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多米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台长慎海雄安排总编室，给一位快四年级的小学生回了一封信。

原来7月19日，CCTV—4中文国际频道的《国家记忆》在播出“英雄人物”系列节目时，一位小观众发现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节目中缺少了一位叫刘连满的登山运动员，希望在后面的节目中加上他的内容。

家长说，孩子看到节目非常伤心，才决定写信给央视。信里是怎么说的呢？

当年，作为登山队员之一，在面对险境时，刘连满为队员们当了一次“人梯”，冒着生命危险来支撑整个团队的登山行动。

在《中国首登珠峰》的第二集中，中国登山队决定采取“四次行军、逐步适应”的方法登顶珠峰。而天气的变化和登山运动当中的不确定性随时都在威胁着队员们的人身安全。在向世界第一高峰进发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北坳、大风口等一道又一道难关。

小观众看着队员们克服了重重阻碍，却迟迟不见自己记忆中英雄人物刘连满的出现，于是着急地给台长写了这样一封信，建议节目及时改正人员和情节上的缺漏。

可谁知这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因为这部系列节目是分集播放，关于“中国首登珠峰”的故事共三集，其中关于刘连满的情况会在第三季《突击顶峰》中有详细介绍。而关于上世纪60年代，我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冲顶珠峰的故事中，队员刘连满“不畏牺牲，甘为人梯”的故事恰恰是这部系列片的高潮所在，所以故事的悬念也铺设到了最后。

在这个故事中，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合力向顶峰进发的同时，深夜里，已经再无多余体力的刘连满做出了另外一个于这次登顶而言意义重大的选择：他决定把身边氧气瓶里仅存的氧气，留给队友，并且颤抖着用红色铅笔写下了一封“遗书”，压在氧气瓶下面，上书：

王富洲同志：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给你们三个人回来用吧！也许管用。永别了！同志们。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是他留下的氧气供给了三位登顶队员的归程。当然，他也等到了他们回来，活了下来。

1960年中国登山队载誉而归，但刘连满却没有留在登山队，而是选择回到家乡哈尔滨，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工厂工人，生活甚而一度拮据、清贫。直到1999年建国50周年的时候，有媒体挖掘出这位老人，人们才开始重新了解1960年中国人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那段故事。在中央电视台建国50年大庆的电视专题片里，年过半百的刘连满流着泪说：“没有登上珠峰是我一生的遗憾。”

《喜马拉雅守护者》的作者蒋玲说，“他走了，像是和一个时代的诀别。”1960年那次写入人类历史的登顶珠峰，虽然刘连满未能最终站在最高处，但是他完成的，实则是一次“登山精神的登顶”。

少年的英雄观

离中国人首次登上珠峰58年过去，《国家记忆》又一次把这种精神记忆展现出来。

这位小学生没有完全把掌声给登上珠峰的队员，他的可贵在于关注到那个为别人牺牲和奉献的人——这也成为当年少年价值观的缩影。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提到，“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时期，也是价值观形成的最佳时期，是否具有正确的价值观也将直接影响其是否能健康成长。当前各种媒介异常丰富的时代，电视节目依然在很大程度以其特有的开放性、生动性影响着青少年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

节目组非常开心能够收到小观众的反馈，在解释了问题之后还赠送了一套动画光碟，感谢和鼓励小观众的行为。

这场美丽的误会，小观众的细心和认真在目前的媒体环境下显得非常可贵。没有被过载的娱乐信息困扰，小观众关注的严肃的时代记忆，关注着这样一个个国家英雄的故事。

此外，节目组的回复也是目前电视工作者应有的工作态度和社会责任感——乐于接受反馈，并积极与观众沟通。对于电视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制作纪录片还是其他哪种类型的作品，这样的诚意和态度才是品质的保障，才能获得更多机会与观众进行良性沟通。

讲故事的有趣视角

其实，这个系列片的“第三集”和小学生信中的疑问，都提供了一个纪录片讲故事的有趣视角。

在著名的写作教程《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中，一个作者在１９９９年７月看完美国女足对中国女足的比赛之后，对把点球踢飞、输掉比赛的中国女足球员刘英产生兴趣。

但发现新闻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报道，作者自费到北京，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也不会说汉语。先找到一个好的酒店入住开始，然后从门房开始问起，一共花了五个月时间，才见到刘英。陆续的花了一年时间来接触中国女足，最终把这个故事写到一本书中。

与一些文艺作品相比，纪录片缺少娱乐元素和话题性，通常采用的是传统的解说配画面的方式，加上一些人物的采访，很容易使观众产生信息疲劳、审美疲劳，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但这个“美丽的误会”也进一步说明当下创作者讲故事的水平在不断提高，正因为悬念迭起，才让观众们期待接下来的讲述。

此外纪录片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思想内涵深刻、内容积极健康，具有深刻意义与教育性。这些作品只要精准定位，当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者，就必定会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同。当刘连满的故事在第三集中逐渐凸显，他质朴的品质、宏大的心理格局，尊重生命和把别人利益看得比自己高的行为都不断地打动人。

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部分，《国家记忆》对生命状态的真实写照和严肃思考，让它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也同时因为其承担的传播社会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责任，而折射出创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