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评级机构被质疑为达成有利交易而在评级时放宽了标准，在次贷危机的产生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国内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所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其实是信用危机，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正是引发信用危机的关键”。

讽刺的是，今年8月大公国际却遭遇“双杀”，被监管层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证券评级业务一年。而大公国际被处罚的主要理由，正是“在为多家发行人开展评级服务的同时为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

金融危机十年后，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依然牢不可破，评级公正性问题仍未得到实质性解决。而随着违约潮的泛起，国内信用评级机构亦开始感受到刺痛，“左手评级，右手咨询”，在多重压力下，他们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尴尬不已。

危机推手

评级机构通过风险评估，引导资金进行决策，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金融产品的定价和销售能力。随着金融市场的扩大和金融产品的日趋复杂，发行人、投资者和监管者越来越难以认清某一类金融产品的“全貌”。其中尤以结构化的金融衍生品为甚，市场对该类产品的风险判断较多地依赖评级机构。

2008年，由次级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基于次级贷款的RMBS（住宅房贷担保证券）和CDO（担保债务凭证）可以称得上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此类产品的风险从最初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进入资本市场，并不断放大。

这其中，评级机构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标准普尔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05年至2007年间创立的CDO类别中，有85%被评为AAA级。惠誉公司在2007年7月的报告中显示，基于中等等级的CDO产品AAA级的评级结果比例仍然占到73.7%。

AAA级为评级机构所能给出的最高评级。“理论上是没有违约可能，美国国债也是AAA评级。”一位鹏元资信分析师表示。但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评级机构对大多数次级债券的评级仍然是AAA级。

为何会给可能存在风险的金融产品最高评级？这与评级机构自身的行业模式不无关系。

此前美国司法部出具的诉讼书显示，标准普尔在2004年9月至2007年10月期间为2.8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和1.2万亿美元的相关结构性产品做出评级，每宗评级交易收取75万美元费用。

据上述鹏元资信分析师介绍，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评级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仍是受评机构交付的评级费用，为作为收入来源的受评机构进行评级，自然很难保证公正独立。

“一直以来评级机构调高评级的速度都很快，但下调评级的速度都很慢，”该分析师表示，“上调快多是出于收益的考虑，下调慢一方面因为评级公司自身人手有限，动态调整落后于市场，另一方面受评方也会在其中阻挠。”

另外，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在金融危机前后占据了世界90％以上的资本市场评级业务。这种行业垄断情况带来的不良竞争也成为影响评级业务的重要一环。

除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做出错误判断外，危机爆发后三大评级机构对金融产品的迅速降级，更加剧了危机破坏性，引发市场恐慌。

七国集团（G7）委托金融稳定委员会所做的研究报告中这样评价评级机构在危机中的作用：“信用评级机构的不佳表现不但促进了动荡的形成，而且加快了动荡的演化。特别是，评级机构根据不充分的历史数据，在一些情况下使用错误的模型，给予复杂的结构性次贷债务以高评级。”

危机过后，三大评级机构也均遭到市场或政府起诉。其中，标普最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另外两家监管机构支付总计7700万美元以达成和解。穆迪则支付了8.64亿美元巨款，以解决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对高风险抵押贷款证券做出评级的问题。

依然故我

时至今日，评级机构公正性问题仍未得到实质性解决。

金融危机后，美国新引入了七八家信用评级机构，进入国家认证数据评级机构的行列。同时，投资人付费这一行业起源之初就采用的模式再次受到重视，美国证监会为积极推进投资人付费模式，同时也为了避免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先后给予伊根琼斯（Egan-Jones）、克罗尔（Kroll）、晨星（Morningstar）等三家投资人付费机构NRSRO（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认证资格。

而实行投资人付费的评级机构抓住有利时机扩展评级业务，并通过出席听证会、争取立法支持等多种途径宣传投资人付费模式的独特优势，争取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虽然美国市场投资人付费评级机构环境改善，但此前中债资信政策研究部杨勤宇等曾撰文表示，投资人付费评级机构的业务开展仍呈现出“小而精”的特点，主要专注于结构化产品、金融机构评级等领域深耕细作。与危机前相比，投资人付费评级机构的发展环境大幅改善，并在细分市场有出色表现，但仍难以打破评级行业既有的垄断格局，依然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

与此同时，三大评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业务近年来也饱受全球市场诟病。

刚刚过去的8月，标准普尔就将土耳其的信用等级由此前的BB-下调至B+，土耳其里拉也随之中断反弹，迎来大跌。对于三大评级机构总在敏感时期下调国家主权评级的做法，新兴市场国家均表达了不满，并认为三家机构有偏袒美国的嫌疑。纵观历史，不论是欧盟国家还是中国、巴西和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曾饱受三大评级机构之苦，均有要求降低对三大评级机构的依赖和打破其垄断格局的诉求。

反观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国内评级机构，今年国内的债券违约“浪潮”也开始将行业内的问题“翻出”。

据中债资信统计数据，2018年1到7月，中国债券市场共有15家发行主体出现债券违约，违约金额363.90亿元。除去国内经济增速偏低，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和外部融资情况恶化等原因外，国内评级机构给出的高评级报告也严重扰乱了市场判断。

“今年违约的债券大部分都是AA级，最差的也是AA-，这从理论上来说意味着‘信誉优良，基本无风险’。”上述鹏元资信分析师表示，有风险的债券和无风险的债券混在在一起，评级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另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至9月13日，国内4638只普通企业债中，A级以下仅有11只债券，2347只一般公司债中，同样只有18只A级以下债券。这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债券市场情况相似，国内债券评级畸形程度也可见一斑。

该分析师认为，此前国内仍存在刚性兑付的大环境，对评级虚高产生了一定影响。今年监管打破刚性兑付，但评级机构并未随之调整。

比如，中诚信国际在2018年5月7日凯迪生态发生实质违约之前，一直将其信用等级维持在AA，直到违约当日，才将凯迪生态评级由AA下调至C。浙江民营企业盾安集团，其主体信用评级直到债务危机曝光后，才被大公国际从AA+下调至AA-。

而且，评级机构自认评级虚高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一位华北地区评级分析师告诉界面新闻，自己出示的债券项目评级报告一般都会较最初形成的评级级别下降2级，“现在给出AA的评级，对于投资者来说已经没什么说服力了，还不如务实一点”。

随着“违约潮”愈演愈烈，评级机构存在的问题也在逐渐暴露，虚高评级背后交易的逻辑再也遮掩不住。

评级之殇

今年8月，大公国际被罚最终敲响了评级行业的警钟。

除部分高管人员及评审委员会委员资质不符合要求的原因外，监管层还点明大公国际在为相关发行人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同时，直接向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

“国内受评方付费的问题一直就没得到解决，我们作为评级机构也很难做。”据华南地区某评级机构人员透露，此次监管层调查过程中还有一家北方评级机构被查出存在为受评方提供咨询服务的情况，“只是收费没大公国际这么高”。

据该评级人员介绍，国内主体评级收费在15万左右，单项债券评级收费在10万左右，而大公国际向受评机构变相收取的咨询或产品购买费用均在500万以上。“这种买卖，评级机构不是家家都敢做，但还是有以财务顾问的形式为企业提供服务，再以子公司的名义来收高额费用的情况存在”。

“国内还是发行人付费的模式，完全无法避免发行人的干扰。只能是市场线负责对外沟通，分析师负责写报告。至于独立性，就见仁见智了。”上述华南地区评级机构人员坦言。

投资者付费的收入模式在今天的中国仍难以施行。“国内只有中债资信可以做到投资者付费。”一位北京地区评级分析师介绍。

中债资信全称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由人民银行指导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2010年9月发起设立，是旨在探索实践投资人付费模式的本土评级机构。基于银行间市场对投资者付费的强制要求，作为试点机构的中债资信才得以发展壮大。

然而，即便评级机构转为投资方付费，依然无法保证最终的评估结果公正有效。业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投资者付费模式，意味着评级机构仅能从公开市场获取受评项目信息，“发行人肯定是不会配合的”，这样得出的评级结果实际上仍然是不准确的。

“我们能知道的，都是他们（受评机构）想让我们知道的。”上述华南地区评级人员表示，各地金融机构、中介机构信息无法共享，甚至为自身利益将本应公开的数据屏蔽。这直接导致评级机构能采集到的信息数据有限，更多直接依靠评级对象提供的信息作为评级依据，产生的评级结果自然容易遭到质疑。

“何尝不想独立客观的披露风险，碰上讲理的发行人，我们降级都很及时，碰上野蛮人，我们也实在是没辙啊。”有评级人员这样诉苦。

除此之外，上述北京地区评级分析师表示，工作中还要应对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

“当地政府和企业的风评，都是我们要顾忌和顾及的。”该分析师称，城投项目降级一般都会慎之又慎，一家企业出现问题，该地区的企业都有可能受到影响，进而严重影响当地的政府基建。

为应对国内评级乱象，今年6月，监管层开始研究推进由“两所一司付费”，即沪深交易所和结算公司付费的模式，并启动自主选择评级机构的“双评级试点工作”，以引导交易所债券市场形成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9月央行及证监会又联合发文，加强对信用评级行业统一监管，督促信用评级机构应当建立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内部控制和业务制度。

但是，在受评方付费、项目信息不透明、政府干扰多重重压下，国内评级公司发展依然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