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尽管多哈回合谈判受到限制，但WTO仍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显著成效。人民大学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Danilo Türk）近日撰文强调，WTO的争端解决流程已经发展为一个既灵活又有效，既基于规则又面向结果的系统。

同时图尔克认为，当前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贸易本身，而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贸易限制措施的结合。如果WTO被认为过于僵化，无法有效管理全球贸易体系，那么它就应该得到改进。纵观WTO历史，改革理应自然而然地发生，谈判也将是最好的出路。

WTO不应沉浸在美誉中止步不前

显然，WTO需要改进的问题犹存已久，而其作用还在不断弱化。日内瓦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总裁梅伦德斯-奥蒂兹（Ricardo Meléndez-Ortiz）指出，目前，各种地区贸易机制或地区合作已经伴随着WTO作用的弱化而兴起。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ICTSD及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近日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梅伦德斯-奥蒂兹强调，在WTO改革进程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在于改进规则：日本、欧盟、英国、美国等多国均已提出有关要求。

不过，经济模型的选择增加了改革的困难：是提出统一的经济发展方向，还是明确一些基本原则，让不同国家在此基础上自行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

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邓尼特（Adam Dunnet）也在研讨会上提到同样的问题，他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能够建立自己的规则以促进发展进程​。邓尼特还强调，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WTO对世界带来的福祉比其他任何多边机制都多，但WTO不能停留在十几年前的美誉里。

CCG顾问，原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则表示：当前WTO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是如何使其成员放弃单边主义，回到遵守WTO基本规则上来。

“如果WTO不能对这种单边主义进行更多的约束或管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国际组织就变得令人怀疑。”

需要与时俱进的WTO改革改什么

从WTO本身的机制来说，孙振宇认为，当务之急是打破大法官遴选程序的僵局。不能因为某一个成员的抵制而导致上诉机构瘫痪。早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就已出现帮助处理某些裁决超出WTO现有规则范围、陈述与裁决的篇幅过多、案件审理时间过长等问题的建议。而在决策机制上，WTO可以考虑成立类似执行委员会的机构，更多地采取诸边谈判。

而从当前全球面临的贸易威胁来看，孙振宇强调，WTO应出台更加严格的纪律防止滥用“国家安全”：

“如果你试图声称国家安全受到一些正常商品贸易的威胁，那么我认为这太荒谬了。你不能简单地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借口，然后对国与国之间的正常贸易进行大规模的干预。”

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主任邢厚媛曾对《人民日报》表示：“WTO制定知识产权规则的初心是促进技术的传播，而不是阻止技术转让，因此，WTO规则不应被滥用，更不应成为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孙振宇指出，把一般商品贸易与国家安全联结在一起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已遭到许多WTO成员包括其盟友的普遍抵制。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WTO应当坚持并有所作为。

接下来，WTO应继续改进与补充《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孙振宇认为，这个协议主要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专利保护出发，但对技术专利的引进方利益关注不够。正如TRIPS与公共健康问题达成协议一样，未来还应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

“政府强制企业将专利技术转让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在企业不愿意这样做的情况下，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政府阻止企业改造这些技术、或者禁止技术转让也是错误的。WTO的根本目的是鼓励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样我们就可以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同时，孙振宇还强调要恢复WTO最根本的谈判功能。多哈回合谈判无果而终的部分原因在于，一些成员国旨在推动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中小企业等新议题的讨论，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十分积极。事实上，多哈回合谈判是“发展回合”，谈判宗旨是重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与诉求。现在这个承诺还没有兑现就马上转入新议题，显得有些生硬。将二者有机结合可能有助于推进新议题。

另一方面，ICTSD总裁梅伦德斯-奥蒂兹认为，目前的改革进程正是需要WTO能更及时地适应最新趋势。现在WTO仍主要关注货物贸易和关税问题，而信息、数据等尚未被纳入贸易框架，这已远落后于当下数字经济的发展。此外，WTO改革也应考虑与低碳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协调。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关切

最后，孙振宇指出，现在一些成员国，例如美国常常抱怨WTO对其不公平，但如果说WTO存在不公平的话，首先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其在WTO内的权利与义务出现巨大反差。他建议，讨论WTO改革的方向时，应当对发展中国家的各项关注与诉求给予充分考虑。 

“我听到很多关于美国抱怨世贸组织对美国不公平的话，我自己都忍不住笑了……所有的规则，明明都是由美国专家写的。”

但从美国企业的角度来看，WTO及其成员国的改革方向不仅如此。美中贸易委员会中国区副主席帕克（Jacob Parker）在研讨会上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中国虽然没有违反WTO规则，但做法并不符合WTO精神。例如中方认为不应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自由贸易，但中国自身将计算机服务、云计算纳入国家安全领域，并选择不向外资企业开放市场，这体现了中国说法的矛盾之处。

帕克认为，中国早在加入WTO之初便承诺将逐步开放，但中国方面到目前也没有明确的政策来改变，美国公司在华投资仍然受到各种限制，而WTO改革进程缓慢，这才导致特朗普政府按自己的步调作出回应。在帕克看来，中国曾经对外资进行的限制被可以理解，但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购买力平价全球第一，没有必要保持原有的限制性措施。

对此，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李永对《人民日报》表示，WTO成员有权对市场准入做出保留，这些保留体现在各个成员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中国在特定领域的合资和股比限制等要求，是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WTO成员谈判的结果，符合WTO规则和中国的承诺。

与此同时，WTO前法律干事冯雪薇则在研讨会上从发展中国家角度指出，发达国家是否能更多地为发展中国家考虑。她表示，如果中国同意将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等美欧日联合声明里提到的话题纳入WTO改革议程，那么美国是否也可以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削减发达国家巨额农业补贴的议题纳入其中。毕竟，这是一个早在1990年代就受WTO关注的话题，比美方提出的中国问题要早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