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廖志鸿

美国7月失业率3.9%，时隔1个月再次重返4%下方，创近十八年来新低。美国大小企业纷纷感叹，招不到人。

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7月一项调查显示，37％的企业报告至少有一个岗位空缺，超过一半的企业表示合格的岗位候选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

但是，虽然美国工资收入在攀升，但和火热的就业市场应有的工资强劲增长却不匹配。考虑到通货膨胀，薪水实际上在7月份还缩水了。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表示，“尽管通胀最近超过2%的目标，没有清晰的信号显示在加速涨超2%，所以没有过于高企的过热风险”。

《华尔街见闻》主编精选文章《“愿尽一切所能”——美联储主席终于也说出了这句名言》中曾提到，鲍威尔在演讲中对通胀的描述“自相矛盾”。

先是援引格林斯潘的案例，称“让我们再等下一次会议”，如果有更清晰的通胀信号再着手收紧政策；

同时他也引用了2012年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最著名的“嘴炮”言论——“我们会尽一切可能”，这是与“再等下一次会议”相比颇为不谨慎的表态，应对的场景是美国长期通胀预期无法锚定在2%的对称目标。

这种脱节让华尔街经济学家和美联储官员感到惊讶。在刚刚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这个话题是辩论的核心。

什么拖累了工资和通胀？

彭博社通过采访三个长期劳动力供应不足的行业：建筑、长途货运和儿童保育，认为美国薪资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一是，大量缺乏与高薪对应的熟练工人，由于招工困难，导致企业在培训上和招聘上需要付出的更多成本，而不是大幅度加薪。

其次，由于担心劳动力继续短缺，企业被迫为将来高薪招揽员工做准备，年度加薪幅度只是跟踪通胀，控制在3%左右。

而且，部分行业竞争激烈，例如建筑行业，企业加薪空间有限。与此同时，其他行业工资增长缓慢可能会限制如儿童保育等服务业工资上涨。

普林斯顿经济学家、奥巴马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任主席 Alan Krueger 则认为，就业市场的情况已经改变，现在企业越来越强大，但工人议价能力下滑，工会组织不断被削弱。

他举例说，四分之一的美国工人被限制跳槽到雇主的竞争对手，这限制了工人通过跳槽寻求更高工资的能力。

Alan Krueger 还表示，“如果企业互相勾结，将工资维持在固定的低于市场的水平，或者垄断企业不断加强，那么即使经济蓬勃发展，劳动力需求增加，工资上行的压力仍会被抑制。”

部分经济学家将矛头对准了大获成功、技术先进的“超级巨星”公司。这些公司正在征服市场，却将普罗大众和他们的雇员远远甩在身后。

一些人认为，像亚马逊和谷歌成为巨头是掌握科技的结果，和对消费者有害的欠竞争性的环境不存在必然联系。但是，这种观点缺乏足够共鸣。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前印度储备银行行长Raghuram Rajan说，“高收入群体都集中某些公司”，其他公司的员工却在苦苦挣扎。

加拿大央行行长 Stephen Poloz 认为，通胀起不来的原因，可能是技术革新的价值被低估，导致潜在的经济产出高于中央银行家掌握的数据；技术可能比央行官员想象的更快地提升经济能力，使通胀风险减弱。这与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论点相呼应。

Stephen Poloz 引用美国西北大学的报告称，数字化导致统计机构低估了投资，特别是软件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中央银行正在研究今天潜在产出的估值，可能会在未来进行修正。对过去潜在产出的积极修订，可能有助于解释过去五年的通胀表现不佳。”

那么，如何提高工资呢？

Alan Krueger 认为，可以让劳动市场进一步供不应求，打破合谋企业压低工人薪酬的行为。

而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 Robert Kaplan 则认为，提高工人薪水需要更好的教育和培训等政策，来帮助工人适应就业市场的技术冲击。但他也表示，这样做“在中期内实际上会伤害就业，并使这个问题变得更糟”，因为这增加了企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