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最近有点不太平，先是当地时间9月2日晚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已有200年历史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四天后，在总统选举中民调领先的极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Jair Bolsonaro）在一场竞选活动中遇刺，伤势严重。

而这两起看似意外的“飞来横祸”，都隐约指向了巴西深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巴西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Luiz Duarte就表示，巴西政府应该为大火负责，正是由于政府的经费短缺，才导致博物馆年久失修，尤其是老旧的电路系统，目前被认为是博物馆着火的可能原因之一。里约消防队长Roberto Robaday也对媒体表示，救火工作一开始进展缓慢的原因是消防员缺乏足够的水源，距离博物馆最近的两个消防栓均无法使用，只能靠卡车从附近的湖泊取水。而在南美漫长的雨季，博物馆则饱受白蚁和蝙蝠之害，甚至因此关闭了三分之一的展厅。

据《经济学人》报道，这一南美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年预算与一个教区教堂不相上下，核算下来，每一件馆藏只有不到一美分，即便如此，这一微薄的预算中还只有一部分能够兑现。相较之下，据界面新闻报道，巴西政府由于连续主办了2014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的奥运会，在基础设施和奥运场馆的建设项目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然而这两大体育盛事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为里约的治安和经济状况带来转机，甚至将里约重新打造成安全、繁荣的国际大都会，相反，在许多巴西民众看来，国家博物馆的大火仿佛是一个隐喻，象征着犯罪猖獗、经济衰退带给里约的创伤。

正是由于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失业率，一些激进的政治主张开始在今年的巴西总统选举中抬头，在劳工党的候选人、前总统卢拉因贪腐罪入狱的前提下，在民调中领先的社会自由党获选人博尔索纳就是极右翼代表，被西方媒体戏称为“巴西特朗普”。据《卫报》称，他曾公开称赞备受争议的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支持酷刑，并声称希望自己的政治对手被刺杀，他对女性、非裔、同性恋和原住民的仇视让他获得了“民主世界最厌女、最可憎的民选公职”的恶名。

在他的支持者看来，博尔索纳代表了法律和秩序，以及打击犯罪的坚定决心和铁血手段，这对于一个每年有6万起凶杀案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事实上，近些年来，巴西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打击犯罪，尤其是在筹备世界杯和奥运会期间，首都里约热内卢开展了大规模的“维和行动”（Pacification Program），旨在收复黑帮盘踞的贫民窟，重建当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而在拉美的许多国家，“安全”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颇具遮蔽性的修辞，它不仅是政府维系统治的手段，也掩盖了犯罪背后的贫富分化和种族矛盾。对于“维和行动”以及里约的政治、社会生态，朱莉安娜·芭芭莎是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她曾在“维和行动”期间任美联社驻里约的特派记者，并将她在里约的采访、生活、见闻写成了《在上帝之城与魔鬼共舞：危机中的里约热内卢》一书。在本文中，我们整合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与一些关于“维和行动”的人类学研究，试图展现这座基督像俯瞰的城市不为人知的一面。

红色理想与犯罪秘辛：里约黑帮的萌芽

2009年10月的一天，朱莉安娜·芭芭莎（Juliana Barbassa）坐在美联社位于旧金山的新闻编辑部，办公室的电视机上出现了蜿蜒的科帕卡巴纳海滩（Copacabana Beach），白茫茫的沙滩上挤满了数万人，都穿着巴西国旗的黄绿蓝三色，跟着音乐的节奏摆动身体。就在这一天，里约热内卢获得了2016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也是奥运会第一次来到南美洲。

芭芭莎生于巴西，但作为一名石油公司主管的女儿，她一直随家人在不同国家辗转，先后在伊拉克、马耳他、利比亚、西班牙和法国居住过，后来在美国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在芭芭莎看来，奥运会对于巴西而言意义非凡，不仅是巴西在国际舞台上证明自己，从而跻身大国之林的机会，也是这个社会结构严重固化的国家，自我更新的机会。“独立战争、内战、革命——这些都是能够改变国家性格的重大历史关头，但巴西却很少经历这样的决裂”，芭芭莎写道，“它未经战争就获得独立，没有动乱便终结了奴隶制。支撑其财富与权力阶级的社会架构始终没有受到挑战。这一架构就像深埋于地下的骨头，千百年来日渐硬化，将巴西塑造成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因此，奥运会的到来或许是史上第一次，巴西拥有了变革所需的经费与政治决心。

为了亲眼见证巴西可能的变革，芭芭莎申请成为美联社驻里约的特派记者，21年后，她终于回到了故乡。

故乡并没有给芭芭莎温柔的欢迎，甚至没给她安顿下来的时间。就在她开始上班的第二天（当时她甚至还没租到房子，住在酒店里），里约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以抢劫和烧车为主，先是私家车，后来发展到公交车，放火烧车的主要目的是阻碍交通、散布恐慌，也是掩护歹徒趁乱逃脱。这一系列针对平民和市政设施的袭击被认为是里约的黑帮对于政府的“维和行动”的一次反扑。

“维和行动”（Pacification Project）是里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治安行动，政府派出“维和警察”（Unidades de Policia Pacificadora，简称UPP）持重型装备（有时还有作战部队配合）包围被黑帮占领的贫民窟，但在正式进入之前，会提前通知贫民窟里的居民撤离，这让黑帮成员有机会逃走，但同时避免了流血冲突和伤亡。一旦警察进入贫民窟，就会长期驻扎下来，建立基地，并实行全天候的巡逻——简单地说，“维和行动”是一次政府与黑帮争夺地盘的行动，它的目的是端掉黑帮的据点，尤其是那些临近高档社区和奥运场馆的地段的据点，从而保证奥运期间的城市治安。

在里约盘根错节的犯罪网络中，规模和势力最大的要数臭名昭著的“红色指令”，这个名字曾经是芭芭莎的童年阴影，20多年后，它依然有能力引爆整座城市的危险力量。“红色指令”在据里约160公里的格兰德岛（Ilha Grande）起家，这里称得上是现实中的“禁闭岛”，岛上布满了原始山脉，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曾经是坎迪多·门德斯监狱（Candido Mendes Penal Institute）的所在地，最危险的重刑犯和政治犯被流放于此，由于环境过于恶劣，被囚犯们称作“恶魔熔炉”（Devil’s Cauldron）。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近百位政治犯被关押在“恶魔熔炉”，他们大多是因为触犯了1968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而被当时的军事独裁政府投入监狱的。这些学生运动领袖、教士、学者、工会干事和一些因抢劫、绑架而入狱的囚犯关在一起，他们遵守纪律、坚持阅读、集体决策，不仅减少了监狱里的盗窃和性侵事件，还领导绝食运动，为囚犯争取更好的待遇。但要论犯罪技巧，他们却不输给其他重刑犯，为了资助革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参与策划过名噪一时的绑架案和银行抢劫案，与那些单打独斗的小喽啰相比，他们才是真正的通天大盗。

就是在这样一个混杂了左翼理想和犯罪秘辛的环境中，“红色指令”的种子开始萌发，最初，它不过是一个监狱内部的小黑帮，1979年政府特赦政治犯导致它失去了许多骨干，它随即发动政变，杀死了敌对帮派的六名头目，保住了对监狱的控制权，并开始将其影响渗透到里约的其他监狱。在政治犯获释之后，“红色指令”的理想主义色彩也逐渐褪去，他们不再想要改变社会，而想要在现有的体制下尽可能地攫取金钱、权力和曝光度。

随着其成员的陆续出狱，“红色指令”也开始在监狱之外兴风作浪。1981年春天，里约发生了一连串的银行抢劫案，每一起都经过了缜密的策划，一个团伙通力合作，先是阻断交通，然后攻入银行，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采用得恰恰是当年左翼游击队的战术。4月3日，一个菜鸟刑警接到密报，说这些银行劫匪在里约北区的一个住宅小区里藏身，接下来爆发的彻夜枪战让“红色指令”的名头通过电视转播家喻户晓，区区几名暴徒居然让数百名警察无法近身，主犯名叫何塞·乔格·萨尔达哈（Jose Jorge Saldanha），人称“胡须乔”，1980年从格兰德岛越狱，他冲包围公寓的警察大喊：“我们是红色指令！我为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颗子弹！”

整个里约都被红色指令的强大火力和嚣张气焰震惊了，这场血腥的警匪对峙，后来被称为“四百对一行动”。

从剿杀到维和：获得“安全”的手段与代价

“四百对一”之后的十年，红色指令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张，遍布在山地和郊区的贫民窟成了他们的大本营。贫民窟多是些临时搭建的棚户区，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设施，供电线路和自来水都是居民私接的，连垃圾车和邮差都从不光顾，警察也一样。这里被里约人称作“山丘”（morro），与“山丘”相对的是“柏油”，它指的是贫民窟以外的里约，铺着柏油马路的社区。里约就是这样一座区隔的城市，一半是山丘，另一半是柏油。

红色指令的总部位于里约北部的阿莱芒，这里原本是里约的一个工业中心，随着巴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城市化浪潮，大批外省劳工涌入阿莱芒，他们由于付不起房租，便自己盖起棚户，蜗居于此，贫民窟从此繁衍开来，现在成了一个人口稠密的迷宫，是黑帮绝佳的藏身之处。除了方便掩护，阿莱芒的另一个优势是地理位置，它毗邻里约的三条主干道，距离港口和机场也都很近，为黑帮后来的营生——贩毒——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可卡因这种纯度更高、价格更贵的新型毒品的出现，贩毒生意的利润暴增，红色指令也在此时开始大举进军新地盘，同时，对贫民窟的控制权也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黑帮从银行劫匪变成了毒枭，更需要稳定的据点、高效的组织分工以及当地人的掩护，他们也自觉地承担起了政府的职能，为穷人提供食物、医疗、教育资源甚至是现金，帮他们调解夫妻矛盾、为老人操办后事，几乎起到了一个居委会+慈善机构的作用，同时也教育民众政府完全靠不住，有什么事还是要找黑帮。事实上，任何政府推行的福利想要进入贫民窟，也都必须黑帮点头，无论是用联邦财政兴建的足球场还是非营利组织出资成立的托儿中心。

到了80年代末，红色指令的武装力量早就超过了里约警察，还有一部分警察因觊觎毒品交易的暴利而倒戈，甚至贩卖枪支和情报给毒贩。这种失衡状态一直延续到1994年，里约选出了一位决心扫清犯罪的新州长阿伦卡尔（Marcello Alencar），他的两项新政让里约警察脱胎换骨：首先，他为警员提供半自动武器；其次，他为表现英勇的警员加薪——而“英勇”的标准就是他们“清除”匪徒的数量。这就是所谓的“狂野西部奖金”：开枪，然后领赏。

“狂野西部奖金”的设立，让在与警方交火中丧命的嫌犯人数骤增，从平均每月16人上升到32人，这条新政在1998年被废除，因为经过调查，大部分死者身上都有遭处决的迹象，而并非交火中造成的致命伤，有61%的死者是头部中弹，甚至83%的死者都无法证明是不是嫌犯。许多警察也表示，这四年间，他们不再是维持治安的警察，而几乎成了作战部队。类似的剿杀行动在2006年泛美运动会在里约举办前夕又重演了一次，1350名重装警察在装甲车、直升机、机关枪和手榴弹的掩护下强攻阿莱芒，经过七个小时的巷战，他们夺下了阿莱芒的控制权。这次剿杀行动共导致19人死亡，其中部分人是被处决的。

但正是由于这次血洗阿莱芒的行动，让泛美运动会期间里约的治安得到了保证，而泛美运动会的成功也给了里约申办2016年奥运会极大的信心。“维和行动”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它与以往的剿杀行动有极大不同：他们要“不费一颗子弹，不见一滴鲜血”地收复地盘。参与“维和行动”的警员也都很年轻，没有沾染贪腐恶习，也没有“狂野西部奖金”时代老警察的战争意识形态，当局不仅要占领贫民窟，还要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这样才能真正取代红色指令，成为新的“山丘之王”。

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人类学副教授Benjamin Penglase看来，“维和行动”的目的可不仅是收复地盘。如果说，此前的“剿杀行动”是为了“清除”颠覆分子和罪犯的话，那“维和行动”的目的则是将政府认为“十分脆弱”的平民从危险的境地中拯救出来，也就是说，这一行动的合法性来自当局制造出的“需要和平和保护的受害者”，也就是贫民窟的居民。在过去二十年间，贫民窟被认为是里约最不安全的区域，是真正的法外之地，当维和警察占领了一片贫民窟之后，甚至会升起一面国旗，仿佛此前这里是另一个国家。而在警察收复了著名的罗西尼亚贫民窟（Rocinha）之后，里约州的州长Sergio Cabral对媒体表示，“我相信这对于整个巴西来说，都是历史性的一天，对里约来说更是如此。我们为10万住在罗西尼亚的人民收复了失地，这些人民需要和平。”

尽管里约的“维和行动”直接与2014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的奥运会相关，但也有学者指出，围绕着安全的话语和实践已经成为了拉丁美洲一种新兴的治理模式，或者说，是一种例外状态的常态化。民众当然是需要安全的，这毋庸置疑，但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安全，很多时候安全只是表面问题，而过分强调安全的话语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失败后造成的社会撕裂。另一方面，无论是维和，还是举办国际赛事，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吸引国际资本注入，然而，全球化的经济动能是否能够改善所有里约人——尤其是住在贫民窟的穷人和非白人——的生活，又是否能够撼动巴西的政治腐败、贫富分化的顽固现实，在里约奥运会两年之后回望，这样的愿景似乎很难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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