去6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随后几个月,巴西企业情报遭监控、拉美和欧盟国家政要私人电话被监听等猛料,又被进一步揭出。

罗拉·柏翠丝作为这段著名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将纪录片的最大篇幅放在香港高楼的逼仄房间中,镜头下戴眼镜的斯诺登,也是符合大众想象的技术宅男,终日蜷缩在床上,双指飞速在键盘上滚动,也从紧张羞涩到落落大方的,向两家重要媒体及摄像机,勇敢交待着自己的身份和爆料行为的成因。即便在访问和陈述本身已经成为最强剧情张力的过程中,导演也没忘适时加入一些制造危机感、却也不易被观众察觉的蒙太奇。譬如当斯诺登像一个魔法师那般,将床单罩住自己和笔记本才输入密码时,镜头切到了从室外高空观察房间的俯角,或许真如爆料人所称,“国家安全局的无人机盘旋在一切角落”;再如,这位“第四公民”露出庐山真面之前,镜头在黑暗中刷出流光的香港隧道中穿梭,隐喻着一种不安和刺激,而在罗拉收到的匿名邮件中,第四公民写到,“你问我为什么选择了你,不是我选,是你自己(You asked why I chose you. I didn't, you did.)”,清楚表明导演作为异见分子早被监听的事实。

当然,出于对恐怖活动人皆有之的担忧,这样一部纪录片和作为背景的棱镜门事件,并不会得到同为指控性质的《海豚湾》那般一边倒的支持。国家该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公民的保姆?个人自由是否该有某个明确边界?从来就是众口难调的议题。纪录片中的斯诺登,像是那种叫嚷着“我不要你管”的叛逆少年,宣称自己“不想生活在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里”,坚信如今“什么错都没有的人,也许只是因为拨错了电话号码,就可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一旦连上网络,就能被验证机器。”可奥巴马在事件曝光后也立即辩护道:“你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有100%隐私、100%便利”,而且坚持这一项目的目的仅在于“反恐和保障美国人安全,而且经过国会授权,并置于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监管之下。”

事实上,9.11后的美国本土,除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外,也确实没再遭受什么严重恐怖主义袭击。这注定得归功于棱镜项目所设置的安全门,但对内它也确实不受管控的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对外借助于人人依赖的社交网络工具,在北非和中东的一系列乱局中起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作用。甚至可能让饱受上网查阅正常资料之苦的我们,都或多或少思考,美国那些互联网巨头真可以独立运营,而不受外交政策干扰吗?

在斯诺登被奥巴马政府吊销护照、成为无国籍人士后不久,又曝出美国国家安全局2010年起,即用收集到的资料,分析部分美国公民的“社交连结,辨识他们来往对象、某个特定时间的所在地点、与谁出游等私人信息”。其实,这与微信朋友圈分发宝马、Vivo和可口可乐广告也有相似之处,大数据时代,美国人、中国人、欧洲人、中东人,都成了拴在一条数据线上的蚂蚱,成为比特流中可以被轻易截获和监听的无隐私数据。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的矛盾和悖论,也就前所未有的突出。

纪录片结尾部分,以政治避难身份留在俄罗斯的斯诺登,与其女友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里做晚餐,镜头以狗仔般的粗糙效果呈现。而斯诺登与《卫报》记者格仑·格林沃德重逢后,将谈话关键词写在纸上并最终撕个粉碎。批评了国家却也接连受普利策和奥斯卡嘉奖的导演,还是清楚表达着批判意图——监控无所不在,个人没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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