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我们权力大，而是因为我们以事实说话。”2月10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召开媒体通气会，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在会上称。

在对高通进行反垄断调查的14个月中，高通和发改委前后共沟通28次，其中高通总裁Derek Aberle同许昆林共见面8次。多次交涉的原因，一方面是高通认为处罚金额过高，还有一方面是高通不希望核心的专利授权模式发生改变，其中后者更被高通看重。

“20多次的沟通过程中，高通公司的律师都在场。高通曾提出听证申请，但是他们最后一刻撤回了。”许昆林在通气会上称发改委对高通反垄断案进行了公开透明的处理，高通也有权利提出复议和听证。“国家发改委反垄断执法跟受检查对象都有充分沟通，所以目前处理的反垄断案件都没有行政复议。”许昆林说。

根据发改委的调查，高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有三条。第一，由于专利清单、免费反向许可和按整机价格收取专利费的问题，高通收取了过高的专利许可费；第二，高通没有区分性质不同的专利，而是利用市场地位让部分被授权厂商被迫接受非无线通讯的专利许可；第三是高通在基带芯片的销售中附加了不合理条件，若被授权厂商拒绝签署包括不合理条件的协议，或提起诉讼，高通将不为厂商提供基带芯片。因此，发改委责令高通停止违法行为，并进行处罚。

“反垄断是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依靠技术创新。”许昆林表示，由于高通配合发改委的调查工作，最终处罚并没有按照10%的最高标准进行。而是减少了2%，按照高通2013年在中国市场销售额的8%罚款，共计60.88亿元。

“中国市场今后会更加开放，我们欢迎世界各国的企业都能到中国投资和发展。”许昆林说恢复市场的竞争秩序才是处罚目的，而非打垮任何企业。

高通反垄断调查时间线：

2013年11月25日，高通公司称发改委开始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当时高通没有意识到触犯反垄断法；

2014年2月19日，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在发改委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了对高通进行反垄断调查，“（我们）也是接到相关的协会、企业的举报，反映高通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歧视性收费。”

2014年4月3日，高通总裁Derek Aberle带6位高通副总和1名中国律师来华，就反垄断调查有关问题同反垄断局交换意见。（高通总裁第一次率团来华）

2014年5月8日，Derek Aberle和8位高通副总裁来华会见许昆林，双方就反垄断调查有关问题和价格监督检查交换意见。高通解释了其经营行为，并表示将继续积极配合发改委工作。（高通总裁第二次率团来华）

2014年5月20日，许昆林会见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Edith Ramirez一行，就高通的反垄断调查交换意见。

2014年7月11日，Derek Aberle一行同许昆林就高通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和解决办法交换意见。高通授权业务副总裁Fabian Gonell等人接受了现场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围绕高通的专利费收取模式。（高通总裁第三次率团来华）

2014年8月21日，Derek Aberle率团访发改委，就高通反垄断调查的处理方案同许昆林交换了意见，并表示高通会根据发改委7月11日公布的问题作调整。同年9月11日，发改委在反垄断专题吹风会上称反垄断调查不会选择性执法，不是针对外国公司。（高通总裁第四次率团来华）

2014年9月11日，许昆林在反垄断法执法情况的吹风会上称，高通一开始是两家美国公司在2009年到反垄断局举报，现在案件的调查工作基本结束，很快将进入处罚阶段。在会上，许昆林要“保证这些企业陈诉申辩的权利”，高通聘请的中国律师和自己的律师在之前的会谈时都到了现场，而且议题、时间还有人数不设限。许昆林还对张昕竹的情况做了介绍，称高通在第二次会见时上交一份报告，报告的一位作者就是张昕竹。而当时的张昕竹是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的成员，去给高通写报告是没有遵守工作纪律，将依法进行处理。

2014年9月12日，高通总裁Derek Aberle第五次率团访问发改委。

2014年10月24日，高通总裁Derek Aberle率团队第六次到发改委，同许昆林就最终反垄断案的处理方案交换意见，高通表示将继续配合工作。

2014年11月20日，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李克强称高通在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高通首席执行官Paul Jacobs形容当时的谈判比较艰难，很难找到双赢的办法。但听到李克强说“合作”，Paul Jacobs还是很高兴。

2014年12月5日，高通总裁Derek Aberle率团队第七次到发改委，同许昆林就最终反垄断案的处理方案交换意见，高通表示将继续配合工作。

2015年2月10日，发改委正式公布高通反垄断案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60.88亿元，并修改专利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