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自媒体文章引爆了关于疫苗的大讨论，从领导到平民，从父母到股民。在忧虑、恐慌、愤怒之后，人们需要作出自己的行动选择。问题源自何处，会带来哪些后果，如果已经遇上不合格疫苗，应该如何补救？

而今日的困境在于，一切信息都需要自己判断和分析。当微信群、朋友圈、资讯App成为最主要的信息渠道时，微博、政府官网、电视台以及传统报纸杂志，都渐渐退居幕后或反应迟钝了。在支离破碎的信息碎片中，我们还能找到真相吗？传统媒体、意见领袖或行业权威，还能相信吗？如果不同信息互相打架，各种建议南辕北辙，我们到底相信谁呢？

引爆此次事情的那篇自媒体文章，谈到了多个独立事件，但之间的逻辑推理并不严密。“疫苗行业三巨头”的“发家史”、管理层低价吞并国有资产、过往的质量劣迹，真的是今天疫苗问题的直接原因吗？

就主角长春长生而言，目前发现的问题来自两处。一是百白破疫苗，去年10月，原食药监总局抽样检验中，发现长春长生与武汉生物的各1批次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可能影响免疫保护效果。二是狂犬病疫苗，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线索对长春长生的生产现场进行飞行检查，发现了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中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GMP）行为。

就第一次的百白破疫苗而言，问题似乎没有那么严重。按法律规定，疫苗厂商生产的疫苗，每一批次样品均需送到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下称“中检院”）进行检验审核。此后产品才能向市场销售。从中检院年报数据可以看出，2017年度有50个疫苗类品种申报约4400批，实际查出18批不符合规定。包括广州诺诚的狂犬病疫苗1批，玉溪沃森、长春长生与武汉生物的百白破疫苗各1批，赛诺菲-巴斯德公司生产的五联疫苗8 批以及凯荣-贝林公司生产的狂犬病疫苗6 批。合计中国企业4批，国际企业14批。

比如赛诺菲-巴斯德公司的36 批五联苗中，有8 批疫苗的破伤风效力不符合规定，不合格比例达22.2%。就这一点看，赛诺菲-巴斯德的不合格比例，比长春长生更高。所以，至少应该破除一个迷信：进口疫苗比国产疫苗更好。

而关于第二个狂苗问题，则涉及生产违规造假。据《中国证券报》记者郭新志、戴小河的调查，违规问题主要是出在狂苗生产过程中的“小罐发酵”环节生产工艺。长春长生为了提高产量，未经申报批准，违规使用了较大规格的发酵罐，并在记录上造假。据其他媒体的报道，在原辅料等其他环节也可能存在违规行为。

长春长生的问题还有哪些呢？我们只能等待官方调查。国务院已经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除了违规生产，其他问题比如各地疾控中心掌握采购权的人员行贿受贿，抽取提成等不法行为，也需要进行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对所有儿童的父母而言，现在真正忧心的是绿本，即《免疫预防接种证》。如果接种记录里真的打了长春长生、武汉生物的百白破疫苗，恐怕得去接种站查询如何补种，或者直接拨打12320。

至于那些鼓吹不打疫苗的荒谬言论，则极为有害。预防接种自发明以来，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无论怎样评价预防接种的功绩都不为过。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关于世界的真相，尽管困难，我们也要奋力寻找。超级畅销书《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展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近日推出新书《今日简史》，也在重要章节中直面真相问题。在他看来，今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真相时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保持清晰的见解和独立的判断，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

如何判断信息的真伪？作为个体，我们该怎么办？主动选择，还是盲从与恐慌？《今日简史》或许会给你一点启迪。当然，也可能给你更多困惑。与提供解决方案相比，赫拉利似乎更擅长提出正确的问题。

 

以下书摘来自《今日简史》第16章：正义：人类的道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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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个问题不那么重要，因为无论地球另一边遇到什么困境，你大概都不用负什么责任。当你看到邻居发生不幸的时候还能有点儿同情心，通常也就够了。然而今天，因为像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之类的重大全球议题会影响所有人，不管你在塔斯马尼亚、杭州，还是在巴尔的摩，都无法幸免。所以我们也就该把所有人的观点纳入考量。但谁能做到呢？哪有人能够搞清楚全球千千万万个群体到底组成了怎样的关系网络?

缩小规模，或者拒绝面对？

就算我们有这个打算，多半也已经再也搞不清楚世界上有哪些重大道德问题。如果讲的是两个采集者、20个采集者，抑或两个邻近部落间有何关系，大概我们还能够理解，但如果是几百万个叙利亚人之间、5亿欧盟居民之间，抑或整个地球上所有群体和子群体之间的关系，人类实在无法理解。

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道德问题，人类为了理解和判断，有下列4种常用的方法。第一是缩小问题规模：把叙利亚内战想象成两个人在打架，一个是阿萨德政权，一个则是反抗分子，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这样一来，整个复杂的冲突历史就被缩小成一个简单明了的事件。

第二是把重点集中在某个感人的故事，用它来代表整个冲突事件。如果你搬出一套精确的统计数字，想要向大众解释事情有多复杂，大众只会失去兴趣，但如果搬出某个孩子的辛酸故事，不但能赚人热泪，叫人血脉偾张，还能让人误以为自己一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很多慈善机构长期以来对此再熟悉不过。例如，有一项实验，请民众捐款救助一名来自马里的7岁贫困小女孩，她的名字叫萝琪亚，许多人被她的故事打动，打开了心门，也打开了钱包。然而，如果研究人员除了告诉你萝琪亚亚的故事，还用统计资料指出非洲普遍的贫困问题，这时受访者突然就变得比较不愿意出手相助了。另一项研究，则是请人捐款给1位或8位病童。在只有一位病童的情境中，民众捐的钱更多。

要应对大规模道德问题，第三种方法是编出各种阴谋论。想知道全球经济究竟如何运作，并且是好还是坏吗？这太难了。不妨换个方式，想象有20位亿万富翁在背后操纵，控制了媒体，发动了战争，一切都是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这几乎永远都是一套毫无根据的幻想。当代世界实在太复杂，不仅难以明辨正义公平，就连控制管理也是一大问题。不管是亿万富翁、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是共济会或锡安长老会，没人能真正搞清楚世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但也因为如此，没有人能够有效地操纵一切。

以上三种方法，都是拒绝面对世界究竟有多复杂。而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方法，则是创造出一套教条，全然相信某种号称全知的理论、机构或领导，接着便无条件地跟随。宗教和意识形态教条之所以在这个科学时代仍然深具吸引力，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让我们得以避免面对令人沮丧的复杂现实。前面也提过，即便相信世俗主义，也无法避开这种危险。即便你打定主意要抗拒所有宗教教条，一心追求科学真理，迟早还是会因为现实生活过于复杂而不胜其扰，于是决定提出某种教义，让人别再追问下去。这些教义确实能让人在智力上得到抚慰，在道德上感到安心，但这究竟算不算正义，仍旧无法确定。

我们该怎么做？是接受自由主义的教条，相信只要把权力交给所有个体选民或顾客，就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还是拒绝个人主义，沿着传统文化的方向，把权力交给某些群体，走一条集体共同判断的路？然而，这样的解决方案只是让我们从“个体无知”的刀山，掉进“群体偏见”的火海。在狩猎采集部落、乡间聚落，甚至城市小区，都还有可能共同思考大家面对的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性问题，而我们并没有个全球性的社群。不论是脸谱网、民族主义或宗教，距离建立这样的社群还有遥远的距离。所有现存的人类群体，都还只是一心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理解全球的真相和真理。不论是美国人、中国人还是伊斯兰教或印度教教徒，都无法建构“全球社群”，于是他们各自对现实的诠释也就难以令所有人信服。

我们该放弃吗？人类会不会就是无法理解真相、不可能追求正义公平？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后真相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