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海律

大三儿，本名叶云，在内蒙赤峰一家铜业公司上班。他朝九晚五，抽烟喝酒，在跟朋友随口说出一个关于“我要去西藏”的念想后，开始终日在旅游攻略中做梦和犹豫，劝说老友带他上路。然而，因自小罹患侏儒症，高海拔对大三儿心肺和血管可能的威胁，也就远高于常人。终于，在47岁那年夏天，大三儿瞒着八旬高龄的老父——这位唯一剩下的亲人——跟着老友的车，启程进藏了。他没啥洗涤心灵的需求，自信道：“我不祸害人”。

这样一个边缘小人物的日常和旅行故事，将以纪录片的样貌走向大银幕，观众会为他的梦想买单吗？

纪录片《大三儿》海报

历史：十年爬坡

其实过去几年，在我们银幕上难得一见的纪录片景观里，也不是没有过小人物的故事。《归途列车》里从广州回四川广安的一家四口，《千锤百炼》里小县城的拳击教练和年轻徒弟，《摇摇晃晃的人间》里脑瘫的农村女诗人。载誉的口碑和可怜的票房，是它们共同的命运。一瞥银幕，发现其他那些“短途旅行”的纪录片，要么歌颂如愿盛世，要么展现神奇地球，要么记载明星生活，甚或只是录播一场盛大演出。

绝大多数时候，院线纪录片都在被动等待院线赏赐的垃圾时间，可又有极少时刻，能神奇地井喷出让人瞠目结舌的票房。

去年，纪录片《二十二》以1.7亿元创下最大奇迹，连上4778万的《地球：神奇的一天》、3300万的《重返·狼群》，2017年进入院线的10部纪录片共创造2.63亿元的票房，如果把张扬那部看上去非常像纪录片的《冈仁波齐》加上，那么又该在这个惊人成绩再加上1亿元。

惊人，是在历史纵坐标中比较时得出的感叹词。10年前，中国银幕上映3部纪录片，其中应景奥运年的体育题材占去两部（《加油中国》、《筑梦2008》），产生票房101.6万元，另有一部《张纯如》没有数据统计。之后的增幅一直很弱，2012年，进院线纪录片依然是3部，合计票房158.6万元。当然，其间也出现过《迈克尔·杰克逊：就是这样》（4800万，2009）、《海洋》（2680万，2011）这样的“爆款”。当2016年又一部剪辑旧素材而来的自然类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拿下6500万票房后，人们知道距离纪录片破亿的时间不远了。只是没能猜到，能在一部安静又催泪的慰安妇现实生活故事中产生。

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的，我们将纪录片的票房成功理解为题材致胜。《二十二》触碰的是全民记忆伤疤，《喜马拉雅天梯》和《冈仁波齐》是人们内心神圣又神秘的西藏情结（有不少“手串阶层”贡献了票房），高清自然类纪录片人畜无害、合家欢笑，而4.8亿票房的《厉害了，我的国》，就真的非常厉害了。

纪录片《二十二》海报

确实，愈发高清的制式规格、愈发贴近观众兴趣的讲述题材，让中国银幕纪录片显得更好看了。但如今银幕上的中国纪录片景观，还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问题：上映片目极少；涉及主题不太丰富；从影展到影院的转化率极低。

全世界每年有上万机构和独立制片人在拍摄纪录片，而从2008到2017的十年间，我国银幕上能够看到的仅有46部，我们当然没底气说它们是个中翘楚，更大范围的优质纪录片我们是看不到的。

现状：成功无法复制

对大多数中国观众而言，纪录片的概念，或许依然应该是可以一边做事聊天、一边在电视上顺便看几眼的免费资源，是非洲草原上的狮子，解说词里的冷战揭秘，专题节目中的声色美食。

而那些我们容易忽略的身边人，隐于他们吃喝拉撒背后的苦闷与欢乐，似乎从来都是属于电影节和文青们的世界。

纪录片从业者都清楚，《二十二》的成功不可复制。“不过这些有限的成功案例，提示的是在题材得当的前提下，越来越挑剔的成熟的观众会给那些诚恳的作品机会”，《大三儿》制片人黄旭峰说。在内容市场的渠道红利已然分完的当下，他相信中国纪录片的未来在于精准化、细分化的优质内容。他自信《大三儿》的故事，“可以先让最基础和最小众的观众被照顾、被理解并被标榜，继而让下沉的第二批、第三批产生追逐的焦虑感”，因此他敢于从和导演接触开始，就决定从前期到后期都按院线规格，来打造一部成本300多万的纪录电影。

《大三儿》制片人黄旭峰和导演佟晟嘉

音乐人朴树，就是被电影打动的第一批“小众”观众。“不需要洗涤心灵”、“不祸害人”的大三儿，激发了朴树灵感，一分钱不要地制作出一首为纪录片义务宣传的《空帆船》。而通过发行《二十二》吃到甜头的润智影业，经熟人推荐，也看上了《大三儿》，即便清楚它不大可能复制《二十二》的票房奇迹，也还是投入了150万元的宣发成本，就当是在以畅销作品养艺术情怀。

今天上映了一部国产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它从爱奇艺13集的电视片重剪补拍而成。电影结尾，导演何苦在镜头前对让他回去做包工头的老板说，“片子卖了2.6万”。目前加点映和首日票房，片方目前收入不足10万，或可平衡一点导演为艺术体验棒棒生活而亏掉的日子。可是豆瓣上，相比电视版本极高的9.7，电影版目前已经落到了7.1。观众似乎从钱包到评论两方面，都对改编“大电影”用脚投票。

今天：市场仍在培育

如今，在北上广深和个别艺文活动丰富的新一线城市，少不了纪录片放映活动，尤其北京，各类纪录片影展近乎从不间歇。随手查八月第一周，就有第二届北京纪实影像周、台湾纪录电影特备放映、体育纪录电影展等官方性质的展映活动。

不管来自官方还是民间，纪录片影展都担任着培养观众的角色。而无论与院线合作还是在艺文空间放映，经常会发现上座率都非常不错。

今年北京纪实影像周期间，9家合作影院挪出3天晚上7点半的黄金时间，各放映了3部国产优质纪录片，上座率达70%左右。在影展承办机构良友（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秋丽看来，“这跟我们排片少也有关系，而正值电影局内部改革期间，国外引进的纪录片批复工作没能做完，因此更多的作品就搁在艺文空间和大学校园进行免费公益展映”。

此次影展，良友一共甄选了50多部作品，“要想上大银幕，国内的一定得有龙标，引进的得有针对特定影展的批次号，影院才能打开相应片源的DCP（数字电影包）“，秋丽介绍说。很可惜，影展期间，最为催泪、口碑也最好的《四个春天》，并没能亮相京城院线。这部由贵州独山县导演陆庆屹自述家庭史的作品，在此前的FIRST影展，就已让全场观众泪崩。

而像《大三儿》这样既有龙标、又按院线电影技术指标拍摄的佳作，如果放到艺文空间，即便投映设备再好，观感也不可能跟在大银幕前相比。这也是纪录片导演们不满足于民间放映，而努力把自己作品往院线推的最重要动力。毕竟，无论剧情片还是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都把作品当成自己的孩子，想让大家看到它。在豆瓣上，网名“起床，吃饭“的《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就写下最简单有力的短评，“我自己的片子，我打五星。

《四个春天》海报

遗憾的是，高口碑艺术片和纪录片一旦进了院线，之前影展时一票难求的盛况，经常就变成空无一人的尴尬。要想将电影院观众和电影节观众高度相关联起来，培养和教育观众的道路还漫长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