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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正午做记者，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生活像列车，沿着约定俗成的轨道奔跑。前方应该是目标，可是我心存疑问。某一天，我决定中途跳下来，向另一个方向跑去，思考人生另外的可能性。我不习惯远虑，只能想到第一步，就是离开现在。
今年3月，我申请去京都大学访学四个月，想了解日本的家庭和女性。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为我提供支持，项目官员说，“建议你最好不要带孩子，一个妈妈在国外带着两个小孩，而且还要工作，会很困难”可是，怎么舍得呢？女儿刚6岁，儿子才1岁半。有人问我，“你行吗？”我回答，“见招拆招吧。当初抱着两个孩子从北京跑到广州躲雾霾，也是这样子冒险。”
失眠了很多天以后，我还是像袋鼠妈妈一样出发了，怀里塞着一个，手里牵着一个。随行的，还有一直给我极大帮助的小姨。
3月23日，我们到达了京都，住在大文字山下的民居，靠近樱花最烂漫的哲学之道。房东是一对日本老夫妇，60多岁，就住在隔壁。在签署租房合同时，我发现那个妻子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日本极少短租房，这是通过中介联系的，是唯一可以住下一家人的房源。房子是传统的双层木房子，门口院子是小花园，草坪上的两棵小树长满绿叶，周围点缀了几株花草。进门后，有专门的换鞋处，厨房、橱柜和餐厅连在一起，和式推拉门背后是客厅，地板是竹子编的榻榻米，中间摆了一个小方木桌和抱枕，适合跪着喝茶。墙上有小挂钩，安放回家后换下的衣服。客厅的推拉门外面，就是洗漱间，外墙是一道玻璃门，卷起布帘，就能透进充分的阳光。一个折叠门背后，是家家必备的浴缸，暖气温度可以遥控预设。一丝不苟的生活传统，容不得随意的错位。在我看来，这是在长期稳定的社会里，人们可以安心于家庭生活，对日子精雕细琢。
沿着木梯上楼，是两个卧室，中间也用推拉门相隔，只是遮光不隔音。打开折叠整齐的床褥，就是传说中的榻榻米。西边卧室外，是一个晾衣服的小阳台，要挪开金属百叶窗，弯腰跨出去。房子太低，视线不能延伸，只能看到低矮的民房，紧闭的窗户，低垂的褐色竹帘和映照夕阳的旧墙。狭窄不隔音的生活空间，让我深深理解了为什么日本人对声音有那么严苛的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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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行，我最操心的是女儿上学。日本公立小学的学区都是住址划分的，无论租房还是买房。我提前一个多月请在大阪的华人朋友打电话给京都市第三锦林小学咨询。校方回复说住址在学区内，可以上学，3月26号下午两点钟要带着孩子去面谈。我上网查了学校的简介，发现竟然是一所百年老校，坐落在山边，有一个很大的泥地操场，距离我的未来住所约2公里。
在京都大学访学，我的导师是日本研究性别和婚姻家庭的社会学教授落合惠美子先生。她知道我不会日语，就很周到地安排了她的中国留学生嘉欣为我当翻译，她也同行。她想观察外国人在日本的生活处境。下午1点45分，我和女儿、翻译就走到了学校门口。落合教授也随即到达。我们在校门口初次见面，寒暄着等待约定的时间到来。在按响门铃前，落合教授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我没带手信礼物。她拿出一盒点心递给我，说权当是我给校方的见面礼。
门铃响后，一个日本的女老师出门相迎，我不懂日语，就察言观色，跟着旁人点头哈腰。进入教学楼的大厅，竖立着几排鞋柜，里面的小格子用木板分为上下层，上层用于放户外鞋，下层用于室内鞋，每个格子都写着学生的名字。我们换上来宾拖鞋，被领进一个会客厅。后来，我才知道，在日本学校参加活动，家长都必须自带室内鞋，甚至在学校的通知函上都郑重其事地明确要求。
基于防震的考虑，教学楼只有3层，室内没什么装修，但是走廊非常宽敞，学生的书桌特别厚实。会客厅有两排沙发，中间一个长木桌，靠墙的橱柜的上方摆满了奖杯和奖牌。一个穿着灰色高领毛衣的中年男教师拿着笔记本和笔进来。一个中年的中国男子坐在旁边。后来，我才弄明白， 他是学校向京都市教育局申请的翻译员陈先生，来自上海，在日本20多年了。女教师后来用托盘送来用陶杯盛着的绿茶。每个人用茶前，都弯腰客套一下，大概是“不好意思，我先用茶了，感谢款待”。男老师仔细地问了孩子健康、语言和学前教育的情况，一板一眼地在本子上记录，再解释了学校上课的情况。
谈了一个多小时，实际内容没多少。我原来以为面谈会对孩子有什么测试，事实上完全不需要她参与。她在旁边实在觉得很无聊，最后竟然从沙发上软绵绵地滑下来，在地板上发脾气。我着急了，小声地提醒她，千万不要这样子。可她就不听。那个男教师用生硬的英语逗她说话，她也不回应。我当时担心，这个第一印象真是糟糕，会不会影响入学呢。
我的华人朋友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大阪上小学，市政府连续几年都安排了翻译在固定的时间陪着上学，帮助提高外国的孩子的日语水平，保证跟得上课堂的进度。我向那位男老师申请，希望女儿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待遇。临别时，他提醒我，去京都市的区役所（市政府）办理在留卡时，要把写着住址的一张纸提供给学校，作为学区归属的凭证。除此之外，我不必再提供任何东西，4月9日早晨，直接来参加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那天，应该穿礼服，这是日剧给我的印象。我骑车去一个二手商店，给女儿买了一套旧的格子西服和裙子，还有圆领白衬衫和卡其色裤子。几件衣服，加起来约人民币300元。翻译陈先生告诉我的，日本经济不好，很多公司不提供长期的职位，大量年轻人都是打零工，买二手的东西，尽量降低生活成本。同时，这也是对消费主义的反思。我很坦率地告诉女儿，那是旧衣服，因为妈妈实在没时间去逛商场，也舍不得花太多钱在很少穿的礼服上，但典礼很重要，衣服要保证干净得体。我用热水和香皂把衣服洗了两次，在典礼前的晚上，趴在客厅的地板上，把衣服熨得笔直，然后挂起来，等女儿醒来。
但躺在黑暗中，我还是无法自控地连环发问。我很担心完全不懂日语的女儿在学校会很艰难。日本的老师英语很不好，万一遭遇困难，她如何求助？她睡前反复问我，“如果上着课，我突然想去厕所，怎么和老师说呢？”如果在学校遭到冷落，会不对小学有了心理阴影呢？各种担心，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爸爸们西装革履或者和服，妈妈们穿着和服或者礼裙，孩子们穿着款式类似的制服。学校门口竖着一块粘着白纸的木板，上面用墨水写着“平成三十年度 入学式”。每个家庭走过时，都会让孩子站在旁边拍一张照片，很自觉地只拍一张，后面的人排队，没有任何拥挤的感觉。因为日本的少子化比较严重，这个学校的一年级只有两个班，一个班只有19名学生。在教学楼大厅，大家换好室内鞋，还用预备好的袋子把原来的鞋装好，随身拿着。我当时还没了解到这个习惯，就在大厅脱了鞋，打算只穿袜子行走，然后把鞋子随便放进一个空格子里。一位老师走到我面前，有点严肃地指着另外一个鞋架子，上面的汉字大概是来宾的意思。我马上把鞋挪了个位置。
学校事先通知我，安排了陈先生帮助我理解开学典礼。他领着我走到了学校的体育馆，里面很宽敞，舞台上摆了一个桌子，一盆花，上面挂了国旗和校旗，台下的前几排是新生的位置，后面是家长。舞台左边的墙上是裱起来的校歌，还有用白纸写着的开学典礼程序，旁边是一个黑色的三角钢琴，舞台下面的右侧是西装革履的PTA（parents -teachers-association）代表。这个组织承接了学校大部分的亲子活动和家长联谊活动，同时协助校方做重大的事情，经费来自于家长的缴款，也接受家长自愿加盟。
音乐响起，新生排队入场，每个人都有一个6年级的学生牵着手，一高一低，快步进来。当我看到女儿被一个姐姐牵着，在日本这个陌生之地开始了她的求学生涯，心里突然间被感动了。陈先生解释说，学校特意安排了6年级一个华人姐姐陪伴着我的女儿。那个姐姐是全校唯一的中国人，去年才从上海来到日本定居的。
典礼是校长和PTA代表的发言，这个过程并不安静，有个新生一直在哭泣，班主任安抚失败，我以为他会传唤孩子的母亲。没想到，班主任干脆坐在旁边，而孩子继续在哭泣。有三个家庭带着老二过来，小宝宝们也会厌烦，但是不会嚎哭，只是“嘤嘤”低哭表达情绪。日本没有保姆行业，家庭主妇若要参加学校活动，一般都会把家里的小孩子都带过来。台上的人发言完毕，就挺直腰板，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第一个是对着观众，第二个是回身对着国旗和校旗，第三个是再次致谢观众，然后才会快步走下台阶。
我印象深刻的是，PTA代表说，很理解新生的不安，但是请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学校，因为有高年级的朋友们照顾和引导他们。后来，我观察到这是日本很独特的校园文化，就是高年级的学生和低年级学生一起参加活动，前者要扮演负责照顾和指导年幼者的前辈角色。
典礼尾声时，每个家庭都走上舞台，等摄影师拍集体照，刚才哭泣的新生仍然在挣扎，班主任把他抱在怀里，最后冲洗出来的的照片，就是这样的场景。完毕之后，还有个新生在台阶踏空，滚了下来。老师们跑来跑去，出现了紧张的气氛，但是没有吵闹的动静。校长的身姿是最急迫的，她蹲下去，一把抱住孩子，用冰袋敷着他的头。
典礼之后，所有新生都回去教室等待，家长可以在后面观望老师如何上第一节课。班主任穿着西装，在孩子和家长们的面前又唱又跳，黑板上用五彩粉笔画着欢迎的画面。日本的小学，从1年级到6年级都是只有一个老师，教国语、数学、品德、科学、英语、体育等所有课程。我女儿的班主任是一个30多岁的男老师，长得很帅，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日本偶像剧的广告。
3
课后，班主任请我和陈先生留下面谈。他说，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老师会带着孩子熟悉“上学之道”的路线，送到家门。在日本，学区的地域划分是多年不变的，第三锦林小学校根据孩子的分布状况早已设计了既定的4条路线。他告诉我，我所在的银阁寺道属于第四条蓝色路线。他问了我房东的姓名，然后从手中准备好的一张报纸上找到了一个根据门牌号排列的房屋主人的姓名，再次确认。我问他，如果父母来学校接的话，应该遵守什么手续。他很客气地问我，“你确定以后每天都来接吗？” 我很坦率地说，“我以为是需要的，怕路上不安全，而且我女儿不会日语，万一遇到意外，怎么办？”他摇着头说，“不会的。”
典礼的第二天清晨，我送女儿去上学，学校规定在8点20前到达学校。我8点10分才出门，一路狂跑。女儿说，“妈妈，你放心，我今天会很好的。”可是，走在半路，她有迟疑地说，“我有一点excited，又有一点不excited，我听不懂老师说话怎么办？如果我都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就不叫上学了！”我晕极了，一边心慌慌怕迟到，还一边要安抚她的情绪，“第一天，很有可能完全听不懂，那你就要注意看老师的动作和眼神。第二天，你可能猜出一点点，第三天，可能又明白了一点点，第四天，可能会更好。人类学语言的能力很强大的。”
她点点头，又问了她最关心的问题，“上课要去厕所怎么办？”
“举手说Toilet。”
终于把女儿哄到学校了。到达的时候，已经是8点半。我按门铃，教务处的那个男老师走出办公室，很客气地微笑，但是指着手表提醒我，应该8点20分到达。我羞愧地点头鞠躬，反复道歉。后来，我发现附近一个女子中学的上学路上，有个老师守着，一发现迟到，就抬起手腕，用指着手表。
接下来的那几天下午，是我记忆里非常美好的场景。下午三点左右，又高又帅的班主任牵着4个孩子，沿着哲学之道，再爬上大文字山。巷子里很安静，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栀子花伸出围墙之外，游人一般不走进来。我在花园里，能远远地听到老师和孩子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近，就迫不及待地跑过去迎接。老师灿烂一笑，露出白白的牙齿，用日语很有礼貌地和我打招呼，然后告别，继续把最后一个孩子送到山上的家。看到老师和孩子们牵着手，说说笑笑，轻松随意，作为妈妈的我感到非常安心。
一个星期之后，按照学校的规则，需要独自走路上学、放学回家了。可是，我不放心。早晨仍然送她上学。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我朝学校的方向走去，想在半路看看女儿一个人回家的样子。我太好奇了，很想知道一个在中国从来不会独自上街的孩子，如何在日本走两公里回家。可是，我不知道第四条“上学之道”的准确路线。我在路上望穿秋水地眺望，等了很久。突然接到老师的电话，他说我女儿回到家，可是家里没人，如今又独自回到学校了，希望妈妈去接她回家。我再次羞愧难当。
后来，我想杜绝迟到，去找车行给自行车安装儿童座椅，要像在中国的时候一样，骑车带孩子上学。可是那个老板很认真地查了我自行车后座的钢条，发现里面的刻度是最大承重32斤。他问我女儿多大了。我说6岁，可是体重就是在32斤左右，她很瘦。可是，他认为年龄超限了，无论如何不让我安装座椅。我说能否改装一下自行车那条承重的金属杠，变粗一点，就能安装座椅了。他摇头，说除非换一辆车。我再求他，他还是摇头。
于是，每天清晨，家里仍然是冲锋陷阵的气氛。为了更从容一点，女儿在晚上会提前把书包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写好的作业放进老师要求的作业袋子，还有午餐用的手帕、垫子、筷子盒和水瓶，以及每天运动时穿的衣服。一个星期有四节体育课，所以几乎每天要带那套白体恤蓝短裤的校服。她已经很熟悉学校的流程，因为政府安排了中国翻译每个星期陪读两个上午，持续了两个月；每个星期还有一个日本老师来学校补两次日语课。
从5月开始，开学一个月之后，我女儿入睡前会哼日语歌了，是她的校歌，美妙的童音加上音乐的调子。尽管我听不懂内容，仍然觉得真是好听啊，好听得让我有点感动，是久违的校园的单纯。那个调子唱了逾一百年了。有一天，我们走路回家，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在家门口摆了几袋新鲜的日本小樱桃，100日元一份。她问我女儿在哪个学校，勉强地用英语说，她小时候就在第三锦林小学校。附近街道的几代人都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有时候，路上遇到人寒暄，也会说“啊！你在第三锦林小学校呀”，是遇到校友的热情。
那个时候，我微信上的中国家长群正在热烈讨论着如何在9月开学时成功保证孩子能入学。几百个人，天天在讨论着孩子的户口，挂靠爷爷奶奶的户口，夫妻在纠结要不要离婚，担心居委会夜里去敲门，核实是否户口所在地是否真实居住。相比而言，日本的入学完全没有制度性的障碍，规则稳定不变——“保证孩子就近上学的权利”，从太祖辈延续到孙子的孙子。
5月9日，吃完早饭，女儿突然问，“妈妈为什么我还不能自己去上学？”我想了几秒钟，回答说，“当然可以，你完全可以自己去上学了”。就这样，她背起书包，准备出门。日本孩子的书包都是各自买的，不过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硬书包，在地震发生时，可以把书包举起来，保护头部。书包有几个特征，外面套了学校发的黄色的塑料布，很鲜艳，主要是为了交通安全；书包的外面，镶嵌一个卡片，要写着家长的姓名，电话，孩子的姓名和血型；还必须系一个求助的口哨，也是学校发的。当我填写孩子的血型时，心里很不舒服，很不安。可是，日本就是这样从小熏陶应对灾难的意识。
女儿一边穿鞋一边说，“妈妈，你放心，我会小心过马路的。”她出了家门，沿着哲学之道走一个多公里，然后下一个坡，过了马路就是学校。过马路的时候，会有很多70多岁的义工带着袖章，举着黄色小旗子，关照着孩子过马路。
她走在巷子里，我放心不下，穿着拖鞋和睡衣追上去。我把一片绿色的叶子交给她，并且在旁边掰了几个齿牙。我叮嘱，“到达学校，把叶子放在校门口，这是我们的暗号，我晚一点会去看一看”。女儿笑了，很开心地和我玩这个游戏。
我叮嘱她要一路小跑，想催促她，可是自己心里好像还有没表达出来的情绪。没时间了，我就说“女儿，妈妈爱你。” 她一边走一边回头喊，“妈妈，我也爱你。”
早餐后，我去京都大学的图书馆之前，先骑车绕去女儿的小学。在校门口，我停车弯腰，细细寻找那片叶子。结果，在栏杆里面看到了，叶子被风吹翻了，侧身躺在淋雨后的潮湿地面。我睁大眼睛，看到齿牙了，情不自禁地笑了，是眉开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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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文字山的顶上远眺，京都府地处绿山环绕的盆地，中间有连绵的绿树点缀。城区的几个主干道纵横分布，数不清的巷子像疏疏朗朗的线条，横竖交割，整体像一个棋盘，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在陌生之地，我更喜欢去发现别人的日常，而非名胜古迹。所以，常常漫无目的地骑车或者走路。
某一天早晨，我从南禅寺的方向回家，在街角发现了一个大操场，围栏里有很多小宝宝在里面玩泥沙，荡秋千。我正愁着1岁半的儿子平时无处可去。于是，找到大门，墙上写着锦林保育园，旁边的一张牌子写着“庭院开放”。那时候，家长们陆续送孩子过来，我跟着走进去 。
那是一栋大概两层的建筑，室内布置和中国的幼儿园无异。穿过大厅，就是宽阔的泥地操场。设施也不多，就是一个大沙池，一些小自行车，供孩子爬上爬下的架子，是不同尺寸的金属梯子，还有一个小土丘。沙池，是京都儿童游乐场所的标配。沙池旁边有形状各异的模具，像碗、锅、铲子，老师们也陪着玩过家家。孩子们在泥土里摸爬滚打，有些就拿着小喷水壶排队，等老师分配水，去浇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孩子都挂着鼻涕，在唇边徘徊，我看到后总有冲动想去擦干净，可是别人都对此视而不见。
在教学楼的一层，有一个大房间外面的走廊用围栏圈起来，是一些还没能坐，或者正在学爬的婴儿，还有一个好像是有小儿麻痹症的婴儿。有两个女老师在看护。柔软的被褥铺在地板上，春日阳光刚好洒在上面，宝宝们在那里躺着或者爬着，她们抱着需要安抚的孩子，在轻轻地哼唱儿歌。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成年人可以对孩子的哭泣脱敏，她们是职业化的淡定，不带情绪地处理着孩子的哭泣。在日本，2个月以上的孩子就可以进托儿所。在国内，我没见过托儿所，可能有，也会很少。在红黄蓝幼儿园等虐童事件发生之后，我更是觉得托儿所行业在中国很难存在。那么小的婴儿，家长如何放心托付出去呢。既然幼儿园都说要用摄像头，保证家长随时在手机监控。按照这样的思路，托儿所会需要更多摄像头。可是，摄像头的伦理和效果都是可行的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观察日本。
我想和一些老师聊天，可是不会日语，很难进行下去。我只了解到，有些主妇会担任兼职保育员，可以看护自己孩子，还可以挣钱。为了保证育儿设施共享，保育园户外的庭院是对外免费开放的。有一次我在二条城附近逛，那里曾是幕府将军在京都的行辕。我看到一个幼儿园，门口也写着“庭院开放”，我就很放心地进去遛娃。在有人群的地方，无论孩子还是母亲，都可以结识新朋友，减少在家育儿带来的社会隔离感。
接下来的那几天，我和小姨一起带着儿子去保育园玩。那里距离我女儿的小学是步行5分钟的路程，这是很合理的设计，很方便妈妈照顾多个孩子。当时，我只是想着去享受免费的育儿资源，没想到申请托管。在中国的时候，日本的朋友就说非常难申请，需要提前好几个月才会有名额。到日本后，我问了房东，她也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可能。四月初，我突然收到房东的电子邮件，她说附近有锦林育儿园，很多京都大学教授都会把孩子放在那里，建议我尝试申请“一时保育”，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孩子，每月15号前申请，一个星期最多可以托管3天。我请了留学生嘉欣帮忙电话预约，过了几天，我们一起过去和保育园面谈。
锦林保育园曾是京都市公立的，后来由一个社会公益法人所拥有，理论上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不追逐经济利益。保育园和幼儿园的宗旨不同，前者是以养育为目的，不注重教育。保育员都必须获得国家社会福祉士的资格证。园方对保育员没有明确的考核，但是对每个孩子有阶段性的目标，在不同年龄实现不同的能力。
保育园只接收全职和兼职女性的孩子，全职主妇是没资格申请的。虽然日本“少子化”严重，也有家庭主妇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出来工作，因为经济形势不好，一个男人很难独自供养家庭，而且，她们认为，在家抚养孩子比工作更加不轻松。需求增加，申请保育园越来越难。
由于有京都大学访学的证明，我有资格为儿子申请一个名额。全日托管的申请期限是每年4月前，我错过了，就算不错过，也未必能塞进当年的等待队列。不过，还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就是申请“一时保育”，尽管一个星期只有三天托管，也足可以让母亲休息一下。每天的托管费用是1800日元，再加上300日元的伙食费，一顿午餐和下午茶，一天的开销是21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40元。实际上，保育园的成本不止这些。京都市政府为“一时保育”的孩子一天补助5000日元，直接进入保育园的账号。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的保育园和幼儿园，全日托管和一时保育的孩子，都可以按照人数得到财政补助，这笔资金来自于政府收取的住民税。
在面谈的时候，保育园负责人要我在一个表格上填写收入状况。父母的收入会影响孩子学费的高低，贫困家庭可获减免。锦林保育园大概74个孩子，从零岁到6岁，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全职教师有22个，兼职的有9个。幼儿园只上半天，早上9点到下午2点，所以职场父母可以把3岁以上的孩子继续送进保育园。日本的幼儿园和保育园也区分公立和私立，学费相差不悬殊，但是质量仍有优劣之分。谈及社会上抱怨的“入学难”，锦林保育园的园长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家长择校。在她的园里，一般保育员的工资是350万日元的年薪，大概是一般大学毕业生工2年后的水平。她认为，高工资和虐童无关，要保证老师工作量和精神压力都不太大。
保育园在游泳池区域、教室走廊和大门口处，都有摄像头，目的是防盗和回放安全事件，而不是防止虐童。 园长认为，保育园虐待孩子不常见，家庭虐待反而更多。她认为，社区为家庭提供的育儿支持远远不够。日本没有保姆行业，祖父母一般也不会帮忙照顾孩子，主妇既要育儿，还要做家务，身体很劳累，精神上也封闭，会有寂寞和隔离感。她们每天和孩子困在家里，无法逃离，也无法求助，整个社会文化都认为，养儿育女是母亲的责任。她说，从第一次抱孩子开始，母亲就会产生不安，担心自己不能把孩子养好，而这种不安，或深或浅，会一直折磨着神经。对此，哪怕是作为职业女性的我，都深有同感。
我预约了5月份需要托管的日期。日期一般不能再改动。若有特殊情况，只能减，不能增。签约后，我开始不安，担心儿子太小，听不懂日语，会有太强烈的分离焦虑。于是，咨询了导师落合教授。她回答，“3岁神话”是个舶来品，说孩子3岁前最好有母亲尽量多的陪伴，现在成了日本很强大的文化传统。可是，京都大学的教授作了一个研究，最后的报告显示，孩子并非离不开母亲，幼龄去学校有益于情商和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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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上学前的一天，我把学校要求的3套衣服、擦嘴手帕，可悬挂的擦手毛巾，5个纸尿裤，床褥，被子，围嘴等都装进一个布袋子，还有他平时最爱看的一本书。低龄的“一时保育”叫蝴蝶班，是两个60多岁的保育员，有几十年的经验，被大家尊称为“奶奶先生”。一时保育的孩子不是每天来，受父母的工作时间影响，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容易哭泣，情绪会更难安抚。我把儿子的衣物放进专属他的抽屉，再把带来的垃圾袋打开，方便老师放脏的衣物，把毛巾挂起来，再把围嘴、袜子放进专属他的位置。这是每次上课必需的程序。我抱着儿子，对他解释说，妈妈要和他再见了。他开始狂哭，奶奶先生放下手中的孩子，过来抱着我的儿子，拍拍胸口，用日语说，“请放心”。我交给她，马上走出教室门口，身后是竭斯底里的哭泣。我转身走到操场，坐在儿子教室窗边，听听哭声有多久。等到哭声减弱，我才会离开。那种精疲力尽，像经历了一场战争。
孩子们会在9点多钟出来操场晒太阳，我站在操场对面的公寓楼，有更高的视角。我还在等着儿子出来。后来，奶奶先生抱着他出来了，仍然在哭泣挣扎，在操场走了一圈，他都拒绝玩泥沙和玩具。最后，她抱着他站在操场面对马路的一个铁门前面站着张望，估计是告诉他，那是妈妈来的方向。相隔一条马路，我从树叶缝隙窥探着儿子，而他看不见我。
后来，他愿意回到沙池玩了。日本的教育倾向于培养独立的生活能力。这一点，从托儿所就可以看出来。孩子们在操场玩完泥沙，进去午饭前，需要排队在水龙头冲脚，然后坐在地上用毛巾擦干。我曾看到老师引导一个2岁多的女孩子换尿布，孩子自己扯下裤子，穿不进纸尿裤，老师帮一下。从膝盖拉到腰围，孩子不停折腾，足足花了十多分钟的时间，老师只是耐心地旁观，所有的帮助都有明确的界限。园长说，培养孩子的目标是学会独立，独立生活，独立思考，不是老师叫他怎么做，而是他自己选择要玩什么。然后，集中精神，去玩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处理好和其他孩子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必须保证足够的运动。
第一个星期，都只是半天，中午12点接回家。第四天，才是正式的全天托管。5月，是京都的雨季，炎热暴晒和狂风大雨交替。那一天，是滂沱大雨。我把儿子放进婴儿车，穿上雨衣雨裤，来不及买雨鞋，就把他的鞋子和袜子脱光。一路艰难行进，把他送进了学校。先生每天都会在家庭报告册里面写吃饭、情绪、社交等情况的评估，例如他是常粘着先生，还是愿意和其他孩子玩；是独立吃饭，还是需要喂食。为了方便我，还找人把标准模式翻译成中文，每次就在上面打钩。报告说，他的哭泣时间在缩短，从断断续续一个半小时，到十几分钟，说明他是适应的。
尽管情绪上适应了，可是身体上还需要一个过程。第一个月，我儿子发烧了3次，每次都是高烧。距离家步行10分钟的地方有很多诊所，适合老人的牙科和骨科最多，其中有一家儿科。日本少子化，所以儿科的病人很少。我去到那里，几乎不用预约和排队，就能见到医生。医生问我，是否有国民保险，如果有，妈妈就几乎不用付钱了。我说，只有商业保险。他面露难色，很尴尬地说，"the price is very high!" 我很紧张地问，“how high?” 他说是4000日元，大概200多人民币。我松了一口气。后来，他觉得孩子只是喉咙感染，问我开了退烧药之后，是否还需要别的药。最后，我拿着处方，沿街随便找了一个药房。诊费和药费，总共约人民币300元，最后都由商业保险覆盖的。我四个月的商业保险费大概是人民币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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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职业妈妈带着两个学童，我们在日本社会并非一切顺利，特别是异乡人，在日本要面对的冲突更多。一次，我带家人去京都市的购物中心河源町三条逛。在一个巷子里，经过一个卖碗的小商店。女儿想去看看。我推着婴儿车，怕儿子吵闹，就同意她自己去，我在玻璃橱窗外面等待。不到两分钟，我突然发现店里面那个老板在推我的女儿。我以为她摔破什么东西，抱着儿子马上冲进去，第一句就是“sorry”。可是，我发现地上没有碎片。那个老板在大声地嚷嚷，“no chinese!”
我以为听错了，“what did you say? ”
"No chinese!"
"why?！"
这时候，他已经很粗暴地推着我和女儿的胳膊出门，我们还来不及出去，他就关推拉门，夹了一下我的身体。我被气得灵魂出窍了，那一刻想报警。可是，又担心日本警察会袒护日本人。像条件反射一样，我对着商店的门口，很粗俗地吐了口水，发泄内心的鄙视和愤怒。他也疯了，在后面继续嚷嚷。我担心他追过来，就带着孩子们快步离开。女儿被吓哭，我安抚她，其实我那一刻也很需要别人的安抚。
气愤的情绪久久不能散去。中国的留学生说，我应该拍视频放在网络上。后来，我和一个日本律和记者讨论这个事情。律师认为老板存在歧视，就报告给京都市的外国人权利委员会。可是，日本的记者说，日本的妈妈不会让孩子独自进去易碎品商店，所谓监护，不仅仅保证自己孩子的安全，而且要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人家老板卖的不是碗，而是手艺，希望得到尊重。对此我并不认同，我认为手艺人有权利说"No children"，不可以说“No chinese”。
后来的几个月，我带着俩幼儿在日本生活，从更多细微之处感受到中日民间的冲突，也感受到日本社会对女性的压力，特别是对母亲。母亲被认为需要对孩子所有的坏表现负责任。正因如此，旁人的一个眼神，在公共场所就会形成非常微妙的紧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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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都生活了两个月之后，慢慢地认识了周边社区的一些孩子和妈妈。走在家附近的街巷，结伴放学的日本小孩会笑着喊我“Yitong 额嘎桑（沂桐的妈妈）”。他们友好天真，笑容像一股清流。有一个雨天，我推着儿子，牵着女儿走在回家路上，雨滴打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衣服。突然，一把伞出现头上，回头一看，是一位妇女，正对着我客气地点头微笑。她的孩子和我女儿认识，虽然我女儿还记不住所有朋友的日语名字。这种缘分来自于孩子们在儿童馆的课后生活。
日本的小学对应着一个儿童馆、保育园、幼儿园和一个社区小公园。儿童馆也是社会公益法人设立和运营的，也得到政府的财政资助。从二战以后，儿童馆就开始在日本境内普及。其角色根据儿童的年龄区分两部分，幼龄孩子可以全天享受里面的玩乐设施，露天的操场，还有定期的免费育儿培训、户外活动、体检和儿童游戏；小学的孩子可以在放学后来做作业和自由玩游戏，参加运动。第二部分类似于中国的托管班，只不过日本的儿童馆是以公益目的运作，有政府支持，而且孩子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学校，彼此认识，在玩乐中培养了很亲密的感情。
这样的育儿资源都是按照学区划分的，登记在册的会员都属于特定的地理范围，同时其设施又是向社会免费开。在寒暑假，儿童馆还会组织去其他城市的夏令营，几天的费用大约人民币1000元，短程不住宿的，一般是人民币100元左右。政府强大的资源支持，让我感觉在日本的育儿成本比中国的低很多。
初到日本的周末，房东写邮件给我。尽管她就住在我隔壁，由于她不会英语，我不会日语，所以都是电邮来往，可以谷歌翻译。她说周末在京都市儿童中心当志愿者，如果我的孩子们想去玩，她可以带路。那天早晨，银阁寺道已经游人如织，樱花烂漫如云。我们跟着房东走向公交车站，她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没有语言，只有眼神的交流，我每次都看到她如血的红唇。日本的妇女，皮肤很白皙美丽，越是上年纪的人，好像越喜欢用浓艳的唇膏，化妆的效果让我不由地想起艺伎。并非不美，而是需要在某种文化之内才能理解的美。 儿童中心的设施包括室内和户外，全部都是免费的，楼上还有免费图书馆，不过只有十几本英文童书。宣传栏上还有各个社区儿童馆的免费资料，我每个都拿回家，尽管都是日语的，但是我能蒙得出来汉字的部分意思。拿回家后，我一个一个查看地图，发现了白川儿童馆离家里最近。
那时候，还没开学，我把地址抄在纸上，带着两个孩子去，问路找到了白川儿童馆。儿童馆在山边，白川河从其背后流过，岸上是一条很美的樱花小道，旁边是失智症老人的养老机构，沿路是各种牙科和骨科诊所。我敲门进去，从那个男工作人员惊讶的神情可以看到，极少外国人来访这种社区设施。他说日语，我说英语，每说一句，都打开智能手机的翻译软件给对方看屏幕。我大概了解他们的工作时间，每个月固定的幼儿活动日，以及活动的内容。交流很费劲，后来他下楼工作，一楼的小图馆和游乐室有一些日本孩子在玩，我在二楼陪儿女。下午三点多，我看到日本的孩子在排队领取零食，就让女儿也去。可是，快到我女儿的时候，那个男工作人员脸露尴尬地走到我面前，大致说不可以，说人家都是登记在册的会员，交了会员年费。我说可以交他所要求的费用，他仍然拒绝。初来乍到，我不了解情况，就不再坚持。后来的几天，我就会带女儿提前回家，以免她失望和难过。
4月9号开学后，我了解到孩子们放学后，可以去儿童馆，图书馆和家。老师们会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训练他们独自去这三个地方。第三锦林小学刚好对应白川儿童馆。我很希望女儿得到平等的待遇，融入当地的生活，有日本的朋友。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儿童馆的馆长U su i 先生，义正辞严地提出申请成为会员的理由，并且请朋友翻译成日语。我认为，我女儿已经是第三锦林小学的学生，应该和同学平等；如果需要会员年费，我可以缴纳，但是有权利享受哪怕只有四个月的福利。最后，如果他不能回应我，请告诉我进一步向京都市教育局申诉的渠道。我把信握在手里，准备好争辩的架势，没想到馆长只看一眼，就点头同意了。
和保育园一样，儿童馆只接收职业女性的孩子，全职主妇仍然被认为是应该独自育儿的。我曾经问馆长这个规则的原因，他说因为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和妈妈在一起了，这是最好最安全的。由于越来越多女性就业，托管到儿童馆的孩子也比以前多了。儿童馆有7个工作人员，5个全职的，周六也上班。在我眼里，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陪孩子玩。儿童馆有一栋两层的小楼房，一楼是办公室，小图书馆，邻接一个很宽敞的活动室。孩子到达之后，第一时间就在小图书馆写作业，我看到了各种横七竖八的坐姿，随时去问老师关于作业的难题。图书馆书架主要摆着日本的漫画书，有一个老先生常常在活动室和孩子对弈象棋，有的老师则在外面的人陪着孩子玩飞盘，足球。四点左右，就是下午茶时间，孩子们去洗手、漱口，轮流摆放和发放零食，最后还要值日吸尘。
我问馆长，为什么日本的小学生花了大部分时间在玩，而不是学习。他说，玩的过程就是学习，包括与人沟通，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日本的孩子越来越不独立了，他想培养孩子有毅力，不轻易放弃。如果只是学习，身体怎么能好呢？在日本，一般都是到了初中，才会考虑学习。走精英路线的知识分子家庭，会安排孩子去很贵的私立中学；普通家庭的孩子就会继续在社区公立中学。这是他们人生中的最重要分流。他认为这是合理的，一个社会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就算去做厨师和建筑工人，只要自食其力，也是一份值得骄傲的工作。我对女儿的小学阶段没有期望，很乐意让她在日本享受充分的运动和快乐的小学时光。儿童馆根据我的收入状况，每个月收取了500元人民币的费用，以及每月大概20元人民币的伙食费。
从那以后，我女儿下午三点放学后就跟着同学们一起去儿童馆。从学校门口出来，走下一个斜坡，经过一个社区公园，等红绿灯过一个大马路就能到达，大概是步行10分钟的路程。京都的社区公园，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一个泥地操场，一个沙池，一个滑梯，两个秋千，好像日本这个民族对泥沙到了迷恋的地步。尽管如此，孩子们很少被这些吸引，只按照学校规定的路线，在路上结伴走，不会再岔到别处去。那条马路，是交通主干道，汽车和混泥土的车都在飞快奔跑。虽然有天桥，可是孩子们都不愿意爬上去，都情愿等红绿灯。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像悬挂在心头的恶梦。我去儿童馆咨询，工作人员以后是否会去学校接孩子放学，马路好像比较危险。馆长说，一个星期后就不会接了，笑眯眯地看着我说，“No accident”。
5月的一个下午，狂风大作，瓢泼大雨。我骑车飞奔，赶到马路口，躲在电线柱后面，等女儿出现。除了我，没有其他像我这么神经质的家人。风雨很大，孩子们乖乖地撑着伞等红绿灯，衣服鞋子都湿了一大半，在红灯亮起时，很有秩序地走过，我女儿在人群中间。绿灯亮了，汽车继续呼啸而过。狂风拉扯着雨丝，马路上溅起了一层水花，视线很模糊。我看着马路对面的小身影，心里很安慰。
—— 完——
题图为京都街头背着书包的女孩子。图片来自Getty。
本文除特别注明外，图片均由正午记者罗洁琪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