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贝多芬侄子监护战:放开我,抓紧我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贝多芬侄子监护战:放开我,抓紧我

为了争取好的结果,贝多芬动用了一切关系。他给上诉法院的法官写信,并私下拜会了法院的其他法官。此外,他还让朋友对上诉法院法官施压。无怪乎有人评论说,贝多芬只是将法律视作实现私利的工具,并进行投机取巧的利用。

作者:罗浏虎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博士候选人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无疑是音乐史上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在生命的最后数年,却卷入一起无休止的监护权争夺案。从1815年到1821年,贝多芬与胞弟遗孀乔安娜对侄子卡尔的监护权进行了几番拉锯战。

对于贝多芬而言,侄子由谁监护这个问题是异常重要的。

1815年11月,贝多芬的弟弟卡尔死于肺病。在临终前两天,卡尔留下了一份遗嘱,委请贝多芬担任9岁的小卡尔的监护人。卡尔希望哥哥能够在财政上帮助小卡尔,以免乔安娜照顾不好孩子。不过,这份遗嘱却引起了纷争。

起初,遗嘱的第一句是:“我指定我的兄长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与我的妻子担任联合监护人。”贝多芬坚持让卡尔将监护权只授予自己。贝多芬在一份日记中记叙到:“我不想在诸如教育孩子等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受这个坏女人的束缚。”

在贝多芬眼中,小卡尔的生母并不是一位好母亲。而从情感上讲,终生未婚的贝多芬打心眼里将小卡尔视为己出。小卡尔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意义,这促使贝多芬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夺走小卡尔的监护权。

在修改了遗嘱后,卡尔却发现,兄长对自己的侄子有较强的占有欲。贝多芬不仅想自己独揽监护权,更想把小卡尔带离他的生母。行将就木的卡尔起草了一份遗嘱附录。卡尔写到:上帝保佑吾妻与吾兄就吾儿之利益同心协力。卡尔希望兄长偕同乔安娜行使监护权。

然而,这份附录却成了贝多芬与乔安娜长达数年的监护权争夺战的导火索。

卡尔死后第四天,贝多芬就向法院申请将监护权授予其一个人。贝多芬认为乔安娜应被剥夺监护权。贝多芬打听到乔安娜曾在1811年被指控进行数起犯罪活动,故而向负责处理案件的法院申请调取相关指控材料。其中,乔安娜曾被指控盗用其丈夫的财物。1816年1月19日,法院支持了贝多芬的请求,贝多芬如愿以偿宣誓成为唯一的监护人。

乔安娜难以割舍母爱,时常偷偷的去小卡尔上学的地方看望小卡尔。学校校长写信给贝多芬要求其向法庭申请禁令,禁止乔安娜干预小卡尔的学习。在咨询律师后,贝多芬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颁布禁令,明确未经贝多芬准许,乔安娜不得探望小卡尔。

对此,贝多芬还是感到内疚的。他在日记中是这样陈述自己的心情的:主上,我已经竭尽全力,避免伤害弟弟遗孀,然而事与愿违。全能的主啊,只有你能够窥见我的心底,知道我为了亲爱的小卡尔宁可牺牲一切。

乔安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她向法院提起两个申诉。乔安娜在第一个申诉中提到,贝多芬并非称职的监护人,因为他耳聋,难以与小卡尔交流,健康状况糟糕,而且在对小卡尔的教育方面毫无章法。

这一申诉失败了。

1818年9月21日,她提起的另一个申诉却为法院所接受。贝多芬就庭审做了充分准备,他表示自己与侄子沟通很容易,自己很健康而小卡尔的学习成绩也很棒。法院据此驳回了乔安娜的申诉。

尽管贝多芬初步赢得了小卡尔的监护权,但是好景不长。有好几次,小卡尔跑回生母身边——这给了乔安娜重新向法院提起申诉的缘由。她向法院提交了一封来自小卡尔所就读学校校长的来信,以证明自己一个月才能见上自己儿子一面,就象一个偷偷摸摸的小偷一样。

1819年1月11日,法院举行听证会。贝多芬如临大敌,为了保住监护权,贝多芬想尽了办法。他试图让朋友帮忙把小卡尔带到国外去,并谋划着提前把监护权转给第三方,以避免监护权被法院剥夺。在贝多芬央求下,地方官员马蒂亚斯·冯·托施勉强同意担任共同监护人。但是,法院自然是不允许这种行为的。

法院就小卡尔的未来征求冯·托施的意见。贝多芬本来期待他会美言几句,不料他说最好的方式是使小卡尔远离贝多芬以及乔安娜。迫于法院的压力,冯·托施辞任监护人之职。贝多芬不惜与这位朋友割袍断义,并告知法院自己将恢复独任监护。

1819年9月17日,法院裁定解除贝多芬与冯·托施的监护人职责,并将监护权授予生母乔安娜以及另一位共同监护人。法院的理由是,小卡尔饱受贝多芬的束缚,而贝多芬关于乔安娜的坏评价都是源于未经核实的传闻。

遭此大败,贝多芬赶忙进行上诉准备。他聘请约翰·巴赫来出谋划策。巴赫是维也纳著名法学家,曾三次担任维也纳大学法学院院长。一开始,法院驳回了贝多芬的上诉,因为他没有提供新的事实来促使法院改变裁定。在巴赫的建议下,贝多芬向更高一级的法院上诉。

为了争取好的结果,贝多芬动用了一切关系。他给上诉法院的法官写信,并私下拜会了法院的其他法官。此外,他还让朋友对上诉法院法官施压。无怪乎有人评论说,贝多芬只是将法律视作实现私利的工具,并进行投机取巧的利用。

从结果上说,贝多芬如愿以偿。1820年4月8日,上诉法院撤销了一审法院此前的裁定,并将监护权授予贝多芬与其友人卡尔·彼得斯。小卡尔的生母被解除了监护权。

在得到法院的支持后,贝多芬马上宣布以后再也不让小卡尔见乔安娜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贝多芬大获全胜。乔安娜并没有放弃上诉,而小卡尔此后曾多次离家出走,回到乔安娜身边。

就这样,小卡尔极力想挣脱贝多芬的严厉监护,而贝多芬却始终不愿意放手。有时,贝多芬还与小卡尔动起手来。

1825年,19岁的小卡尔,决定参军。在小卡尔即将出发时,却发生了有人情味的一幕。在小卡尔出发前一个月,贝多芬病了,而小卡尔一直陪伺床边。在小卡尔出发的那天,贝多芬便起草了一份遗嘱,将所有财产留给小卡尔。

自打小卡尔离开,贝多芬的健康便急转直下。三个月之后的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病逝,得年57岁。终其一生,小卡尔终究没有活成贝多芬所期待的样子。

父爱如山,甚至走向偏执,小卡尔委屈地说“放开我吧叔叔”,贝多芬却说“抓紧我吧儿子”。贝多芬千方百计争夺侄子的监护权,甚至走后门,干预司法。贝多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法律与监护的无形牢笼始终无法禁锢母爱的召唤,反而压抑了孩子的天性。贝多芬侄子争夺案,既关乎法律,也关涉人性。

责任编辑:马蓉蓉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贝多芬侄子监护战:放开我,抓紧我

为了争取好的结果,贝多芬动用了一切关系。他给上诉法院的法官写信,并私下拜会了法院的其他法官。此外,他还让朋友对上诉法院法官施压。无怪乎有人评论说,贝多芬只是将法律视作实现私利的工具,并进行投机取巧的利用。

作者:罗浏虎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博士候选人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无疑是音乐史上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在生命的最后数年,却卷入一起无休止的监护权争夺案。从1815年到1821年,贝多芬与胞弟遗孀乔安娜对侄子卡尔的监护权进行了几番拉锯战。

对于贝多芬而言,侄子由谁监护这个问题是异常重要的。

1815年11月,贝多芬的弟弟卡尔死于肺病。在临终前两天,卡尔留下了一份遗嘱,委请贝多芬担任9岁的小卡尔的监护人。卡尔希望哥哥能够在财政上帮助小卡尔,以免乔安娜照顾不好孩子。不过,这份遗嘱却引起了纷争。

起初,遗嘱的第一句是:“我指定我的兄长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与我的妻子担任联合监护人。”贝多芬坚持让卡尔将监护权只授予自己。贝多芬在一份日记中记叙到:“我不想在诸如教育孩子等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受这个坏女人的束缚。”

在贝多芬眼中,小卡尔的生母并不是一位好母亲。而从情感上讲,终生未婚的贝多芬打心眼里将小卡尔视为己出。小卡尔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意义,这促使贝多芬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夺走小卡尔的监护权。

在修改了遗嘱后,卡尔却发现,兄长对自己的侄子有较强的占有欲。贝多芬不仅想自己独揽监护权,更想把小卡尔带离他的生母。行将就木的卡尔起草了一份遗嘱附录。卡尔写到:上帝保佑吾妻与吾兄就吾儿之利益同心协力。卡尔希望兄长偕同乔安娜行使监护权。

然而,这份附录却成了贝多芬与乔安娜长达数年的监护权争夺战的导火索。

卡尔死后第四天,贝多芬就向法院申请将监护权授予其一个人。贝多芬认为乔安娜应被剥夺监护权。贝多芬打听到乔安娜曾在1811年被指控进行数起犯罪活动,故而向负责处理案件的法院申请调取相关指控材料。其中,乔安娜曾被指控盗用其丈夫的财物。1816年1月19日,法院支持了贝多芬的请求,贝多芬如愿以偿宣誓成为唯一的监护人。

乔安娜难以割舍母爱,时常偷偷的去小卡尔上学的地方看望小卡尔。学校校长写信给贝多芬要求其向法庭申请禁令,禁止乔安娜干预小卡尔的学习。在咨询律师后,贝多芬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颁布禁令,明确未经贝多芬准许,乔安娜不得探望小卡尔。

对此,贝多芬还是感到内疚的。他在日记中是这样陈述自己的心情的:主上,我已经竭尽全力,避免伤害弟弟遗孀,然而事与愿违。全能的主啊,只有你能够窥见我的心底,知道我为了亲爱的小卡尔宁可牺牲一切。

乔安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她向法院提起两个申诉。乔安娜在第一个申诉中提到,贝多芬并非称职的监护人,因为他耳聋,难以与小卡尔交流,健康状况糟糕,而且在对小卡尔的教育方面毫无章法。

这一申诉失败了。

1818年9月21日,她提起的另一个申诉却为法院所接受。贝多芬就庭审做了充分准备,他表示自己与侄子沟通很容易,自己很健康而小卡尔的学习成绩也很棒。法院据此驳回了乔安娜的申诉。

尽管贝多芬初步赢得了小卡尔的监护权,但是好景不长。有好几次,小卡尔跑回生母身边——这给了乔安娜重新向法院提起申诉的缘由。她向法院提交了一封来自小卡尔所就读学校校长的来信,以证明自己一个月才能见上自己儿子一面,就象一个偷偷摸摸的小偷一样。

1819年1月11日,法院举行听证会。贝多芬如临大敌,为了保住监护权,贝多芬想尽了办法。他试图让朋友帮忙把小卡尔带到国外去,并谋划着提前把监护权转给第三方,以避免监护权被法院剥夺。在贝多芬央求下,地方官员马蒂亚斯·冯·托施勉强同意担任共同监护人。但是,法院自然是不允许这种行为的。

法院就小卡尔的未来征求冯·托施的意见。贝多芬本来期待他会美言几句,不料他说最好的方式是使小卡尔远离贝多芬以及乔安娜。迫于法院的压力,冯·托施辞任监护人之职。贝多芬不惜与这位朋友割袍断义,并告知法院自己将恢复独任监护。

1819年9月17日,法院裁定解除贝多芬与冯·托施的监护人职责,并将监护权授予生母乔安娜以及另一位共同监护人。法院的理由是,小卡尔饱受贝多芬的束缚,而贝多芬关于乔安娜的坏评价都是源于未经核实的传闻。

遭此大败,贝多芬赶忙进行上诉准备。他聘请约翰·巴赫来出谋划策。巴赫是维也纳著名法学家,曾三次担任维也纳大学法学院院长。一开始,法院驳回了贝多芬的上诉,因为他没有提供新的事实来促使法院改变裁定。在巴赫的建议下,贝多芬向更高一级的法院上诉。

为了争取好的结果,贝多芬动用了一切关系。他给上诉法院的法官写信,并私下拜会了法院的其他法官。此外,他还让朋友对上诉法院法官施压。无怪乎有人评论说,贝多芬只是将法律视作实现私利的工具,并进行投机取巧的利用。

从结果上说,贝多芬如愿以偿。1820年4月8日,上诉法院撤销了一审法院此前的裁定,并将监护权授予贝多芬与其友人卡尔·彼得斯。小卡尔的生母被解除了监护权。

在得到法院的支持后,贝多芬马上宣布以后再也不让小卡尔见乔安娜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贝多芬大获全胜。乔安娜并没有放弃上诉,而小卡尔此后曾多次离家出走,回到乔安娜身边。

就这样,小卡尔极力想挣脱贝多芬的严厉监护,而贝多芬却始终不愿意放手。有时,贝多芬还与小卡尔动起手来。

1825年,19岁的小卡尔,决定参军。在小卡尔即将出发时,却发生了有人情味的一幕。在小卡尔出发前一个月,贝多芬病了,而小卡尔一直陪伺床边。在小卡尔出发的那天,贝多芬便起草了一份遗嘱,将所有财产留给小卡尔。

自打小卡尔离开,贝多芬的健康便急转直下。三个月之后的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病逝,得年57岁。终其一生,小卡尔终究没有活成贝多芬所期待的样子。

父爱如山,甚至走向偏执,小卡尔委屈地说“放开我吧叔叔”,贝多芬却说“抓紧我吧儿子”。贝多芬千方百计争夺侄子的监护权,甚至走后门,干预司法。贝多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法律与监护的无形牢笼始终无法禁锢母爱的召唤,反而压抑了孩子的天性。贝多芬侄子争夺案,既关乎法律,也关涉人性。

责任编辑:马蓉蓉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