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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彼得·辛格6点多就醒来了。北京夏日的清晨，天早已亮得晃眼。他下榻在朝阳区的北京富力万丽酒店，楼下有游泳池。他游了大概半个小时，让身体重新恢复精力。72岁了，他仍然保持着对运动的爱好。
前一天晚上，他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作为全球知名的伦理学家，他在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动物的道德处境和人类对待它们的伦理”。这个演讲紧扣他的成名作《动物解放》。这本书在1975年出版，43年来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十多个国家掀起了保护动物权益的运动。中国肉食消费量是全球最高，这场运动在这里进展缓慢。可是，一旦更多人认可辛格的动物保护伦理，其蕴藏的变化潜力最大。近年来，中国的素食者增多，尽管部分人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但客观上减少了对动物的损耗。8月13日辛格到达北京的这一天，《动物解放》的中文修订版刚好新鲜出炉。
8月17日早上，辛格在哲学大会发表演讲，下午在清华大学与学生交流。在爱吃肉的国家推动素食，呼吁不杀戮动物，是一件艰难的事情。2012年辛格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中国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6年后，他再次访华，中国仍然没有关于动物的全面保护立法，养殖动物的环境仍然缺乏法定标准。动物在中国远远没得到解放。辛格觉得很失望。他在哲学大会的演讲特意从希腊传统讲到中国的佛教，引用中国人熟知的佛教文化，“如诸佛尽寿不杀生，我某甲亦尽寿不杀生”，主张“对动物应抱以同情”。他认为世界上的物种应该是平等的，不杀生是体现平等的最好策略。关于动物保护，他给出了完整的伦理论证。
但同时，出于效用主义，辛格的伦理学还包括主张机构慈善和父母有权剥夺严重残障婴儿的生命。这使得成为在世的最受争议的伦理学家，曾被《纽约客》称为“危险的哲学家”，基督徒和残疾人运动者激烈地批判他，认为他的理论残酷且冷血。批判者曾经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施加压力，反对其为辛格授予教职；也有人威胁辛格的生命安全。辛格认为，哲学家就应该被质疑和批判，就像科学家需要实验室的反复印证一样。在他的眼里，有些反对者是错误的，有些是误解，有些是有价值的，后者会让他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伦理主张和表达。
半年前去世的哲学家Derek Parfit 曾经对辛格提出了批判，辛格承认他“很优秀，想得更远，更深刻”，从而修正了曾经旗帜鲜明的主张“任何动物不可杀戮”。他举例说，一个家庭以获取肉食为目的饲养动物，为之提供了人道的环境，如果有人反对杀害，那么会有别的动物被杀害。而饲养的动物在死之前，好歹是曾经有好的生活。对于这种情况，辛格自称抱着更加灵活的态度，不再坚决反对。
8月17日下午，他和清华大学学生交流，回答了很多人生困惑，也回应了诸多的伦理质疑。活动完毕，他坐着汽车离开，融入了北京周五（那天还是七夕）的晚高峰。车辆在霓虹灯色中寸步前进，蠕行了大约两个小时。 回到酒店，桌子上整整齐齐地堆满了需要他签字的待售新书。
短暂睡眠之后，在游泳池里，他才有机会摆脱密集行程带来的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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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见面之前，他换上了蓝色的纯棉衬衫，灰白色的休闲西裤，系上灰色的塑料腰带，黑色的仿皮鞋。那件蓝色纯棉衬衫已经穿了很多年。这样的穿衣风格，也是他伦理主张的一部分。他认为衣服的功能是遮羞保暖，除此之外的追求都是多余的。
在富力万丽酒店的行政长廊，辛格坐在一个会议室里，接受一个又一个记者的采访，问题类似，答案也是部分重复的。我和他约好的见面时间是下午一点钟。我提前了半个小时到达，在楼下餐厅吃面，同行的还有我6岁半的女儿桐桐。前一天晚上，我一边准备采访提纲，一边和女儿讨论辛格的伦理主张。她提出了两个疑问：辛格说物种平等，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如果人不能吃兔子，那么狐狸也不能吃兔子。可是，如果狐狸不吃兔子，他就被饿死了。这个食物链的问题，该怎么办？另外，辛格说严重残疾的婴儿可以被杀死，如果那个婴儿是他自己的孩子，问问他，是什么感受？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很好。征得辛格同意后，我决定让女儿旁听采访，亲自听听辛格的解释。
我爱吃肉，不可一天无肉，对辛格的素食主张本来不感兴趣。8月初的一个晚上，《动物解放》中文修订版的策划编辑景雁先生来到正午酒馆。我和他一起喝了一杯台湾的金门高粱，他对我说了辛格是“当代最受争议的活着的哲学家”。这句话把我打动了，毕竟活着的大人物越来越稀缺了。可能因为醉意，也可能因为好奇，我突然想看看一个“冷酷”的哲学家是什么样子的，也想听听他是如何回应世人的质疑。特别是当一个肉食动物坐在他面前，他会如何说服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笑眯眯地坐下来和我女儿打招呼，眼睛弯弯，嘴角上扬。我很想知道他在效用主义的理性之外，在私人生活中曾有的心软时刻。他说起了他患肺癌的姐姐，每月做检查，监测病变，结果出来之前，他总是忍不住地担心。偶尔，孙子去澳大利亚的家里看望他，扑到他怀里，表现出对他的亲密，要他陪伴阅读。他看着一个小人类慢慢地长大，做着一些美好的事情，心里就觉得很温暖。他还记得女儿12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晚了几个小时还没回家。他非常担心，选择了报警。警察到了家里，在询问各种细节的时候，女儿开门进来，完整无损。他心头悬挂的大石终于落地。
我问他，既然人类和动物都是平等的，如果只有100个警察，是应该把他们派去寻找失踪的女儿，还是寻找100只失踪的狗。如何利用效用主义的伦理去分析这样的困境。他说，当我们讨论生命的价值时，很难去比较人类和动物的生命。众所周知，人类的生命对未来是有抱负，有计划的，动物是没有未来导向的。我们不可能论证，多少个人类的生命价值等于多少只狗。但是，在肉体感受痛苦的知觉方面，人类和动物是容易比较的，两者是同理的。这一点，是他提出的动物保护伦理的基石。
既然人和人之间存在亲密关系，如何挣脱情感羁绊去决定另一个亲人的死亡。辛格说了他母亲的故事。大约20年前，美国的《纽约客》发表了一篇关于辛格的文章《危险的哲学家》，写到辛格母亲年迈，患了严重的失智症，失去了思维能力和记忆，甚至无法认得出家人。但是，辛格和他的姐姐雇请了一个队伍的居家护理人员来照顾，而不是像他在书中所主张的伦理，当一个人失去大脑思维能力，就让她尽快安乐死。文章说，辛格认为，这个事情让他看清楚了这类问题实在非常困难，特别是当那个人是他自己的母亲，这会更加的困难。不过，多年后回忆那篇文章，辛格认为有不确切的地方，尽管作者非常优秀。
在让人倦怠的长时间访谈中，辛格重新振作精神为自己稍作辩解。他认为，让母亲安乐死，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那时候的母亲，应该也不会乐意活成那个样子。不过，这需要他和姐姐共同的决定以及和家里的孩子们商量。最后，他们决定了放弃延命治疗。在那个年代，他母亲所在的澳大利亚地区还不允许安乐死，医生不能开处方，让病人服药或者注射结束生命。但是，医生可以不开某种药，让病人更早地结束生命。辛格认为，相比于做决定的理性，感性的过程，是更加艰难的。一个曾经活生生的，充满智慧的母亲，慢慢地在精神上不再是他的母亲了，认不出这个儿子，也认不出家人了。只是在身体上维系着母子的关系。在情感上接受这个结果，对他而言，很不容易。
《纽约客》文章发表之后，很多人批判辛格自己并不能遵循自己文章里所提倡的伦理。辛格对我很坦诚地解释，他从来不自我标榜完美地践行了书中的伦理，那是很高的标准，他不会去苛责别人，却允许自己做不到。
每当讲述完一个观点，辛格的声音就会戛然而止，没有任何尾音，是十分的理性带来的干脆利落。他静静地坐在我旁边，看着我，等待着下一个问题。
我问他如何计划自己的老年。他哈哈大笑说，已然是老年，不用去计划。他和妻子希望回到澳大利亚度余生，和女儿住得近一点。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失智症或者绝症，他和妻子都已经签署了法律文件，委托别人在他们失去了思考能力的时候，让医生开处方，给予药物或者注射，帮助安乐死。他住在澳大利亚，家所在的地区已经有立法允许在病人的寿命预期在半年之内时，医生可以根据病人事先签署的嘱托，实施安乐死。他的妻子曾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她读不了报纸了，请辛格杀了她。辛格说，他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对于他而言，智识的能力和肉身的生命是一样重要的，如果不能读报，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勉强维持生命，只是浪费地球的资源。
辛格认为，无论在坚持素食，践行慈善，还是选择安乐死，他和妻子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这是好婚姻的秘密。几十年前，他决定开始素食，花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适应。妻子和他的节奏几乎同步。日常生活中，俩人尽管兴趣不同，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常常达成共识，就是眼光不仅仅聚集在自己是否幸福，孩子是否幸福，而且要努力地让其他人也幸福，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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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老人的安乐死已经逐渐被世人接受，那么安娜·麦克唐纳的故事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伦理困境。安娜出生于1961年，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小镇，是一名脑瘫患者，不能走路，不能说话，发出的声音像鸟叫。3岁的时候，被父母放进墨尔本一家专门照料严重残疾儿童的医院。11年间，她完全被漠视，没有受到任何教育。16岁的时候，体重才24斤，不过被一个作家兼残疾人权益保护者发现了她拥有沟通的能力。后来，她在脖子上架着一个字母板，大腿放着一个电子控制器，通过高智能的设备和外界交流。最终，她向法院申请离开了特殊医院，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根据辛格的伦理，她在出生的时候，就属于应该被“杀死”的婴儿。可是，安娜活到了39岁，最后死于心脏病。她生前和辛格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她曾在一个大会上表示，“很享受自己的生命”。这也是《纽约客》文章《危险的哲学家》写到的故事。
我问辛格，当他看到安娜的那句话时，对自己主张杀死残障婴儿的伦理是否有了不一样的思考。辛格说，不否认，安娜真的享受成长以后的生命。当她有了思维的能力，当然没有人有权剥夺她的生命。但是，如果当她还是婴儿时，父母决定剥夺她的生命，是符合公义的。辛格说，安娜在另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在她婴儿期就被终止生命也许是更好的事情，尽管她目前享受生命，但是把她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并不是一个好的生命体验。最初的三十年，她遭受了太多的痛苦。
可是，在《纽约客》的文章中，安娜批判辛格说，她和辛格之间最原则性的冲突是，如何决定一个残障人士可能实现的生命。谁也无法确定未来是否像它目前看起来那么糟糕。如果你知道，未来的生命是非常荒凉和充满痛苦，那么辛格的伦理是有效的。但是，谁能确定地预料未来呢？我们只能确信一个事情，就是要死而无憾。辛格并不了解个体，在他眼里，残障人只是某一类人群。
辛格认为，生命一直充满各种可能性。你可以说，让所有严重残障的生命都生存下去吧，毕竟未来他们的生命可能会变好。可是，你必须要判断，这个变好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可能性太小，你也许就会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让那个生命延续，意味着漫长的痛苦。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好的决定就是保存生命。他自称，已经和很多人残障的人士和家庭交流这个伦理观点，可是遭到很多误解。他并不认为，所有残障的婴儿都应该被杀掉。不过，在进行理性分析的时候，要认识到两组选择。你可能错误地杀害了一个婴儿，也可能错误地保存了一个婴儿，让他的一生饱经痛苦。每一个选择，都可能错误，都不可能保证完美。
真正的问题在于，谁有权利终止那个婴儿的生命？婴儿，显然不是；医生也不是，当他走出诊所，走下手术台之后，他对婴儿就不再有照料的义务。这个义务在父母，大部分的父母都是发自内心地关心孩子的福祉，他们才能对孩子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尽管也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会遗弃孩子。相比于遗弃，在理性考虑之后，终止残障孩子生命的行为是更加负责任的，因为是父母选择了一个他们认为对孩子而言，是更好的方案。而遗弃，会把孩子留给了不确定性，不知道是否会有新的负责任的人来照料他。
多年来，辛格的这个伦理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基督徒基于圣经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可是他声称并不膜拜圣经的权威。但是，他对于残疾人的呼声是理解的，在过去的时间里，他修正了相关的伦理表达，让其更加温和和清晰，减少众人的误解。如果国家有保障，社会能提供帮助，父母可以判断孩子获得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些保障，孩子未来的生活处境太艰难，那样的生命可能就不值得延续下去。生存与否，决定权应该在父母的手里，他预设的前提是父母爱孩子，而且相比于医生和其他人，父母是未来长期照料残障孩子的人，他们才是为孩子承受重担，并且需要负责任的角色。
尽管如此，辛格为他的伦理仍然预留了例外，认为现实中会存在不一样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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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格，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轶事。
辛格提倡慈善，将收入的30%左右捐给慈善机构，可是经过路边的乞丐，他不为之侧目，也不施舍。他说，无论在哪里，都能遇见看上去很悲惨的乞丐。在纽约，在严寒的冬季，能看到蜷缩在路边的流浪汉。但是，他内心的怜悯常常不如他的理性来得强烈。我问他，擦肩而过那一刻，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我会想，如果直接给了钱，他们的生活不会更好。他们可能用来酗酒，有可能用来做其他坏事。他们不值得我投入时间，一个一个去思考。但是，交钱给慈善机构，他们可以雇请人员，用数据分析，找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让我的金钱最有效。”
直接给钱，是举手之劳，一秒钟就可以完成的事情。相比而言，机构慈善太费事。中国的NGO发育得并不成熟，缺乏信用，很多人就懒得去甄别慈善机构了。我问辛格，如何看待他的伦理观点成为很多人拖延或者不做慈善的借口。他认为，任何理论都有可能被乱用。中国以后也许会有更好的市民社会，更好的慈善机构，人们可以信赖的。在西方社会，有市民社会，可以让人更多参与慈善事业。
他认为，做慈善，是需要理性分析的，并不是仅仅出于内心的怜悯，在瞬间做出反应。例如在中国会看到父母模样的成年人带孩子来乞讨。孩子是被利用的，是乞讨的广告，这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好，孩子应该去学校。如果大家伸手行善，就会鼓励更多的父母或者成年人利用孩子来乞讨。
每年最后几个月，他会和妻子讨论把钱捐给哪个慈善机构。他们把收入的30%都捐出去，同时，辛格父亲给他留下的信托财产，有一部分也被用于慈善。有时候，他们会衡量，在改善人类贫困的机构和改善动物处境的机构之间，应该如何决定金钱的比例。无论如何，辛格都认为自己目前的生活仍然相当舒适，可以继续提高慈善的比例。
我很想弄清楚，辛格做慈善是否因为出身优越，衣食无忧，所以有能力慷慨。他并不否认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数量可观的财产，但是他也强调自己的工资，出版的图书，足可以做慈善。他说，很清楚，很多人没他挣钱多，可是只要买得起瓶装水的人，就不算穷人。可以从收入的百分之一做起，慢慢地提高。
可是，中国社会缺乏保障体系，如何能让人放心地把收入捐给别人，而不让自己陷于经济风险？辛格说，当然应该给自己留一些储蓄和买保险，保障医疗和教育。当人仍然有能力买好的衣服和奢侈品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有能力做慈善。
回答完之后，他又进入了干脆利落的沉默。他转头发现了我女儿手腕上的电话手表。他觉得新奇，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他很想和孩子握握手，可是被拒绝了。他谈起了日常生活，是为了让生命更好，也要有趣。就算是哲学家，也要遵循俗世的普遍规则，并不能经常用效用主义的思维来计算得失，特别是对家人的情感回应。
5点15分，我和另外一个记者一起去他的房间接他，一起坐地铁去吃晚饭，然后参加七点钟在北京芳草地中信书店的新书发布会。他对北京拥挤的交通心有余悸。
当我们敲门的时候，他已经做好准备，随手拿起一件黑色的夹克，就一起出门了。我们走路去东大桥的地铁口，坐到芳草地。路上，我向他转述了我女儿对他的提问。他很友好地弯下腰，一边走一边笑着用英语说，“人类不吃鸡还可以吃青菜，可是狐狸不吃鸡，就会被饿死，所以，狐狸可以吃鸡，而人类不可以。”我女儿说，“我明白了，因为人类还有别的选择。”
我们大概六点到达了吃晚饭的素食餐厅，席上还有国内几位研究动物保护的学者和家属。我点了一份6人套餐，其中一份饺子配了类似老干妈的辣椒酱。餐桌上，有假装松子鱼的糖醋茄子，假装香肠的土豆泥，还有青菜煮蘑菇的汤，没有一个让我有食欲。可是，辛格每次举筷都没有犹豫，好像食物在他眼里无差别，吃得津津有味。辛格爱吃辣的，我把那小碟辣酱放在他的面前。饭桌上没有客套，辛格自己夹菜，放进自己的盘中，一一把食物都吃光。离开的时候，我把剩下的饭菜打包，他感慨一声，“幸好有人把食物带走，我害怕浪费了。”
我们一路小跑着，到达了中信书店。几位中国学者拉着他在世贸天阶商场的雕塑边拍照片。我忍不住对辛格说，“您的听众在等您呢，时间到了。”他马上跟着我一边跑一边说，“谢谢你提醒了我。”稍定情绪后，他和其他几位中国学者就分别演讲，主题再次围绕动物保护。听众很踊跃地提问，结束后，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签名售书。夜里十点左右，辛格快速地完成这个环节，着急回去酒店。他次日要赶8点多的飞机去欧洲，和妻子有几天的假期。
我在队列的最末，他如释重负地一笑，对我和女儿用英语很热情地说“真是幸会”，然后在书的扉页给我写了一句，“Thanks for your very tough questions and try to cut down the meat!”（谢谢你尖锐的问题，请尽量少吃点肉！）
—— 完——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其余图片非特别注明，均由湖岸出版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