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坐在曼哈顿一个礼堂里观看一群十几岁的女孩表演舞台剧《荡妇》（Slut）。她当时穿着运动上衣和蓝色牛仔裤，头发用一个小发卡别在脑后，正在拭去眼里的泪水。

台上有一幕，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审讯室里。她一次又一次地被要求描述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她说，那天晚上去参加派对的路上，她被一群男性朋友摁倒在出租车里实施了性侵犯。她向警方举报了他们。现在这件事在学校里弄得人尽皆知，每个人都对她品头论足。

“我的生活完全垮了。”这个女孩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而她的父母就在隔壁房间，“现在我成了‘那种女孩’。”

演出结束，莱温斯基在她的手包里翻找纸巾。这时，一个女人走过来，把她带到了舞台上。

“大家好，我是莫妮卡·莱温斯基。”她说，看上去明显有些紧张，“你们年轻人有些可能只在饶舌歌词中听说过我。”

观众笑了，他们大部分都是正在念高中、大学的女生。《莫妮卡·莱温斯基》是说唱歌手G-Eazy一首歌的歌名；她的名字还曾经出现在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碧昂斯（Beyoncé）、痞子阿姆（Eminem）、吉兹（Jeezy）等歌手的作品里。而这份名单还能更长。

“感谢你们的到来，”莱温斯基接着说，“感谢你们能选择用这种方式站出来，反对受害女性被当作性侵事件中的替罪羔羊。”

发言结束，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这时，坐在她后面的一位女性向前探过身来对她说：“我看见你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身边坐着的是莫妮卡·莱温斯基。”

不一会，一群女孩也向她走来。“谢谢你能来。”其中一个穿着条纹衫、戴着金色大圆圈耳环的女孩对她说。女孩问是否能和她合影，莱温斯基躲闪了一下，礼貌地拒绝了这个请求。那个女孩说：“我完全理解。”

之后在被问到她对这出戏怎么看时，莱温斯基说：“听说人们开始关注这个话题让我很受鼓舞。审讯室的那场戏让人难受得看不下去。关于创伤，我学到的一件事情是，当你发现伤疤再次被人揭开，承认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会好过点。”

如今，对于莱温斯基来说，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首先，直到去年之前，她已经有十年时间基本上淡出了公众的视线。当年的那个白宫实习生、一度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称为“那个女人”的莱温斯基现在已经41岁了，拥有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

她一直在纽约、洛杉矶老家和伦敦之间辗转。她说她一直很难找到工作。

大多数时候，她的生活都很平静：冥想，做义工，和朋友们聚会。

 

但去年5月之后，她的平静生活结束了。当时，她为《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撰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性丑闻曝光对她往后生活造成的影响——因为她和这本杂志以及主编葛雷登·卡特（Grayden Cater）有多年的交情（早在1998年摄影师Herb Ritts就为她拍摄过登上这本杂志的照片）。

那篇文章后来获得了2015年美国国家杂志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s）的第二名。她在文章中称，现在是时候了，“应该烧掉那顶贝雷帽，埋葬那条蓝裙子”，“给我的过去赋予新的意义了”。

她写道，这个新的意义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她要重新讲述自己那段被疯传的故事，二是帮助那些曾经遭受过类似羞辱的人。“我将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她在文中写道，“我很快就会知道。”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写文章这件事似乎并没有对她造成什么负面影响。事实上，一切恰恰相反。

过去的六个月里，她亮相的场合包括诺曼梅勒中心（the Norman Mailer Center）举办的一场慈善活动（她与已故的诺曼·梅勒一直是朋友）、设计师瑞秋·科米（Rachel Comey）纽约时装周的秀场晚宴以及名利场杂志奥斯卡晚宴派对；她还与舞台剧演员艾伦·卡明（Alan Cumming）一同出席了金球奖结束后的派对（他们结识于1990年代）。

最近，她参加了纽约霍勒斯曼学校（the Horace Mann School）一个反对欺凌的研讨会，还加入了一个倡导女权主义的社交团体。（“我把自己看成一个以小写‘f’开头的女权主义者，”她告诉我，“我支持性别平等。但是比起女权主义运动而言，我更关心的是这个议题本身。”）

最有意思的也许是这个：2014年10月，莱温斯基参加了商业杂志《福布斯》（Forbes）举办的一个大会，会上她首次发言谈到了网络霸凌。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每一个人——从女性博客作者到卷入好莱坞艳照外泄事件的詹妮弗·劳伦斯（Jennifer Lawrence），再到她自己。她告诉在场的观众：“我的名声没了。我在公众眼中成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我迷失了自我。”

而在3月19日于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TED大会上，莱温斯基把自己的宣言再向前推进了一步。她站在舞台中央，发表了一份言辞犀利的文化批判，批评了把羞辱别人变为赚钱工具的现象。这场赢得观众起立鼓掌的18分钟演讲的题目是（也许这也是对她过去经历的最好概括）：《羞辱的代价》（The Price of Shame）。

这并不是莱温斯基第一次尝试重塑自我。但她同样也不再是十多年前的那个莱温斯基：那时的她设计过一系列皮包，还涉足过电视真人秀。

她这次的转变则是一堆矛盾的综合体：热情而谨慎，开放而警惕，强壮却又脆弱。

她亲切、风趣、敢于自嘲，她也很聪明，但在这一点上她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肯定。但是她就像被困在了一个自己无能为力的扭曲时空里。

很多同龄人可能会想要拥有的东西，41岁的莱温斯基并没有得到，比如：一处固定的住所，一个明显的收入来源（她拒绝评论自己的经济情况），以及明确的职业规划。

她同时非常、非常紧张。她总是担心自己被人利用，说的话被人歪曲，担心记者会旧事重提。

她几乎总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一段可能会被断章取义歪曲引用的话；涉及前总统克林顿一家人的问题，尽管她拒绝讨论。“她承受着来自各方各面的煎熬。”她在《名利场》的编辑大卫·弗伊安德（David Friend）说。

莱温斯基自己没有把这称之为重塑自我。她说，尽管媒体出了那么多报道，尽管还有无休止的花边新闻，但用她在TED大会上的话说，这才是“很多人都见过，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的那个她。

“这就是我，”她对我说，“进化中的我。”

我之所以接触莱温斯基是因为她在《名利场》上发表的文章，但同时也是因为我心里的一丝愧疚。我成年的时期恰好是莱温斯基那个时代；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闻周刊》（Newsweek）。最早挖出克林顿性丑闻的就是这家杂志的记者，但最后，那名记者只能眼看着自己的报道捅到了《德拉吉报道》（Drudge Report），成就了一段传奇。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还是高中生的自己和朋友们一起，睁大双眼盯着用词含蓄的《斯塔尔报告》（Starr report）看。

 

那时，我们当中还没有人足够成熟到可以理解这起总统和年轻实习生的绯闻里所包含的复杂性和权力规则。当年16岁的我对莱温斯基只有一个印象：荡妇。当然，那时22岁的莱温斯基也只比我大了几岁。

因此，我给她发了邮件。我告诉她，我对她为重新站起来所做出的努力很感兴趣，尤其是大众对她行为的反应，似乎预示着一场公共反思即将到来。当年事件刚曝光时保持沉默的女权主义者突然开始用“荡妇羞辱”和“媒体的性别歧视”这样的术语来为她辩护。

深夜谈话节目主持人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曾经在电视直播中对自己过去嘲笑莱温斯基的行为表达了懊悔，最近他在采访美国电视新闻女王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时又问道：“从某个角度看，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其实是一个人很悲惨的处境？”时事评论员比尔·马赫（Bill Maher）谈到读完莱温斯基《名利场》文章后的感想时说：“不得不说，我真真切切地感到愧疚。”

她也得到了年轻姑娘们的支持：公开活动结束之后她们冲到莱温斯基跟前；她们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信息；她们询问是否可以跟她拍张自拍。（“见到她就像见到了一个流行文化偶像。”舞台剧《荡妇》演员、17岁的阿玛瑞·利（Amari Leigh）说，“很难想象她在只比我大几岁的年纪做过的一件事竟然影响了她的一生。”）

“无论你对这件事本身怎么看，它后来的发展都是非常荒唐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高级编辑丽贝卡·崔斯特（Rebecca Traister）说。克林顿丑闻爆发时她刚刚大学毕业，后来还写过相关的文章。

崔斯特说，现在回过头去重读自己的文章，连她自己都会吓一跳，“无论是出于愧疚，逐渐成熟，还是因为对性与权力的动态变化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我觉得人们都已经开始认为：‘是的，她也许确实有权讲出自己的经历，而且这是件好事。’”

这一次，莱温斯基似乎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这段往事。她请了一名公关人员负责筛选媒体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访问邀请，带着预料之中的小心谨慎：毕竟这是一个曾经备受羞辱的女人。

她有理由这么做。就在几周前，肖像画家纳尔逊·尚克斯（Nelson Shanks）的一则简短的采访视频被放到了网上。视频里，他被问到哪个绘画对象最难表现时，他提到了现收藏于美国国家肖像画廊（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的克林顿画像。画像中有一个人影，用来隐喻莱温斯基，而为了获得这个人影，他确实给一个假人穿上一条蓝色的裙子。采访视频发布于周日，第二天早上就传遍了整个网络。

莱温斯基一醒来就发现邮箱收件箱里潮水一般的邮件，随之陷入了恐慌之中。

她感到非常难过，她对我说，但是她不能指望用一篇文章让这件事过去。

我们通过邮件和电话反复沟通。文章一遍一遍地被打回，被通过，又被打回。

你想知道莱温斯基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吗？就是这样。

紧接着的星期二，我在莱温斯基的住处见到了她。

她当时正在一个小金属乐谱架前为演讲排练。她的演讲教练，皮帕·贝特曼（Pippa Bateman）在英国通过Skype对她进行远程指导。

我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注意到了房间里的一些细节：一个书架把卧室空间隔断了出来，书架上放着她亲人和朋友们的照片，照片里的莱温斯基还是个孩子。茶几上摆着玫瑰、玻璃制品、以及一根点燃的蜡烛。

她递了一份手稿给我，说：“内容有些变化，你可以顺着看看。”（到她真正走上TED大会的舞台，面对着满场观众时，她所做的演讲已经是修改过的第24版了。）稿子的背面用潦草的笔迹写着：“绷紧手臂肌肉，挺直背部和脖子。”

她正在推敲演讲稿的中间部分，在那一部分，她要讲述自己在一间酷似舞台剧《荡妇》里那个审讯室的房间里接受调查员问话的经历。那是1998年，莱温斯基以前的朋友琳达·崔普（Linda Tripp）录下了她俩之间的通话，她被要求确认这些录音的真实性，随后录音材料会被呈送到国会。

她扫了一眼稿子，然后把目光投向了前方。

她说：“我满心恐惧而羞耻地听着。”

“我一边听一边胡言乱语……”

“我听着录音里时而刻薄、时而粗鲁、时而犯傻的自己，变得残忍、无情、粗俗……”

“我听着录音，为自己最糟糕的一面而深深地感到羞愧，”她暂停了一下，“我甚至都认不出那是我自己了。”

“这段感觉怎么样？”教练贝特曼问道，“你必须全情投入。”

莱温斯基没有聘用撰稿人，她的演讲稿是自己亲手写的。

但是她有很多顾问——记者，编辑，新朋友，旧相识，她的律师，她的出版商，她的家人。如果大家都能达成一致，这当然很好。但实际情况是每个人的意见都不相同。

最大的分歧是演讲的开场白：那是一个笑话，讲的是莱温斯基在福布斯论坛演讲后被一个比她大14岁的男人搭讪的事情。

“他失败的搭讪话头是什么呢？”她故意反问道，“他说他能让我觉得重新回到了二十二岁。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年过四十、但却不愿意回到二十二岁的女人。”

这个笑话确实很好笑（从TED大会现场的反应来看，简直是让人笑得发狂）。但这个笑话会不会从一开始就过分强调了她的性别色彩？作为一个在公众眼中被打上如她自己在演讲中所说“娼妇、荡妇、婊子、蠢货”烙印的人，她是不是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影射？

有人建议她删掉这一段，直接用下一句话来开场。那是一个向观众提的问题。

她会问：“有没有人二十二岁的时候没犯过任何错误，或者没做过任何让自己后悔的事？请把手举起来。”

最后，她还是决定用那个笑话开场。（随后的问题也保留了。）

当天稍晚一些时候，她在市中心排练时练习了这个开场，几天后又在一大群聚在一起吃着奶酪喝着酒的朋友面前彩排了一次。走在街上、出门办事、坐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奥斯陆的航班上时，她都在练习。就像她在Twitter上开的玩笑那样：“如果你看到我走在纽约街头，口中念念有词，请不要为我担心......我只是在排练我的TED演讲。”

TED看过莱温斯基在福布斯大会上的演说后，邀请她在今年以“Truth and Dare”（“真心话大冒险”）为主题的大会上发言。TED内容总监斯凯莉·托泽尔（Kelly Stoetzel）说：“我认为，这个故事之所以有意思，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可以全方位地了解莫妮卡，而不仅仅是17年前新闻报道里的那个莫妮卡。”

 

这个主意已经酝酿了许多年。莱温斯基经常在想这段耻辱给她的人生带来的伤害。读研究生时，她研究的就是创伤对个体造成的影响。

接着，罗格斯大学（Rutgers）大一新生泰勒·克莱蒙蒂（Tyler Clementi）与一名男子的亲密场面被室友拍下并曝光，泰勒后来自杀身亡。那是2010年，莱温斯基的母亲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异常悲痛，按照莱温斯基在台上的说法，“她陷入了极度的痛苦，让我不太能理解。”

后来，她说她终于明白，对她母亲而言，克莱蒙蒂就是曾经的莱温斯基。“我妈妈仿佛又回到了1998年，”她远远地看着人群说道，“回到了她每天晚上守在我的床边，要求我洗澡时必须让卫生间的门开着的那些日子。”

她停顿了一下，情绪有些激动，“也就是回到了我的父母担心我会不堪凌辱、选择死亡的那些日子里。”

“人们很容易忘记，”她说，“‘那个女人’不止有一面，她也有自己的灵魂，也曾经拥有完整的生活。”

她不喜欢多谈过去，但她愿意谈一谈过去的创伤对她残留的影响：每次电影里出现警察亮出警徽的场面，她都必须马上离开电影院（因为她会想起当年被联邦探员在五角大厦购物中心饮食区伏击的经历）；以及为了减轻伤痛而进行的研究和阅读。

她说：“我得接受大量的疗愈工作和康复治疗，才能开始接受上一年发生的一切。”

“经历过创伤的人都知道，那些痛苦并不会在弹指间消失。它们就像回声一样存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回声会渐渐变小。”

她说，她所做的事不仅仅是为了讲述自己的故事，她还要以此去帮助其他的人。就像她所说的那样，羞愧和耻辱在我们的文化里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网站靠曝光丑闻得到蓬勃发展，它还滋生了许多相关产业，还有人靠处理这类事件赚钱。

人的同情心都到哪里去了？她在舞台上这样问道。她说：“我们需要的是一场文化上的革命。”

按照莱温斯基的说法，她是如今常见于生活中的网络欺凌的“首位受害者”（Patient Zero）。她并不是第一个例子，但它的影响力却是空前的。也就是说，它意味着，一夜之间，她从一介无名之辈成为了她口中“全世界公开羞辱的对象”。

芭芭拉·沃尔特斯说：“不夸张地说，她那时就算去餐厅点一份汤喝都会在第二天都会变成新闻。”沃尔特斯称，她和莱温斯基的访谈是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片段之一。

她的故事是政治和性的完美结合。“就像在看一本非常精彩的色情小说。”沃尔特斯说，“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故事不仅关系到她（莱温斯基），还关系到她的母亲、她的阿姨。”

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现互联网泄露性爱录像这种事，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戴安娜王妃在健身房运动时被隐藏摄像头偷拍；帕米拉·安德森（Pamela Anderson）和汤米·李（Tommy Lee）的蜜月性爱录像带在家中被窃，随即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非法拷贝。

莱温斯基在《名利场》杂志的编辑弗伊安德正在编写一本关于1990年代的书。他说：“莱温斯基事件就挑在这种侵略性文化的枪尖上。”

随后，事件很快开始蔓延。莱温斯基迅速被媒体塑造成了《华尔街日报》报道所称的“小妓女”。《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给她取了个“水桶腰肥婆”（"Portly Pepperpot"）的绰号。《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用“没头没脑”和“欲求不满”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她。

其他女人，也就是写自诩为女权主义者的女人，也骑到她头上。“我的牙科护理员看出她患有三期牙龈疾病。”美国作家艾瑞卡·江（Erica Jong）曾说。美国女权主义领袖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轻蔑地称她为“小蠢蛋”。

“它是一种严重针对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性羞辱。”另一位女权主义者、记者歌罗莉亚·斯坦能（Gloria Steinem）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她还在邮件中指出，莱温斯基在这起事件中还成了“极端右翼分子”攻击的目标。“我很感激（她），”斯坦能说，“感谢她有勇气回归公众的视线。”

如果莱温斯基事件发生在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它在网上的传播会更严重（或者说至少会变得更露骨）。“人们会把她的私人照片全挖出来。”法学教授、《网络仇恨犯罪》（Hate Crimes in Cyberspace）一书的作者丹妮尔·席特伦（Danielle Citron）说。但是相应地也会出现回击的平台：更多的渠道，更多不同的声音，Twitter上甚至还可能会有人发起#IStandWithMonica（我支持莫妮卡）的话题标签。

“如果事情发生在今天，那些认为她活该遭到公开羞辱的声音应该会微弱得多，”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研究互联网文化的新闻学教授克莱·舍基（Clay Shirky）说，“关键的变化并不是信息本身——在此之前，新闻媒体就曾对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性侵案做过多年大量的调查报道，人们也看得出来克林顿的否认有多荒谬——而是调动各方反应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莱温斯基可能最终会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来讲述她自己的故事。“我并不清楚，抗击网络欺凌具体要怎么做。”沃尔特斯说，“但至少她正在反击。我真的觉得，我们是时候给她一个机会了。”

TED大会的前一晚，莱温斯基按照习惯点燃蜡烛，在一张桌子上摆好玻璃制品，讨论应该戴哪条项链，然后预订了晚餐和茶。

到了晚上九点半她就会去睡觉，第二天早上五点起床。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艾米·卡迪（Amy Cuddy）约了莱温斯基在早上见面，她关于肢体语言的TED演讲曾在网上获得约2500万次的观看量。她们要一起讨论演说的姿势。

莱温斯基此行有一位来自洛杉矶朋友的陪同，顺路来祝她好运。她们俩此前从来没见过面。

莱温斯基坐在地毯上说：“如果一年前你告诉我，我要到TED去演讲，我会当着你的面笑出来。” 

她说话的时候看着自己的朋友。

“一年前……”她哽咽了，“你是知道的。实在是太难了。有几次我都觉得要撑不下去了。”

“我很感激能有这个机会，”她说，“我既惊讶，又感激。”

早些时候，我问过莱温斯基她打算通过TED这样的平台去完成什么目标。她反过来问我有没有看过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书《对丑陋人物的简单采访》（Brief Interviews With Hideous Men）。书里有一章的主题是苦难，讲述的故事是一个女孩从虐待中活下来的经历。

莱温斯基说，故事里那个年轻女孩忍受的遭遇非常可怕，但经历了这一切后，她意识到：自己能挺过去。

“一定程度上，这就是我觉得我的例子所能贡献的启示。”她说，“给正在经历人生中最黑暗时刻的人们潜意识中嵌入一个观念：在某个时间点上，有一个人曾经是世界上被羞辱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挺过去了。”

 

（译者：唐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