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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鸣岐:上一次美国贸易保护方案的真正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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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鸣岐:上一次美国贸易保护方案的真正教训

历史经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打破了白宫历来不干预美联储决策的政治传统,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他或许只是刚刚意识到,国内的经济周期将会决定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以维持多久。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是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联系方式vzhu@rhg.com

历史的经验显示,对于美国这样的经济体来说,贸易战本身并不足以引发经济危机。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周期的叠加却会使贸易保护主义者最终付出代价。

1930年,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 (正式名称是《1930年贸易法案》)在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鼓动下一口气提高了美国近800项进口关税,涵盖近两万种商品。这一举动直接使美国当年的应课税品平均进口税率超过41%,并在随后一度接近50%。这一法案也引发了连锁反应,各国纷纷竖起关税高墙,全球贸易土崩瓦解。更重要的是,这项贸易保护政策和著名的经济大萧条在时间上重合,以至于不少评论此后一直将斯穆特-霍利法案视为引发大萧条,乃至其后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

在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的今天,许多“以史为鉴”的警告都试图引用1930年的这一教训来说明贸易战的潜在危险。然而,这样的草率论断往往掩盖了贸易战的真正教训:贸易保护的政治代价,需要通过经济周期才能充分反映。预测贸易政策的风向,必须考虑到其背后的经济周期因素。

贸易保护主义真的导致了大萧条吗?

2006年在一个公开场合上,有人问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是如假包换的自由贸易支持者),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是不是大萧条的元凶。他直接地回答说:“并非如此。我认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是一项糟糕的法案,确实也对经济造成了损害。但是光靠斯穆特-霍利法案并不会让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

要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强行解释为大萧条的元凶确实勉为其难。这项法案在1930年6月才通过,而经济大萧条在1929年10月就已经开始;在斯穆特-霍利法案之前,《1922年关税法案》就已经将应课税品平均税率提高到了38.8%,而且斯穆特-霍利法案涉及的进口贸易量只占当时美国GDP的不到2%,根本无法说明大萧条(1929-1932)短短几年期间,国民经济是如何缩水25%,并且失业率一度超过20%的。换句话说,美国在1930年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虽然严重损害了全球贸易,但却不足以造成规模如此之大的经济危机。

大萧条的真正起因,首先是美国经济在达到了繁荣周期顶峰之后开始自然回落。美国官方失业统计虽然从1948年才开始,但各类估算失业率在1926年达到了最低值。也就是说,1929年的美国宏观经济已经处在下行周期当中了,市场出清的规律使得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面临无法收回贷款的问题,而美联储则受制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体系,无法有效使用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英镑在1931年单独脱离金本位更是迫使美联储必须升息才能维持美元汇率,这就导致了美国国内通缩压力进一步加大,最终触发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并形成了经济危机。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斯穆特-霍利本身不足以引发大萧条,但在美国社会和媒体的公共记忆中,斯穆特-霍利和经济危机是密不可分的。美国政治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糟糕记忆,也经由一场实际没有因果关系的经济危机而确立。公众将经济危机全盘归结为共和党的糟糕政策。斯穆特-霍利法案的两位始作俑者,同时也都是共和党重量级人物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里德·斯穆特,以及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威利斯·霍利,都输掉了1932年的连任选举,霍利甚至没有通过共和党党内初选。签署法案的胡佛总统也同样输掉了总统大选。

这说明要判断贸易保护主义的走向,政治经济的联合分析至关重要。在繁荣周期中,经济的总体景气往往能够掩盖一些糟糕的政策;当就业充分,股市繁荣,生产扩张时,消费者往往不容易注意到提高关税对自身利益的损害。而一旦经济进入下行周期,那些之前可以忍受的成本就会形成政治上的压力,导致政策和政治上的重新评估。

联系到当下,以上的历史经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打破了白宫历来不干预美联储决策的政治传统,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直接影响到美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复苏和繁荣之后,在何时以什么样的速度进入下行和调整周期。特朗普或许只是刚刚意识到,国内的经济周期将会决定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以维持多久。

 

参考资料:

Douglas A. Irwin. Peddling Protectionism: Smoot-Hawle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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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鸣岐:上一次美国贸易保护方案的真正教训

历史经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打破了白宫历来不干预美联储决策的政治传统,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他或许只是刚刚意识到,国内的经济周期将会决定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以维持多久。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是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联系方式vzhu@rhg.com

历史的经验显示,对于美国这样的经济体来说,贸易战本身并不足以引发经济危机。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周期的叠加却会使贸易保护主义者最终付出代价。

1930年,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 (正式名称是《1930年贸易法案》)在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鼓动下一口气提高了美国近800项进口关税,涵盖近两万种商品。这一举动直接使美国当年的应课税品平均进口税率超过41%,并在随后一度接近50%。这一法案也引发了连锁反应,各国纷纷竖起关税高墙,全球贸易土崩瓦解。更重要的是,这项贸易保护政策和著名的经济大萧条在时间上重合,以至于不少评论此后一直将斯穆特-霍利法案视为引发大萧条,乃至其后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

在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的今天,许多“以史为鉴”的警告都试图引用1930年的这一教训来说明贸易战的潜在危险。然而,这样的草率论断往往掩盖了贸易战的真正教训:贸易保护的政治代价,需要通过经济周期才能充分反映。预测贸易政策的风向,必须考虑到其背后的经济周期因素。

贸易保护主义真的导致了大萧条吗?

2006年在一个公开场合上,有人问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是如假包换的自由贸易支持者),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是不是大萧条的元凶。他直接地回答说:“并非如此。我认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是一项糟糕的法案,确实也对经济造成了损害。但是光靠斯穆特-霍利法案并不会让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

要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强行解释为大萧条的元凶确实勉为其难。这项法案在1930年6月才通过,而经济大萧条在1929年10月就已经开始;在斯穆特-霍利法案之前,《1922年关税法案》就已经将应课税品平均税率提高到了38.8%,而且斯穆特-霍利法案涉及的进口贸易量只占当时美国GDP的不到2%,根本无法说明大萧条(1929-1932)短短几年期间,国民经济是如何缩水25%,并且失业率一度超过20%的。换句话说,美国在1930年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虽然严重损害了全球贸易,但却不足以造成规模如此之大的经济危机。

大萧条的真正起因,首先是美国经济在达到了繁荣周期顶峰之后开始自然回落。美国官方失业统计虽然从1948年才开始,但各类估算失业率在1926年达到了最低值。也就是说,1929年的美国宏观经济已经处在下行周期当中了,市场出清的规律使得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面临无法收回贷款的问题,而美联储则受制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体系,无法有效使用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英镑在1931年单独脱离金本位更是迫使美联储必须升息才能维持美元汇率,这就导致了美国国内通缩压力进一步加大,最终触发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并形成了经济危机。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斯穆特-霍利本身不足以引发大萧条,但在美国社会和媒体的公共记忆中,斯穆特-霍利和经济危机是密不可分的。美国政治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糟糕记忆,也经由一场实际没有因果关系的经济危机而确立。公众将经济危机全盘归结为共和党的糟糕政策。斯穆特-霍利法案的两位始作俑者,同时也都是共和党重量级人物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里德·斯穆特,以及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威利斯·霍利,都输掉了1932年的连任选举,霍利甚至没有通过共和党党内初选。签署法案的胡佛总统也同样输掉了总统大选。

这说明要判断贸易保护主义的走向,政治经济的联合分析至关重要。在繁荣周期中,经济的总体景气往往能够掩盖一些糟糕的政策;当就业充分,股市繁荣,生产扩张时,消费者往往不容易注意到提高关税对自身利益的损害。而一旦经济进入下行周期,那些之前可以忍受的成本就会形成政治上的压力,导致政策和政治上的重新评估。

联系到当下,以上的历史经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打破了白宫历来不干预美联储决策的政治传统,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直接影响到美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复苏和繁荣之后,在何时以什么样的速度进入下行和调整周期。特朗普或许只是刚刚意识到,国内的经济周期将会决定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以维持多久。

 

参考资料:

Douglas A. Irwin. Peddling Protectionism: Smoot-Hawle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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